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文章丨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现状、问题及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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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宏波律师

摘要：从最高检发布的三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目前具有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从宽幅度相对较大及合规整改模式多元的特点。现阶段，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着合规激励对象泛化、出罪理论支撑不足及法律依据欠妥的问题。下一步，可以从合理限定企业合规的激励对象，准确定位企业合规的属性以及增设新类型不起诉的方法，完善、健全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发挥企业刑事合规的积极价值。

关键词：企业合规 刑事合规 激励对象 从宽情节 附条件不起诉

自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探索之路已经走过两个春秋。期间，为规范企业合规体系建设，贯彻落实改革工作，最高检、司法部等九部门于2021年6月3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同时，最高检也先后发布了三批，共计十五件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开创性改革，如何让企业合规制度全面普及、推广，我们不仅需要通过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发现问题，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更要从理论层面，高屋建瓴，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在此，笔者以最高检发布的三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期望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总结出我国企业合规适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

一、我国企业刑事合规适用现状的特点

为依法督促涉案企业建立合规体系，有效落实合规整改，最高检先后于2021年6月3日、2021年12月15日及2022年8月10日发布了三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刑合规地适用用现状，也可以从这些现状中看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特点。

（一）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从发布的三批典型案例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几乎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除一件重大责任事故案属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外，剩余十四件案例分布于刑法第三章及第六章多个小节，罪名涵盖了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及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同时包括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及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此外，十五件典型案例在激励对象上，不仅涵盖涉案企业，同时也包括企业的负责人、主管人员，甚至于出现了企业主管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进而对该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情况。

（二）从宽幅度相对较大

从处理结果上，可以将十五件典型案例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涉案企业及自然人均被不起诉，共九件；第二类，涉案企业及自然人均被起诉至法院，但都被从宽处理，共四件；第三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督促公安机关对涉案企业撤销案件，共一件；第四类：涉案的企业被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但自然人被起诉到法院。从以上四类处理结果看可以看出，目前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及自然人的从宽幅度相对较大，基本上只要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经验收合格后，涉案企业及自然人均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结果，其中被不起诉处理的比例更是多数，占到60%以上。

（三）合规整改模式多元

从刑法激励机制层面来讲，涉案企业通过贯彻落实合规计划以获得从宽处罚，正是企业合规制度引入我国的本意。从发布的十五件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整改模式较为多元。其中，多数典型案例均是确定一定期限的合规整改期，整改期内经验收合格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也有一些案例，如深圳X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鉴于涉案企业风险点及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较为复杂，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阶段性整改完成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与此同时督促企业继续进行合规整改，以确保合规整改取得实效。另有案例，如张家港市Ｌ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则是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以实现行刑衔接。

二、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的问题

（一）合规的激励对象泛化

关于企业合规的激励对象，有学者明确提出，“在西方国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结局是：放过企业，不放过企业家。在我国，从检察机关目前所开展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来看，其最终目的似乎是：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企业家”。这一点从目前发布的三批典型案例可以明显看出。在处理结果上，企业及自然人均被不起诉的案例共九件，企业及自然人均从宽处理的案例共四件，占到典型案例的90％，仅有一件案例是将自然人起诉到法院，而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换言之，从合规激励对象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红利”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时也惠及到企业家（自然人）。

当然，这种现实局面有一定的国情因素，毕竟我国小微型企业偏多，在治理模式、业务规模等方面与大中型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这一类型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其负责人、主管人员的依赖性较强，单位意志与自然人意志较难分辨，如果在企业合规激励对象的适用上严格遵照“放过企业，不放过企业家”，其结局无异于“没有放过企业”。但笔者认为，即便存在现实的国情因素，我们仍需要对这种企业合规激励对象泛化的现象保持警惕，尤其是在企业并未被作为追诉对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其适用合规考察，并以企业的合规建设作为放过‘企业家’之理由，既有悖企业合规的基本原理，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二）出罪的理论支撑不足

