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东方：接收上海，4.5万旧人员安置问题，为何惊动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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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为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

下午3时，陈毅带着潘汉年、宋时轮等人来到上海市府大楼，在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坐在市长的座位上，潘汉年等坐在旁边。

1、陈毅市长上任

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在接管干部的陪同下走了进来，陈毅微笑着同他握手，谦和地招呼他坐在市长公桌的对面，宣布举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

赵祖康将旧上海市政府印信上交陈毅市长，陈毅接过印信并简短致词：

“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

接着，陈毅又向原市府全体职工发表讲话，希望他们“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办理移交，协助接管，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陈毅、潘汉年等市领导发动群众做好政府工作，并带头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取得群众的信任。

解放伊始，陈毅在百忙中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陈叔通、颜惠庆、黄炎培、陈望道、沈尹默、周善培等著名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体现了礼贤下士之风。

市府陆续召集各阶层代表人物会议，邓小平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

1949年5月31日，上海工人在大光明电影院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成立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饶漱石、陈毅出席，陈毅的一句“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来了”，使在场的工人们热烈鼓掌，热泪盈眶，“亲切感，激动感，荣誉感，使命感，阵阵地通上心头”。

6月2日，市政府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与会代表会前惴惴不安，不知道共产党将怎样对待他们。

陈毅在会上解释了政策，他豪爽幽默，诚恳随和，谈吐风雅，使代表们疑惧尽释，如坐春风。

6月5日，市府邀集文化界代表座谈，到会162人，陈毅在会上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他讲话之后，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学者也发了言。

据说从此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迷”。为了进一步与工商界打交道，陈毅、潘汉年等还应邀出席了刘靖基、荣毅仁等老板的家宴。

2、与各界人士交朋友

当时有的干部认为，去资本家家里吃饭会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

陈毅说：

“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反动派，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

他带头去了，结果在工商界的上层人土中反响很好。有的说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这样有人情味，有的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潘汉年是个老上海，解放初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十分善于与各界人士沟通，许多党外人士把他当作好朋友。这些举动拉近了各界人士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

为了进一步赢得各界人民的支持，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后一年内召开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于1949年8月召开，时值反封锁高潮，会议以讨论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号召推行六大任务为主题。
第二次会议在同年12月召开，当时中央号召克服财政困难，会议以讨论推销折实公债与处理私营企业的年终奖为主题，并成立上海市协商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于1950年4月召开，当时经济困难已达到相当程度，会议以讨论维持和恢复生产，度过困难，走向好境为主题，并决定组织私营企业的劳资协商委员会。

前两次会议的代表是政府指定的，第三次会议的大部分代表是选举产生的。

这些会议对于沟通政府和人民的意见，鼓励人民对前途的信心，推行政府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3、发动群众

要发动群众，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

上海解放后第四天就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随后三个月中，这个委员会以党的干部为骨干，广泛吸收职工代表，成立了103个工作组下厂协助工人组织工会。

在有基础的地方，通过解放前的地下组织，如人民保安队、护厂队、工人协会、职员协会等，加以巩固并扩大，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基础薄弱的地方，组织工人临时代表会，吸收各部分工人参加，使积极分子与各部分工人团结在一起，以备将来的民主选举。

在过去只有帮会和旧工会组织的行业，如旅馆、浴室、手工业、餐饮业等，因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将原帮会或旧工会头面人物进行教育改造，然后用半年左右时间，召开各级工人代表会议，选出上海总工会、各工厂工会、产业工会，并在一些主要工商业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办事处。

上海工人迅速组织起来了。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发展得很快。

截至1950年5月，上海共101.7万职工中，已有工会会员81.6万。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拥有团员5万多，学生联合会有成员12万多，上海民主妇女联合会有会员30万多。

工商界也被逐步纳入组织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成立统一的工商业联合会是政府和工商界双方共同的要求。政府方面，对工商界原有的组织如同业公会等，采取稳重的态度。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工商界人士协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于1949年8月26日成立，其常务委员会由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卢绪章等23名人士组成。

