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光，何以照亮中华文明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脉，经简化规范后的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充分认识汉字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何尊，西周早期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何尊腹底刻有铭文122字，记载了周文王受命、周武王灭商、周成王完成周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宅兹中国”的铭文被认为是“中国”二字作为词组最早的出现。（图片来源：河南省文物局官网）

一、中华先民走出蒙昧、走进文明呼唤文字的到来

中华先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繁衍进化，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保存着距今170多万年至1万年间人类演化接近完整的文化序列，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先民们在征服和改造自然中劳动成长，逐渐懂得用火、驯养牲畜、制造并使用以石器为主的工具，距今70至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即发现了近10万件“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数百种哺乳动物化石和丰富的用火遗迹。劳动促成人与人的交往，推动人类思维的发展，正是在劳动和思维中，人类创造出了语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语言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人类认识世界、传承知识的载体，极大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华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语言，在征服和改造自然中交流协作，繁衍进化，并逐渐走出蒙昧，走向文明。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驯化了粟和黍，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北磁山遗址窖穴里发现丰富的粟和黍，被确立为“世界粟的发祥地”，山西夏县师村则出土了4件6000多年前的石刻蚕蛹，表明当时已发明了养蚕缫丝；在南方，距今约125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和栽培稻植硅石，表明当时以采集野生稻为主，并开始了稻的栽培，而距今11000—9000年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陶器、石器，成为东亚地区人类走出山地洞穴，在河谷旷野实现农业定居并获得成功的最早实证。

但口头有声语言也有先天不足，那就是在地理空间上传播距离有限，很难向远方准确、全面地“报个信”；口头语言随声而逝，在时间上无法持续保留，不能为后来“留句话”，“口耳相传”极大束缚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文明的传承。人类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能够储存记忆、记录和反映思想且方便传递的新方法。

用绳子打个结吧！传说神农氏就是这样治理天下的，“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靠绳子结头的大小和多少储存并传递信息。

但结绳只能记忆相对简单的事情，相传伏羲创制出八卦，用一长横和两短横组合来构造卦形，最先有八卦，后推演为六十四卦。

八卦反映了人们对万物生灭、社会人生及宇宙运转等的深入哲学思考，“卦画”已是一种平面的记事符号，每个卦符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可以表达更为丰富的含义，对中华文化有深远影响。但它们过于抽象简单，不能记录语言，只是象征性符号。

那就画一幅画吧。刻在石头上保存最久，对，这就是岩画！在今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脉南侧有个地方叫“大麦地”，在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发现了大量岩画，时间跨越距今8000年到2000年。

这些岩画记录了数百代人的思想印迹，个别还被视为具有释读可能性的原始文字性图形符号。距今8000多年前生活在今河南舞阳贾湖的先民们制作了丰富的陶器和精美的骨器，龟甲也被用于跟巫术和战争有关的活动，考古工作者在17件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发现了21个刻符。主要如：

贾湖与殷墟同属中原地带，也都使用龟甲，包括数字在内的几个符号与甲骨文高度相似，如上右图中符号就与甲骨文中的“目”高度相似，为破解汉字起源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更为丰富，往往是一器一符，少数有一器多符的。

▲黑衣陶刻符贯耳罐，苏州澄湖遗址出土，属良渚文化时期。该文物外腹部有四个刻划符号，呈左高右低中间略高的形式横向排列，为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关于这四个刻划符号的考释，学术界众说纷纭。（图片来源：扬子晚报网）

把距今7000年到距今2000年左右，遍布大江南北的多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代表性符号汇集起来，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符号很可能起标示和区别作用，也可能与古代的祭祀、图腾和风俗有关，其表达的思想已不得而知；它们虽然不能称作文字，但个别符号已见象形构字的端倪，如有专家认为大汶口文化中的“图片”取日或火构象，就是“炅”字，而“图片”当为“图片”。其中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和山西邹平丁公村还出土了多个符号连刻的例子，应该是为了表达更为复杂而连续的意思。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陶书。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北首，是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一处具有代表性的村落遗址。从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可能反映了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思维的新进展。（图片来源：高邮宣传）

这些宛如天书的刻文笔画娴熟流畅，刻写者似乎成竹在胸，一气呵成，虽然其意义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反映了远古先民用书写的平面符号表达思想的强烈愿望，是先民思维和社会生活发展进步的产物。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相继进入文明社会。良渚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城市体系及庞大的建筑工程量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距今4300—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吻合，而在遗址中发现的半圆形的观测天象的坛状遗迹也与《尚书·尧典》所记尧“观象授时”相符，陶寺遗址成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孟子》中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中原地区黄河泛滥、禽兽众多、林莽丛生，尧、舜、禹等中华人文始祖接续奋斗，开凿河道，驯服洪水，驱赶野兽，平定九州，这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加速发展。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昭示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距今3800—3500年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其创制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从多元起源到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进程。在中原这片土地上，还产生了两个与文字有关的传说。一是“河图洛书”。

上图左上是“龙马负图”的故事，相传人们在伏羲教导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神降下祥瑞，一只龙首马身的神兽踏水而来，伏羲将神兽背上的图样描摹下来，便创造了八卦，《周易》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中也说“山出器车，河出马图。”上图左下是“灵龟负书”的传说，说大禹治水有功，洛河突现神龟，龟贝上现65个文字，启示治国之道。今天看来，“水中出文字”的事情不会发生，但这个传说中神龟的参与及其发生地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无不显示出中原远祖先民对这片土地高度认同所展开的瑰丽想象。

另一个是“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长着四只眼睛，他仰观天上日月星辰，俯察身边鸟兽虫鱼，悟出可以通过描摹事物的不同形态来区别事物，象形的汉字就造出来了。仓颉造出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说天上下起了小米，鬼神在夜里哭泣，意思是说文字的产生会让人们生活更加富足，而文字所代表的文明意味着鬼神的末日到了。仓颉很可能确有其人，陕西、河南、山东都有仓颉的遗迹，河南南乐县仓颉祠始建于东汉，残碑上刻有“仓颉生于斯葬于斯，乃邑人之光也”，北宋名臣寇准曾专程拜谒此祠并题字：“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20世纪60年代仓颉墓被打开，竟出土了不少仰韶时期的文物。因此，南乐县被大多学者视为仓颉故里。

文字不是某个人独创的，而是中华先民在劳动生活中逐步创造并流传的，从最开始用视觉符号表示思维、传递信息到创制区别性符号来记录语言，“原始汉字”和“原始图画”没有明确界限，走过漫长的“原始积累”期，那些早期创制的文字符号很可能只在巫师、史官或陶工等阶层或人群中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积累到一定程度，随着受众的扩大，就会迎来“字符爆发”，急需有人对造字方法和形体结构进行统一规范，并进行更广范围的推广传播，这就是身为史官的“仓颉”们的责任。

中原这片土地经过数千年的孕育和积累，注定将点燃文明火种，使中华文脉流淌不绝。（完）

作者/周作明 幸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