从犯罪论的角度来讲，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依次经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及有责性的检验，但上述犯罪论体系，主要是以自然人犯罪的行为模式而建构。虽然各国在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上，基本沿用这套检验模式，但在面对企业刑事合规时，不免出现新的难题。也即，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或合规整改，可以获得出罪效果的实质理由到底是什么？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及有责性的角度，“企业合规”究竟阻却了哪一个要件？尤其是在企业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被立案调查甚至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此时进行的合规整改无异于犯罪之后的补救行为，既然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并造成损害后果，为什么企业的事后补救行为可以获得出罪的效果？如果不能妥善解释，仅仅依靠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而出罪，恐怕难以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是以自然人为基本对象构建的，无法有效地为规制企业法人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规范依据。按此理解，既然现有的犯罪论体系无法有效解释企业的入罪问题，那么在出罪问题上自然也是解释力不足。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在现有理论框架下为企业合规的出罪寻找理论支撑，其中，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刑事合规设定为企业刑事责任的积极抗辩事由，也有学者从主观过错免除模式、法定管理义务履行模式、合规考察免责模式，分别论证了企业合规的三种模式。但主观罪过也好，法定管理义务也罢，主要针对的是监督管理类的过失犯罪，在面对第三章、第六章大量的故意犯罪，恐怕仍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此外，通过引入“组织体责任论”的路径来论证企业合规出罪的正当性，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有力观点，笔者也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更有解释力，但毕竟“组织体责任论”的概念尚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可，且在如何判断单位独立意志等问题上尚存分歧，目前将其作为企业合规出罪的主要理论依据，恐怕效果有限。

（三）出罪的法律依据欠妥

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实施现状来看，“企业合规不起诉”可谓高频热点词汇。从最高检发布的三批典型案例也不难看出，经过一定合规考察期整改的涉案企业，绝大部分都会被检察机关处以相对不起诉，不可否认，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现行法律框架之内的最优选择。但存在的未必合理，合理的也未必合法。即便从实践效果看，我们对这种相对不起诉的广泛适用持肯定态度，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无法回避，那就是涉案企业因合规整改而适用相对不起诉的合法性充分吗？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前提是“犯罪情节轻微”，但纵观最高检发布的三批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其中不乏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涉案金额高达560余万元的案件，此类案件恐怕难以归入“犯罪情节轻微”之列，但在推行企业合规制度的大背景下，也被适用了相对不起诉，出罪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值得商榷。

此外，将企业合规整改与相对不起诉制度衔接，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最高检发布第二批典型案例时，特别强调了“在普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下”有序开展企业合规改革工作，但自然人认罪认罚，以悔罪态度与表现获取从宽处理，并没有整改、考察、验收之说，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也没有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那么涉案企业如果本就犯罪情节轻微，完全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而目前将认罪认罚从宽、企业合规整改及相对不起诉杂糅在一起适用后，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本可以直接认罪认罚而适用相对不起诉的单位犯罪，反倒增加了合规整改、考察及验收环节，存在叠床架屋之嫌，也不符合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规则。

三、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进的方向

（一）合理限定激励对象

企业刑事合规，抛开概念表述上的差异，其本质是为避免因企业或企业员工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刑事风险与责任，国家通过刑事政策上的正向激励和责任归咎，推动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公司的刑事风险，制定并实施遵守刑事法律的计划和措施。因此，企业刑事合规建设及激励对象主要应当是企业，即便是考虑到我国小微型企业偏多的现实国情，将激励对象扩展至企业实际负责人、经营者等自然人身上，也应当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限定。否则，泛化企业刑事合规的激励对象，不仅偏离了企业合规制度改革的本意，同时也无助于我国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合规体系。

