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胡适对海内学人的酷评

在人们的印象中，无论是从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外表，还是从儒雅和善、落落大方的谈吐来看，胡适都是一个相当谦和的人，即便是政治立场或学术观点与自己有着重大分歧，他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进行激烈的指责和批评，力图相互尊重，存异求同，将个人友谊与政见、立场区分开，比如他与蔡元培的红学之争，比如他与陈独秀的公谊私交等，皆是可圈可点的典范之举。

现代奇人辜鸿铭爱发惊人之语，生前对胡适颇多不敬之辞，但胡适不以为忤，在其去世后，仍能比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他；“辜汤生先生死了。此老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他尽管嬉笑怒骂，也还不失为一个‘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个字，死后我这样评论他，似乎不失为平允。”（胡适1928年5月1日日记）胡适身后亲友弟子大量真挚深情的回忆追述文章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谦和并不等于丧失原则，宽容也并不意味着无端纵容。以胡适知人之精、鉴人之明，社交圈子之大，友朋组成人员之复杂，自然其月旦起人物来也并非一味都是褒奖之辞，只不过很多负面意见较少公开发表而已。

近读《胡适日记全编》，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它使人们看到了另一个胡适，一个更为真实、丰满的胡适。这里以他对国内学人的评价为例略做介绍。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像胡适这样终生坚持记日记的人可能有不少，但日记记得像他这样从军国方略到家庭细故，从世界风云到儿女情怀、内容如此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几乎能成为一部现代史的，则为数不多。因为内容丰富庞杂，蔚然大观，加上主人独一无二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胡适日记也因此具有政治、文化、学术上的多重价值。

不过，也正是为此，胡适日记受到了不少人的诟病，难免做秀、虚荣之讥。有些人认为胡适记日记既然是为了保存史料，传诸后世，写给别人看的，就必然会有所顾忌，缺少一份真诚，很难彻底吐露心声。

通观胡适日记，可以说这一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军国大事方面，有不少地方确实说得含含糊糊、欲言又止。不过，情况也并非尽然，一概而论，比如在臧否国内学人时，他还是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印象和想法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怒目金刚似的激烈言辞。

比如他对吴宓的批评：“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胡适1933年12月30日日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段话会出自一向平和儒雅的胡适之口。在当时，批评学衡派及吴宓的人有不少，但言辞激烈到如此程度、近乎漫骂者则不多见，这与胡适一贯示人的君子作风明显不符。

显然这种严厉的批评并非偶尔冲动之下的失言，几年后，他在批评另一位学人陈铨时又把矛盾指向了吴宓：“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书中有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邱长春（1208-1288），他还不知道《西游记》小说不是邱长春的《西游记》！他记长春生卒（1148-1277）都迟六十年，不知根据何种妄书！他又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一六二二年（实则生于1640年），山东磁州人’！真不知何以荒诞如此！”（胡适1937年2月19日日记）

这里且不管胡适对吴宓的评价是否客观公允，不过由此倒可见出，胡适并非总是谦谦君子，他也有怒不择言的时候，对一些人怀有很深的成见。其日记固然有公共话语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保留了私人写作的风格的，毕竟他在记日记的时候，不仅要面对他人，更要面对自己，否则记日记岂不成为一场纯粹的作秀，成为一种无端的负担。

其实，只要将胡适在日记中对某个学人的评价同胡适与其往来的书信相互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胡适在日记中的评价才是个人真实意愿的流露，因而也更具个性，用句时下流行的话说，也更酷，毕竟当面责人过于直接，没有回旋余地，听者自然难堪，说者也难以出口。

比如胡适对冯友兰哲学研究成就的评价。1930年，冯友兰将其《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给胡适请教，胡适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载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话说得很是委婉客气，看不出有什么不满之处。但翻开胡适日记就会发现，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时，胡适的话就说得就没有这么温和了。“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胡适1950年1月5日日记）

过了几年后，他对冯友兰的这一不良印象并未改变：“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胡适1955年1月24日日记）

虽然数年之间评价的并非同一本书，但书信与日记对一位学人评价的极大反差还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可见胡适日记虽然有做秀的成分在，但也不乏个人真实的想法和切身感受。

其实，即使是身边的朋友或自己很欣赏的人，胡适也都能如实地指出其不足，并不为刻意为其遮掩。话虽然说得并那么不顺耳，但于此倒可以看出胡适接人待物的诚恳和厚道来。

赵元任是其过往甚密的老友，胡适对赵元任评价极高，早在当年留学美国时，就对其推崇有加：“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胡适1916年1月26日日记）

二十多年后，胡适对赵元任依然十分敬重：“元任是个天才极高的人，学力还好。”（胡适1939年1月5日日记）

不过，他还是如实地指出了其不足：“元任是希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胡适1939年9月22日日记）

不管这是否真是赵元任治学的不足，但至少胡适本人是这么认为的，他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做得更好。

再如陈寅恪，他也是胡适所特别佩服欣赏的学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胡适不仅敬佩其学问，而且对其个人生活也很关心，多加关照，如其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百忙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乙千美金，请汉昇带给寅恪。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即便如此，胡适仍然指出其治学中的一些微疵：“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胡适1937年2月22日日记）

对此，曾有人认为胡适是吹毛求疵，属文人相轻之弊。其实，就胡适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来看，他的心理还没有这么阴暗，他不过是希望自己所敬佩的人更为完美而已。

总的来看，胡适月旦学人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不过，他也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他离开大陆到美国去做寓公的那段时间里，因为背井离乡，境遇不佳，心情特别郁闷，故对那些因政见不同留在大陆的学人颇多苛求之辞，像郭沫若、陈垣、冯友兰、唐兰、蔡尚思、沈尹默等人，他都在日记里程度不等地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

如他评唐兰，多为挖苦讽刺之语：“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aug.，29），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aug.，31）‘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胡适1949年11月21日日记）

有时候胡适的言辞还相当尖刻，如他评述沈尹默批判自己的文章：“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胡适1952年1月5日日记）

平心而论，胡适过于严厉的指责固然有很多情绪在，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在他所批评指责的这些学人中，有些先前与胡适曾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但是1949年被迫进行的政治选择使他们转眼间从朋友成为敌人。

其后在中国大陆，胡适成为官方竭力批判、着意抹去的洪水猛兽型人物，批判声势之浩大，使那些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自然就会有人不惜往胡适身上泼脏水以求自保。不可否认，很多批判文章系奉命表态而作，颇多扑风捉影、无中生有之谈。

1949年后，胡适对大陆学界的动态十分关注，面对这些学人的突然变脸和无端指责，胡适自然不会高兴，他在日记中的大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对有些批评他也是能够给予谅解的，比如他评顾颉刚：“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胡适1952年1月5日日记）由此也不难看出胡适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