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抱云堂艺评】读书札记之十四：人品与书品

文/彭庆阳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集中出现一些是非颠倒、美丑不分、价值观扭曲的乱象，“饭圈文化”“顶流现象”“娘炮形象”喧嚣一时，低俗、庸俗、媚俗的畸形审美，悖离公序良俗，令人震惊。个别艺术工作者是有艺而无德，甚者，既无艺也无德，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也能红极一时。然而由于其脚下无底线，心中没红线，只能是昙花一现，沦为过街老鼠，或锒铛入狱。毕竟，有艺无德如跛脚走路，迟早是要栽跟头的。

为此，中国文联举办座谈会以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与会艺术家代表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其中，第四项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秉持初心，践行德艺兼修。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追求德艺双馨，弘扬新风正气，抵制不良风气，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从艺先做人，做人不能忘本。2021年中国书协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向社会发布《中国书法工作者行为守则》中也有一项这样的要求：“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规范从艺行为，抵制歪风邪气，努力成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反对低俗、庸俗、媚俗。”这皆是要求从艺者要先成人再成才，要德才兼备、德艺双馨。

《抱朴子外篇·文行》说：“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可见，德行好坏自古以来是品评人才优劣的首要标准。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后汉取士，必经明修行，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究其行。”自西汉武帝时起，即以经学取士。而知东汉除经学外，还注重品行，这对东汉一代崇尚名节起到了很大作用。韩愈《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其《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卢仝“用法律自绳己”、 孟郊“行身践规矩”，皆是注重品德的修炼。二者的诗歌皆是声名在外，而韩愈却是竭力推崇他们的人品。徐增论诗也如此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可见人品比诗品更重要。刘熙载《艺概》云：“大都文以行为本”，是说文章大抵以品行作为根本。其实，不仅诗文是这样，其他的艺术门类也是这样，毕竟，艺品出于人品，人品愈高，艺品愈雅。潘天寿在《谈艺录》里说：“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林散之也曾说：“做人着重立品，无人品不可能有艺品。”强调的都是人品高于艺品。

俗话说“字如其人”，书法品格与书家品行的关系更大，陆维钊说：“要想学会写字，必先学会做人。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求其风神者，当须先求人品。”可以说，一个人的品行和他的书法境界是有关系的。言先生在《德美双馨 启智正学——论新时代德育、美育工作对书画艺术教育的意义》一文中强调：

我国传统书论中特别强调“人品和书品”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具有终极价值的。可以说书画家的德行性格，均与自我书画艺术风貌密切相关。故自古书家尝言：“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强调人品，就是不仅仅强调艺术的本身，而是把一件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这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和不断的完善，并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这样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才具有更深远的时代意义。（《抱云堂艺评》）

人品是指人的品性道德，书品则是指书法的风格造诣。由于中国书法不只是艺术，更是文化，其审美不只是技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品和字外功夫。这就赋予了书品的深层意义，它既指书家的品格，又指作品表现出来的内容、思想、境界的高下。如言先生在《境界与品格》一文中所识：

“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不仅体现在“善”和“恶”这类原则性的问题上，也包含着一个人的心胸、志向、学养、性格、情趣等方面。“自来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李健《书道》）清代李瑞清在《清道人遗集逸稿》中说得好：“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比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这就是书品与人品并重，“立品为先”的辩证关系和历史事实。这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和评论书品与人品关系的根本观点，不是任何人任何时代所能随意改变的。（《抱云堂艺谭》）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书法的审美不同于西方的求真（科学），而是要从真善美的角度进行多维的感知、体验、评判，如果光有“文”而没有“人”，肯定是不美的。所以，中国书法的品评讲究“人品与书品”。前人论书，不只是观其艺，还要看人品，以此作为衡量书者艺术水准高低的一个尺度，如：

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可以说是后代论述人品和书品关系的萌芽。唐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心正则笔正”的“笔谏”被世人传为佳话。

欧阳修《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在书法史上确有书以人传的现象，由于人品高尚，即使书法不佳也会受到后人的珍惜。

苏东坡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人有丑俊、讷敏之分，但其善恶的本质却不会被容貌的丑俊、言语的讷敏所掩盖。书法也是这样，不管怎么写，其书者的气质不能因为字的好坏而混淆莫辨。

黄庭坚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黄庭坚把俗与不俗的问题提到了道德的高度，以此强调“人品决定书品”。

朱长文更是主张人品决定书品的观点，他在《续书断》中说：“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学书法，但人品一般又能擅书的人却是很少的。