虽说国家不同，利益的内涵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政策”无外乎是“政治”，但刑罚制度不应当是政治的产物。因此，企业合规制度激励对象如何选择，不应当只是一种刑事政策的功利性选择，应当有充足且恰当的理由。笔者认为，既然企业建立、健全合规体系的本意在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化监管，那么企业合规激励对象应当围绕此目的充分展开。考虑到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的认定，一方面考察是否以单位名义，是否体现单位意志，另一方面考察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此可借鉴上述认定逻辑，对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对象的自然人范围进行限定。具体而言，如果企业的行为已经构成单位犯罪，那么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双罚制”下，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自然可以纳入合规激励对象范畴中。而对于那些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自然人犯罪，能否作为合规激励对象，需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诸如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十家机关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规定，“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既适用于单位犯罪案件，也适用于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关键技术人员等重要生产经营人员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个人犯罪案件”。该意见将合规激励的自然人范围限定在“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个人犯罪案件”，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同时认为，在实践中应当提出更具体的判断标准，诸如企业中的自然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虽未体现单位意志，但属于为了单位利益或者客观上为单位谋得了利益，那么可以考虑纳入激励范畴当中；相对，不能仅因为企业中的某一自然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较为重要，或是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就通过对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方式，对该自然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准确定位合规属性

正常来讲，刑事合规制度旨在促进企业事前建立合规管理制度，预防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合规限于犯罪行为发生前实施的管理措施。然而，强化企业内控的政策需求使得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亦即，犯罪行为发生后建立的合规管理措施也可能成为刑罚裁量的影响因素。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里的“刑罚裁量”影响因素，在我国推行企业合规制度过程中，正逐渐演变成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这一点从最高检发布的十五件典型案例中，涉案企业因落实合规整改而不起诉的案例数量便可窥见一二。

按理说，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且验收合格之后，不是不可以对其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企业合规改革过程中，大批量地对涉案企业及自然人适用不起诉这种的出罪处理方式，在理论上如何进行合理解释，至今仍是难题。笔者认为，对此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上，充分借鉴“组织体责任制”，从涉案企业本身的规章、制度、政策等方方面面对单位的独立意志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涉案企业与企业中自然人责任的有效分割，为办案机关对企业及自然人作出不同的处理奠定基础，避免自然人因涉案企业合规而轻易被不起诉带来的理论质疑。另一方面，应当对企业合规的属性进行准确定位，尤其是考虑到企业实施合规整改后的法律效果不限于不起诉，仍有部分案件被移送至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企业合规解释为一项法定从宽情节，类似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的法律效果只是从宽而非出罪，企业合规整改同样如此。当然，这里的从宽幅度可以根据企业合规整改的效果，并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后果、情节等因素，最终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企业合规与不起诉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利于在理论上进行合理解释，也便于企业合规制度全面推广适用后，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出更加合理的处理意见。

（三）增加附条件不起诉

虽然我国目前在企业合规问题上，普遍通过相对不起诉的方式对涉案企业及自然人从宽处理，但如前所述，这种处理方式从法律上、逻辑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陈瑞华教授明确指出，与传统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不同，检察机关适用合规不起诉的主要理由不是行为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可以免除处罚，而是企业在积极配合、有效补救的前提下推行企业合规计划，对其管理制度进行了认真整改，消除了企业管理上的制度漏洞和隐患，对于企业再次犯罪进行了有效的预防。

由此可见，涉案企业通过合规整改获得从宽处罚，其从宽理由与相对不起诉的从宽逻辑并不相同，虽然目前以相对不起诉的方式变通处理可谓权宜之计，但终归不是万全之策。鉴于涉案企业通过一定考察期的合规整改，进而获得检察机关不起诉处理的逻辑结构与附条件不起诉更为相近，因此有学者指出，应当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企业，也即，在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及未成年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增加企业合规不起诉。目前，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具体方案，指出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企业合规的重要刑事程序激励，合规是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裁量情节，有效的合规计划是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条件。据此，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合法性问题，最终仍需要通过立法程序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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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杨帆．企业合规中附条件不起诉立法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3）

律师简介

郑宏波律师

辽宁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沈阳市律协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专业领域：刑事辩护；刑事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