在这些新的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解放前的大部分社会组织如帮会、同乡会等则萎缩消亡了。党和政府逐步实现着对各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

人民政府还以廉洁奉公的实际行动和强大的宣传力量，向人民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激发爱国热情。

上海人民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动荡、屈辱和痛苦之后，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中国的新生、上海的希望。他们真心愿意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接受领导，共同建设新中国。

原来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如上海工人或民间艺人，在解放初期他们的物质生活并没有马上得到改善，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工作依然辛苦，但工作已不仅仅是谋生，已被赋予新的意义，那就是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他们因此而热情高涨。

一些海外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如谢希德、曹天钦、赵忠尧、高怡生等，从各种渠道得到了国内解放后的情况，为了参加祖国建设，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克服种种阻力回到上海。著名工商业者刘鸿生、周作民、徐国懋等，也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从香港回到上海。

通过以上一些工作，人民政府将影响力深入到工厂、学校、机关、里弄各基层单位，基本实现全民动员，成功地开展了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劳军、公债劝募等各项运动，克服了解放初期的种种困推。

4、公职人员任用问题

然而，在利用政府机构进行城市的日常行政管理方面，人民政府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人民政府的新机构是在旧上海市政府的基础上草创的：

秘书处人事处是在对原秘书处和人事处作相当大的改造后建立的；行政处是改造了原来的总务处；交际处是由原交际科扩组；外事处是原外事室的扩大；房地产管理处是由原中央信托局房屋地产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及中央银行产业财务科所并组；高等教育处接管了原教育部所辖专科以上学校，为新设机构。
新闻处是合并了原新闻处和社会局新闻杂志管理处扩大而成；劳动局和工商局是拆散原社会局后所分建；直接税局本属原财政部管辖，现移归市府；人民法院是改造了原司法机关后重建；民政、公安（原警察）、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工务、地政各局，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逐步予以改造。

要让这些刚刚成立的机构正常运行，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学习、调查、整顿、改造。但是上海市的领导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做这项工作，他们忙于完成中央下达的紧急任务，克服接踵而至的各种困难。

由于机构建设滞后，因此，政府机构在第一年的工作中暴露了制度和干部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制度方面，市府各机构长期缺乏组织规程和工作条例，领导也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布置，机构重叠，分工不明。在工作中出现拖、拉、推、公文旅行、本位主义等现象，影响人民政府的威信。

各单位之间协调很差，虽然努力工作，但效率低下，陷入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区一级政府迟迟没能建立，使教育、税务等工作不能深入。

干部的问题，是业务素质差。到1949年年底，市府所属各单位(近郊和公安局未计在内)共有干部14492人，内留用旧员11426人，原地下工作者和新参加的社会干部570人，老解放区干部2496人。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老解放区来的干部。

各类干部的一般特点是：

“老解放区来的是比较能守纪律，刻苦、努力，但缺点是业务知识差，对城市工作不习惯，个别并有自视过高或过低的两面偏向。少数个别也曾有闹地位、不安心工作现象，甚至享乐腐化犯纪律也不是没有。仍需加强教育，严整纪律。
地下或社会干部，知识水准较高，但数量太少，他们的政策把握和纪律性则比老解放区干部差，生活亦较松懈。
旧员一部分尚肯学习求进步，一般的吃饭观念很强，服务精神低（反轰炸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贪污腐化亦以旧员为多，并有自以为懂的东西强，而看不起农村来的老干部。
又各种干部对业务的钻研功夫一般都很差，旧员随随便便，老干部不重视、不习惯。”

干部的不适应影响了政府机构的业务正常开展。

总之，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在工作方式上，偏重全民动员和统一战线，相对忽视了政府机构职能的运用和改善。全民动员的工作方式对机构职能产生了正负双重影响。

正的方面是赢得群众对政府的支持，负的方面是分散了干部精力，耽误了日常行政事务。

5、接收旧人员的方针

旧人员的处理体现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也影响到政府的工作方式。

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了20万多旧人员，原官僚资本企业和各类学校的旧人员基本维持原状。