姜夔在《续书谱》“风神”篇中强调的八大要点，第一就是“须人品高”，可见决定“风神”的除了书法本体要素外，还包括书者的人品、师法、观念、学养等，其中“人品高”是第一个条件。

项穆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在《书法雅言》中认为书者的笔力不仅直接影响作品格调的高低，还显现其人格的高低，说：“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人正则书正”。

松年《颐园画论》说：“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唐、宋、元、明以及国朝诸贤，凡善书画者，未有不品学兼长，居官更讲政绩声名，所以后世贵重，前贤已往，而片纸只字皆以饼金购求。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

刘熙载在《书概》中说得更直接：“书，如也。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氏认为书者具备了“学、才、志”，自会充溢于书法作品中，他人在欣赏时，虽然不能全部、正确的去认知，对等传达出来的信息，但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去感知书者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对书法本体艺术及其内蕴精神的解读。可见，人品对书品的影响之大。

古人反复强调书品即人品、字如其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书法虽然是“小道”，但也是“道”。既然是道，不管大小，都是形而上的，其审美“除了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外，还须具备更深层次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在于显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价值。”（言先生语）先生之言，无不说明书法艺术对人品的强调，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想财富。

今人也是非常重视人品在书法美学中的重要性，林语堂称于右任在民国书法家中“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刘奇葆同志在中国书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四有”——书中有“文”、书中有“道”、书中有“人”、书中有“德”。古今之所以如此强调人品，如言先生在《境界与品格》一文中所论：

学习书法和人品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君子处世，首重人品。人品不高，不可与之论书法。历史上的蔡京、秦桧以及民国汪精卫，在书法上尽管均有较高造诣，但因人品卑劣，人所不齿，故书法也被历史打入冷宫，成为一个个反面镜子，在警示着后来者。首先，中国有个传统，历来喜欢把美的事物同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较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人们特别崇敬，才算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其次，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欣赏品，从艺术接受心理学讲，人们在创作或欣赏艺术作品时都伴有一种使人愉悦的美感情绪。在欣赏作品时自然要联想到作者本人。如果作者是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英雄，或是一位人品很好的人，欣赏其作品时，在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受到其高尚道德情操的感染熏陶。（《抱云堂艺谭》）

或有人说，拿一幅书法给你看你能看出作者的人品？这个当然做不到。但可以看出作品境界的高低、趣味的雅俗，而境界、趣味的生成却又和书者的人品不无关系。孙过庭《书谱》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刘熙载《书概》云：“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孙过庭所说的九种不同品格的人，以及刘熙载所列举四种不同品格的人，由于人的性情、品行不一，其作品的风格也是不同的，正所谓“书如其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书者写什么样的字，笔墨之间虽然无法直接探知书者的人品，但可以透视书者的气象格局和心理状态。

也有人会说：“人品好，艺术不一定好；人品不好的人，也有高明的艺术。”的确，历史上确有人品和书品往往并不一定完全一致的，也确实不能一概而论的用人品来否定书品。但毕竟人品好、学品好、书法好的才能得人心，才能经得起时间、空间的检验认定。诸如蔡京、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洪承畴等祸国殃民的奸臣，就算是文化修养高、见识宽广，艺术水准也不差，但由于其人品不好，后人谁又去学他们的字呢？又如何流传下来呢？所以，真的要想创造出时代的精品，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须人品高才行。书史上有以赵孟頫、王铎等人是“乏大节不夺之气”的贰臣而非议其人品，其实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以“人品”简而言之，明显是有失公允的，这不能作为“人品和书品”关系的例子来看待。关于“人品好，艺术不一定好”，这和“有文化未必字写得好”的说法大同小异，强调“人品好书法才好”的前提是书者必须具备高度熟练的真功夫，“艺高”才会“胆大”。正如钱君匋所说：“我觉得书法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艺术，它以技艺为本，而表情达性为上。书法是人格的体现，人品不高，书内求书，不如书外求之；人品高，艺品也会随之升华。游泳要下水，写字要临池。”这才是正确对待人品、书品和技艺三者的关系。

人品连着艺品，聂耳说：“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网上也有句流行语：“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那它走的每一秒都是错的。”当一个人的品行出了问题，他的才能表现、艺术表达总会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德”就是品行，站得正人品，才能立得住艺品；人设崩塌，艺品也就无存。

言先生说：“书法是养心、养性的文化，是修出来的，也是养出来的。”“中国书法文化历来互换崇高，要求走向德行化与人格化。”（《抱云堂艺思录》）怎么修？怎么养？如何走向德行化与人格化？这一切都指向“人品”。于书者而言，要有真才学，还要有好德行、高品位。做人要讲责任，讲品位，作品才会有格调、有境界。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编辑：周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