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晓英：现代考古学背景下的考古学社

1932年，容庚与孙壮、马衡、唐兰、周进、商承祚合议，组织一个金石学社，取名“述社”，拟集资四百元，用于印行吉金文字。1934年6月，容庚同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等人商议，发起“金石学会”。35位会员参加了在同年9月1日的成立大会，并决定将旧拟的“金石学会”改名为“考古学社”。根据容庚的叙述，考古学社的创办目的与前拟金石学社相同。他有感于自己和友人出版金石类图书的困难，以及古物加速流向外国的现状，希望一人之力所不及者，通过集合众人力量达到，更容易出版研究成果，并收集庋藏于国外的中国古物之影本，“择优重印，廉价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已经从1928年秋天开始连续进行了六七年的田野工作，尤其殷墟发掘在中外学界影响极大，李济等人宣传的“现代考古学”的观念也流传甚广。这些几乎不从事发掘的学者在1934年率先成立“考古学社”，实在有与史语所考古组对台唱戏的意思。尽管史学界早已注意到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存在多个中心或多条线索。但焦点所集，除了史语所考古组，基本都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主张发掘的机构，对考古学社的关注至今了了无几。事实上，不仅史语所一些重要成员加入了考古学社，透露出史语所内部存在多样性，而且李济等人的“现代考古学”观念中的相当部分正是同考古学社成员的行为对立。本文尝试梳理相关资料，将这一段考古学史的佚闻表出，以丰富学界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理解。

一、学者收藏家群体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地质调查所等机构的影响下，“考古”一词已经渐渐褪去从前人口中“研考古代史事”这种宽泛的意思，而专门指向以发掘遗迹、整理遗物为基础的一门现代学科。1929年冬，史语所考古组遭遇河南地方学者的阻挠，被迫暂停在安阳小屯的发掘。傅斯年作《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指出此次冲突实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遭遇方法陈旧的恶势力。李济也写了《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强调发掘需要有科学知识的预备与严格的方法训练。史语所同河南地方学者的争论持续半年之久，“现代考古学”的观念也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周予同看过《安阳发掘报告》后写道：“中国从前的金石学与这次发掘以前的甲骨学，只可说是考古学的前身，而不配称为现代考古学”。原因就是从前研究的金石甲骨都只是“偶然的发现”，而非“有计划的发掘”。卫聚贤论中国考古学，从古代追溯，为时甚长。但他分出四期，最后一期名为“发掘期”，“现在”才刚刚开始，“前人研究古物可说是一种‘金石学’或‘古器物学’，现代的考古，即西人所谓‘锄头考古学’（Archaeologie Des Spatens），注重在发掘”。

金石学社（1932年）最初的六名发起人均为学者兼收藏家，其中容庚和商承祚又列名于考古学社（1934年）发起人之中，此后集合的会员仍以学者兼收藏家为主，包括少数号召发掘的考古学家和单纯的收藏者。但容庚介绍说，本社社员分三种：对于考古有相当之成绩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而致力他种学问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而可以深造者。故学社“为社员互通消息之一机关”，对学社的期望在于“社员自身学问上之发展，及考古专集，考古丛书之刊布”。容庚等人并不认为自己不从事田野发掘便不算考古，虽然未明言学社改名的动机，但这个改变至少可以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考古学”完全可以包括或者取代“金石学”。而史语所两位研究者徐中舒和董作宾的加入或许更为学社的“考古”身份增添了份量。

徐中舒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曾在上海立达、暨南等校任教，1929年2月进入史语所任编辑员。不清楚此前他与容庚是否相识，但在这之后，二人时常同赴琉璃厂等处的古玩店，或聚谈，或同游，关系密切。史语所主体于1933年3月迁至南京后，北平北海静心斋旧址仅有史料组留守，负责人为徐中舒。董作宾或许由于常赴田野发掘，与容庚往来稍疏，但他在史语所与徐中舒的关系“最为亲近”。