在上海解放时，市政系统旧人员除少数逃走外，绝大多数还在原岗位上，准备好移交清册，静候接收。

从原人事处的表册来看，旧人员中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者为数不太多，秘书处占34%，地政局占18%,工务局占10%。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较少。

旧人员大多依靠薪俸为生，但薪俸甚薄，局长级月薪折实两石四斗米为最高，小职员折实八斗米，因此多数人的生活处于匮乏状态。

他们的基本要求就是“生活”、“吃饭”，希望保住饭碗。

1949年6月下旬，接收清点工作已基本完成，上海市政府开始处理旧人员，决定采取留用与集训作为初步处理方法。

集训是由各局将不留用的旧员集中起来，给他们上课，进行政治教育，教材由市府印发。计市府各处留用50余人（不包括工人），受训约300人；教育局留用50余人，受训163人；民政局留用143人，受训113人；工务局留用约770人，受训300人；公用局留用360人，受训180人：旧警察共1.3万余人，进行轮训；法院及监狱共2000余人，受训约900人。受集训的人员，后来整编时多数成为遣散的对象。

6、精简整编旧人员出现的问题

这时，国民党封锁给上海经济和政府财政造成的困准日益增加，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缩减开支，华东局于8月17日公布了机关部队整编节约方案。

该方案的措施之一，便是处理京沪杭各大城市的旧员工，其办法是：具有专门技术及工作能力者，予以留用。

“大批具有相当技术及工作能力的旧员工，应尽量动员集中，由教育机关率领下乡进行训练改造，以便将来分配到各县区及农村参加各项建设工作。
其直系家属，留沪无法谋生或无法返回本籍生产者，经审查属实，得随带下乡，由公家贴补必要生活费用，并扶助其逐渐达到生产自给。凡不愿参加受训者，可发给一个月薪资，遣散回乡生产”。

无一技之长的一般冗员，遣散回乡，发一个月薪资。毫无能力、凭关系领取干薪者，予以裁革，不发遣散费。

个别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开除法办。

这个方案公布后，上海迅速实施。

先是动员旧人员下乡工作，但住惯大城市的人自然不愿去乡下，而且家属生活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这个办法没有成功。后又准备将他们组织起来送到乡下学习改造，以便将来在农村分配工作，仍然碰到上列问题而中止。

既然不愿下乡工作，只能就地遣散。遣散的办法多种多样。有的公开动员令其辞职转业，有的暗示其自动辞职转业。人民法院遣散旧人员的办法是，张榜公布名单，不在榜者表明已经遣散。

公安局某分局采用自报公议、投票选举或举手表决方式遣散之。两三个星期内，市政系统裁减了8541个旧人员。

由于这次裁减过急过猛，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而受到中央批评。

毛泽东说：

“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

中央要求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财政困难可用降低待遇的方法解决，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也注意到了裁减过程中的偏差，于8月31日发布《关于处理旧员工的应行注意事项》，要求对于已裁减者进行登记处理，规定凡已被裁减之旧员工，确实生活无着，得向原机关登记，由原机关根据不同情况，或予召回，或设法妥为安置。

9月10日，上海市委又发表谈话督促登记工作。到12月底，共有2975人前来登记，占被裁总数的34.9%。到1950年4月，这批登记人员中，召回1694人，资助转业150人，帮助回乡生产70人，救济补助112人。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由于裁减过程中的偏差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至1950年4月，市政系统接收的旧人员中留下38331人（包括工作和集训者)，约占接收总人数84.65%；已转业或遣送回乡生产者4675人，约占10.3%；因劣迹被开革或免职者787人，约占1.75%；因其他原因停职者2000余人，约占5%。

大多数旧人员的饭碗被保住了，团结了一批可以团结的力量。旧人员的大量留用，有利于政府发挥其机构职能，缓解人民政府全民动员的工作方式与日常行政的矛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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