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白河沿岸，清朝时期的豫南水运有多繁盛

豫南有两条河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通过这两条河的粮食贸易也对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河南省通过白河和唐河与汉口的粮贸交易，不管在数量还是在规模上都高于另一个南运通道淮河水系上所进行的豫部两省间的粮食贸易。

经销粮食是当时活跃在南阳各城镇上的山陕商人的重要项目，他们不仅在各地开设粮店，从事粮食经营，而且还在各地开设作坊加工造曲。乾隆三年河南巡抚尹会一曾说：“臣查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大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之时，在于码头集镇广收麦石”。

光绪三年，山西灾荒，河东运城地方，‘商贾福辏，需粮甚多。该处“商贩凑备资本，分往河南南阳府之赊旗镇，及安徽颍州府六安州连界之陈州府属周家口等处，采买粮石”。

粮食贸易遍布各大城镇，贸易量也十分大。清朝时期南阳为南北要道，商业繁荣，出现了专营粮食的粮行，有专门装卸粮食的码头。

《源潭镇志》也写道：“清和民国时期，（源潭）输出以小麦、大豆、芝麻油为大宗，以唐河航运为主，牛车、手推车、肩挑为辅。民国年箭源潭镇有粮行多家，从业余人，源潭紧靠唐河，水运便利，粮食父易尤为兴盛。”唐河境内的帆船将境内粮食、棉花、油品及土副广品南运老河口、襄樊、武汉，然后将那里的工业品运抵境内或直上赎店、方城，盛时帆船达千余只。

粮食贸易最为繁忙的当数南部的襄樊港与张家湾港。据民国十四年《鄂北城镇概况》记载：襄樊港每年交易额米约万担，黄豆万吨，小麦、芝麻各万吨，杂粮约万吨，来自豫南、鄂北的土特产必须经本港转运，设有粮行多家，庆大、仁顺二家垄断整个粮食业，每到旺季六，七、八月），出粮食日达千石。

当时的粮食行栈按其经营形式和所在位置，有坡上粮行和河上粮行之分。坡上粮行一般做本地生意，粮食销行当地。河上粮行一般多做河下生意，粮食装船运销。交易品种以小麦、黄豆、高粱、芝麻、小米、香豆、豌豆等为大宗。河、坡粮行分为数帮，其中即有河南帮。

河南地区小麦、黄豆、杂粮、芝麻等经唐河，下运襄阳樊城，由当地粮商转手成交，经此地出口。一般年景黄豆出口约万石。张家湾港在樊城下游，南来贩运粮食、棉花的大河船，北来销售粮食、棉花的河南小船，都不必上溯到樊城。

因此，这里成为豫南农产品主要的集散地，其中经唐河水运，来自唐河、新野等县的小麦石黄豆石；高粱石芝麻石。唐白河流域输出的农产品占张家湾运汉口总运量的以上。在抗揮以前，仅粮食一项经唐白河运至张家湾港口的每年就有万担之多，故唐白河有“唐再万”之称。

据民国年《湖北实业月刊》卷二记载：“在唐河和汉水交汇处之张家湾，每年交易额为：黄豆二十万担，小麦、芝麻二十万担，其它杂粮约三百万担，棉花交易尤盛。”年，张家湾已有街粮行二十四家，河粮行十一家，可见当时粮食贸易的兴盛其与樊城港和下游的东津港在《平汉铁路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中把被划为一个经济属区。

该调查报告指出该港区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农副产品，货物来源半在鄂北，半在豫南，主要运往汉口。其中黄豆来自唐白河流域的唐县、新野、南阳等地，在张家湾水上交易，行销武汉。

小麦来自唐白河流域及襄东等县，在张家湾及东津交易，船运行销汉口。高粱来自襄北和河南新野等地，在张家湾、东津交易，船运行销汉口及钟祥、沙洋。

棉花贸易亦是如此，清代河南是北方重要的棉产区。棉花、棉纺织品成为集市贸易的又一重要商品。由于江南棉纺织业发达，因此每年南北棉、布交换量很

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所记的“今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鬻诸北”，说的就是木棉与棉布的南北交换。

同粮食贸易一样，唐白河成为豫南地区棉花运输的重要通道。唐河境内的棉花与粮食一样通过水运到达襄樊，河南南阳就有农户，年年种植干亩棉花，收成后“载往湖湘间货之”，当时的襄樊港棉花成交旺盛，成为港口的主要货种之一，拥有棉花行多家。

河南南阳的棉花常从襄樊转口运入“湖湘”，而南方的棉布也常从襄樊输往北方。棉花和布匹作为大宗货种在襄樊港甚至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张家湾港口的棉花贸易也十分兴盛，经唐河水运，来自唐河、新野等县的棉花，每年都有不少。

从唐白河贸易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来看，当时这两条河的交易码头是当地农户交易的重要场所，是当时豫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随着陆路运输的发展，两条河水量减少，两条河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再也没有往日千帆竞发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