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风气”

章学诚把后世之学在不同“时会”下的不同表现称之为“风气”。三代以上官师政教未分，当然就不会有“风气”的循环。“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见仓修良，第712页)可见，“风气”是理想状态丧失的产物。官师政教必然分而为二，“风气”循环也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教”从“政”中分离出来的实质是“学”从“道”中分离出来。它意味着独立于圣王之“行事”的知识出现。

古代圣王政教和当下人类生活都变成了知的对象，而非知(与行合一的知)自身。理想中的古代政教统一体一旦瓦解，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必然发生种种分化，必然因“时会”不同而产生出种种形态和样式———这即是“风气”。

倪德卫认为章学诚的“风气”论是“对他在后经典时代的历史中道的解体的概念的最后提炼”。(参见倪德卫，第118页)这一看法似是而非。“道的解体”显然是对章学诚历史形上学的一个误读。章学诚所列举的“训诂”“文辞”“义理”三种“风气”，被倪德卫解读为依次“循环”着的“时代精神”。(同上，第117页)

山口久和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章学诚只是指出了三种知识类型。(参见山口久和，第143－145页)如果仅从“学”(对“成象”的“效法”)来看，山口久和的说法固然正确;但如果从道体之“成象”这一面向来看，则倪德卫“时代精神”的说法未必全无道理。

只不过倪德卫太过依赖章学诚本人的语辞，没有考虑到“循环”这一说法所导致的理解上的偏移。

山口久和批评倪德卫，认为后者的“时代精神循环论”把章学诚的学术意图完全理解错了。他自己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猜测:章学诚要构想一个宏大的综合性的学术体系，这是一个兼容训诂、文辞和义理的知识类型，章学诚试图借此恢复三代之知。(同上，第144页)山口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或者给出可靠的证据。

实际上，章学诚本人的论述并不支持山口的看法。章学诚的确试图超越“风气”，但是他强调通过自识和反思来超越“风气”，而非运用综合和复古的方式。追逐时尚和喜好声名乃是多数人的普遍倾向。

如果学者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自省，就往往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种种扭曲的看法。对于学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认清自己。“自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天质”(“得于天者”)究竟何在。正确的求学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效法”道体之“成象”的过程。它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见仓修良，第712－713页)通过“博览”来检验自己的兴趣究竟在哪个方向;尝试着从这个方向进入学问以求得性情的安适;然后会通其他的领域以最大限度地扩展所知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里，量的扩充被置于发现兴趣和安适性情之后。这意味着，就所从事的学术而言，兴趣所在和性情所适都远比见闻的广博更为重要，更具优先性。可是，学者往往不是这样。他们不管自己的“天质”如何，性情怎样，一味地逐时尚去“徇风气”，以众人的毁誉作为判断自己学问得失的标准，最终也就令其得之于天的资质日渐消褪了。

章学诚把顺应“天质”和追逐“风气”对举，这是否意味着“天质”和“风气”的截然对立呢?当然不是。“天质”和“风气”无不是道体所成之象，只不过同源而异形罢了。“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辞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同上，第713页)人的“天质”分为才、学、识三种;它们表现为人的天性(或者潜能)就是“作性”“记性”和“悟性”;三种能力各自发挥出来就是辞章、考订、义理。“记性”积而成学，对于学的强调使考订成为“风气”;作性积而成才，对于才的张扬使辞章成为“风气”;悟性达而成识，对于悟性的推崇使义理成为“风气”。任何一种“风气”都根源于人的一种“天质”。“天质”是因;“风气”是果。“风气”是“当然”;“天质”乃是“所以然”。学者不应该去追逐“风气”，而应该首先搞清楚自己的“天质”。“风气”是某些人的天性或者潜能(“天质”)在某种特定的“时会”之下集体得到发挥和释放。

因而，在某种“风气”之下，特定天性的人才可能获得人们的欣赏和赞誉，其他天性的人则会受到人们的非议或者诋毁;而“风气”变化之后，对人的毁誉也随之变化，在前一个时代享有盛誉的学者，在后一个时代也许就会成为众人诋毁的对象。众人的毁誉取决于外在的“风气”，而人们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天质”去适应“风气”，所以，学者不应该刻意追求众人的赞誉。

他人的毁誉随着“风气”的改易而变迁，一时的美誉不具有永恒价值，因而也不值得去追求。如果一个人以众人的毁誉作为判断自己学术成败的标准，这既是对于自己追求声名的心态和动机缺乏应有的节制和反省，又是对于自己得之于天的资质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珍惜。要克服“风气”，首先要戒除名心。

同时，必须深刻认识“风气”和“天质”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天质”。“夫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专其一则必缓其二，事相等也”。(见仓修良，第713页)“风气”偏而不备;“天质”曲而不全。

前者是学人集体的“偏”，后者是学者个体的“曲”，两者都不完备、不圆满。就不完备和不圆满而言，时代的“风气”和个人的“天质”似乎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究竟是顺应自己的“天质”，还是追逐时代的“风气”，性质和结果却完全不同。“然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同上)顺应自己的“天质”，就是发展了天之所予的“良知良能”，自然也就容易入道、得道;如果一味地追逐“风气”，就是丢弃了天之所予的“良知良能”，其结果只能是相率而入于伪。一个人应该努力发现自己的“天质”，并且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天质”，他才可能摆脱“风气”的困扰，找到自己洞察和领悟道体的最佳方式。

由此可见，人对于自己“天质”的发现和对于外在“风气”的超越，实际上已经天然地包含在他求道的过程之中了。

换言之，只要一个人秉持“求端于道”的信念，那他一定会主动地发掘自己的“天质”以摆脱外在的“风气”。“苟知求端于道，则专其一，缓其二，乃是忖己之长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也;扩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同上)人在发现和发挥自己“天质”的过程之中，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可能和限度，从而也就理解了他人的可能和限度。

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可能和限度，才有可能克服种种由“风气”而生的傲慢与偏见。

人只有理解他人的可能和限度，才可能由一种类型的知识活动“因此而及彼”地通达其他类型的知识活动。

可以说，正是“求端于道”的信念，使人们发现了自己特殊的天性和潜能，从而也看清了他人的天性和潜能。当人自觉地发现其天性和努力发展其潜能的时候，外在的毁誉和“风气”的盛衰就可以全然置之度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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