《血战台儿庄》影响有多大？程思远：统战好几年也抵不上一部电影

自从蒋介石败退台湾小岛之后，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就一直很微妙，为了促成两岸统一，祖国大陆做了许多努力，但仍波折不断，小心翼翼前行。

不过，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特殊事件，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有效地让两岸的关系逐渐回暖，那特殊事件便是《血战台儿庄》的上映。

当时看到这一情况，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统战工作的程思远，激动得差点蹦起来，他热泪盈眶地说：“统战工作好几年，也抵不上一部电影的作用啊！”

那么，《血战台儿庄》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竟让程思远发出如此感叹？

1982年的一天，曾指导过《西安事变》等历史电影的导演成荫，找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成荫此行的目的，是请求陈敦德配合拍摄“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

周总理在机场迎接李宗仁

早在1965年，这部电影的拍摄任务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当时，在我党的努力与感召下，李宗仁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党尤其重视李宗仁回国，因为这代表着我党在统战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此，周总理不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而且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而就是在欢迎宴会上，确定了拍摄“血战台儿庄”的任务。

在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总理，邀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的人士，其中就包括成荫。宴会时，周总理特地来给电影界的同志敬酒，接着便对成荫说：

“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

对于周总理的嘱托，成荫牢记在心，很快就做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台儿庄战役的作品。然而正当成荫着手台儿战役的拍摄时，特殊时期到来了，无奈成荫只能搁置拍摄计划，而这一搁置就是十几年。

直到1982年，成荫决定重启拍摄计划，并找到了陈敦德。

李宗仁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属于国民党桂系。而陈敦德也是广西人，并且进修完毕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单位——广西电影制片厂，所以让陈敦德配合拍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陈敦德听完成荫的请求后，立马就答应了。然而，不幸的是，1984年4月，成荫却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成荫去世后，陈敦德就接过了重担。

1985年，在大陆，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贡献的相关书籍不断问世，陈敦德敏锐地意识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来了，于是他郑重地向厂领导提出了拍摄台儿庄战役的建议。其实，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对于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实力并不强的小厂来说，并非没有风险。

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拍摄台儿庄战役！为了拍好台儿庄战役，广西电影制片厂领导派陈敦德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光远前来执导影片的拍摄。

两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杨光远还给陈敦德推荐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创作的剧本《血战台儿庄》。不过，此剧本好是好，但主角确实张自忠将军。

为力求真实，同时也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更结合改革开放的形势，陈敦德请求田军利和费林军能够把原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为主线。

田军利和费林军答应了，为改好剧本，电影主创人员去翻阅了许多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资料，并且还去拜访了很多与李宗仁有关系的人员。

这其中就包括程思远。

程思远曾经长期担任李宗仁的秘书，深得李宗仁的信任。1949年，李宗仁前往美国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香港。当李宗仁受到我党感召，产生想要回国的念头时，是程思远在我党和李宗仁之间，充当中间人。

程思远多次在李宗仁充满疑虑的时候，开解李宗仁，向他解释我党的政策，从而打消了李宗仁内心的怀疑。最后，在我党和程思远的不断努力下，终于促成李宗仁及其夫人，在1965年7月20日回到祖国。

程思远

此后，程思远先生便一直为我党做着统战工作，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当程思远得知主创人员的来意之后，十分高兴，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这部电影拍好了，可能会给统战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剧本的编写过程中，程思远提供了许多资料和意见，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程思远也一直很关心，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此同时，程思远还将此事报告给了有关部门，党和中央十分重视，在此过程中也提供了许多帮助。

比方说，当时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派出了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与拍摄，最后使得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感人。

《血战台儿庄》电影片段

而在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后，《血战台儿庄》终于拍摄完成了。而正如程思远先生所设想的那样，这部电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85年夏末，电影还在后期制作中，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便激动地想要一睹为快。即便电影主创人员再三表示，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但李幼邻却表示没有关系，他现在就想要看到。于是，李幼邻就观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血战台儿庄》，并且看了不到十分钟，他就泪流满面，哽咽着说道：“这个剧本写得很好，我很满意。”

李幼邻和李宗仁的合影

1986年，《血战台儿庄》在全国上映。每一个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无一不红着眼眶出来，甚至还出现了，观众集体为勇士致敬、默哀的动人一幕。大家都被片中那壮烈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人们对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华民族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

作为祖国大陆第一部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血战台儿庄》并不仅仅只是在人民大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很多原国民党军出身的将领，比如郑洞国、郑庭笈等，看完了影片也十分感动，他们再次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胸襟是如此的宽大！

《血战台儿庄》电影片段

此时，几乎所有做统战工作的同志，都敏锐地意识到，这部影片将成为统战工作的利器，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段时间后，《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次公映，一经上映，顿时受到了香港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进入前三名。后来香港的报纸评论说：《血战台儿庄》表现出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讴歌了民族魂。

当时，首映式上的香港观众，看完电影后都激动不已，其中有一位尤其激动，他就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

蒋经国

谢忠侯看完影片之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激动地说：“我刚才看了共产党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谢忠侯所指的“先总统”的正面形象，在电影中最主要的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军师长王铭章在战斗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了追悼会。当时日本鬼子的战机在空中扫射轰炸，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却依然神态自若、临危不乱，还发表了演讲。而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

蒋介石和蒋经国

蒋介石听了谢忠侯的话之后，心里感到十分震惊，他在电话那头马上对谢忠侯说道：“给我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很快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告诉他这件事。负责人听了也随即向上报告。中央自然是同意，批示：可以将此影片传至台湾。

然后，收到统治的关系电影制片厂，便复制了一盘《血战台儿庄》电影的拷贝，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给了谢忠侯。谢忠侯也快速把拷贝带回了台湾。

蒋经国拿到影片后，先和宋美龄观看了影片。看完影片后，蒋经国无不感慨地说：“从此影片看来，第一，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第二，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甚至就连宋美龄也一反常态地微笑了起来，后来还重复看了几遍。要知道，她是一位极度反共的人士，现在能对我们拍摄的影片表示赞同，还多次观看，这就说明，这部《血战台儿庄》确实拍得真实，她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人的胸襟。

蒋经国很快批准《血战台儿庄》在台湾上映，毫无疑问地在台湾也引起了剧烈反响，而且台湾的反响尤其热烈，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国民党老兵。

除此之外，蒋经国还决定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这是海峡两岸相隔多年之后，台湾方面首次开放与大陆的交流。

不难看出，两岸的坚冰开始悄然融化。

程思远

对于台湾方面态度的变化，我党的统战同志自然是看在眼里，大家都为这一变化而兴奋不已，尤其是程思远，他兴奋地说：“统战工作好几年，也抵不上一部电影的作用啊！”

程思远的这番话，并非没有道理。众所周知，统战工作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我方不断释放善意，可台湾方面总是有疑虑，双方的交流总是断断续续，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如今，台湾方面能有如此大的改变，不得不说是一次巨大胜利。

当然，也不是夸大《血战台儿庄》的影响，但它明显是促进这种破天荒举措的重要因素之一。

《血战台儿庄》上映后，海内外华人给予了普遍赞誉，说电影真实。而对于《血战台儿庄》的影响，电影主创人员，远远没有预料到，不过他们也确实很高兴。至于对电影的赞誉，导演杨光远是这样说的，

“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血战台儿庄》的成功不是偶然，它造成的深远影响也是必然，因为这是一部有态度、有深度和广度的好电影，表现了中华好儿女，面对敌人时的奋不顾身，更展现了共产党人宽广博大的心胸，以及共产党人客观对待历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