史语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一向专注田野，不谈收藏。但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对收藏在学术上的作用相当看重。史语所建立不久，傅斯年曾邀请收藏家李盛铎之子李滂加入。他说，今日要紧之事是刊布“秘笈”和它种材料，如罗振玉功绩“无不在其刊布新获材料之中”，这十五年“中国学问能开一新面目者”全是这种刊行的效果。然而罗振玉的收藏不如李家丰富，如果将李家所藏“各类品物”、“秘卷宝笈”影印、照相、刊登出来，则今后学界风气，显然将为李滂所开了（“则今后风气，不采于先生，又何属焉”）。后来傅斯年还曾力主收购何遂、刘体智等著名藏家的藏品。

徐中舒长驻北平，成为史语所购买古物的主要经手人之一。1929年5月，他与容庚同往德宝斋检视甲骨，商量价格，欲为史语所购买。不久，尊古斋出现“敦”的器盖，傅斯年认为这是周代重要史料，不可任其散失，便与李济商议由考古组出资购入。随后听说刘体智购得两件敦，一件器、盖俱全，一件盖已失，而款识与史语所购之器盖完全相同。容庚此前在天津周家看到过刘体智收藏目录的稿本，惊讶其规模之宏大，便辗转联系刘体智，希望前往参观。1931年，容庚约上徐中舒与商承祚，三人同往上海，访刘体智于小校经阁。

容庚此时因为任教于燕京大学，生活安定而有富余，已经开始购藏各种古物，尤其是铜器。他不仅为自己买，还多次替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机构购买藏品。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商承祚也曾为该校考古学会扩充收藏而前往北平选购古物。唐兰、于省吾、孙海波等人同样是古玩市场的常客。他们经常就商业信息、鉴定意见互通有无，彼此学习，也同各路古董商人关系密切。与史语所发生争执的河南学者关百益同容庚、马衡等人都打过交道，也精于鉴定，常光顾古董店。他们有一定财力，但与财大气粗相距甚远；他们有许多经验，但还是常常为奸商所骗。

徐中舒治学范围广泛，成果丰硕。他将王国维关于殷周关系的论述更进一步，指明这两个前后相继的朝代本为两个同时而异处的民族。进入史语所后，他开始利用地下遗物论证夏商周民族的分布与更迭，例如结合遗物与文献推测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但他在《考古学社社刊》发表的两篇文章全与古董收藏有关。《殷代铜器足徵说兼论邺中片羽》评论尊古斋古玩店老板黄濬所编的《邺中片羽》，认为此书所聚材料的标准其一为“得之于安阳古董商”，其二为“得之于贩运之经验”。以这两种标准“衡以严正科学律令”，可能仍然不妥或者含有错误。但黄濬只说是“邺中”而不言“殷代”，是“犹存矜慎之意”。徐中舒认为其中除了一件蟠螭钟似出于安阳附近的辉县外，其余大都是殷代遗物（即尚无反证可以证明其为非殷物）。在史语所殷代陵墓发掘报告未出版以前，“此书要为研究殷代铜器中最重要之资料，不当以其非科学的发掘而忽之”。《论古铜器之鉴别》更是直接得自他过眼经手古铜器的经验。

此后不久，徐中舒动手整理史语所收藏的印谱，想起了《邺中片羽》刊布的两方殷代玺印，于是恳请容庚帮忙向尊古斋老板说合将印卖与史语所，并许诺如果做成此事，将撰写一篇关于印玺的文字交考古学社社刊发表。史语所欲购刘体智善斋藏器时，徐中舒也是再三同容庚讨论，希望听其意见。

容庚不仅帮助徐中舒沟通古董商，议定古物买卖，打算更换藏品时也想到了徐中舒代表的史语所。1936年，容庚向徐中舒表明自己的藏品希望能由“公家”收藏。徐中舒表示同意，也透露傅斯年“为公家购物，特别认真”。因为当时“中央博物院”“仅有建筑费”，“除开销尚须还债（前购何叙甫之物），事实上恐亦无多款也”。徐中舒请容庚开具清单，转达于史语所领导。傅斯年说“欲请兄稍稍贬价，问三千可否”？李济则谓“此事须过暑假后才能商议，似此时款无著落也”。徐中舒推测事情将有希望，让容庚在傅斯年赴北平时与之面谈。随后，徐中舒将清单交与“中央博物院”负责日常事务的主管裘善元，后者说可以全部购入，而且暑假前能够先付千元，总价则须同傅斯年面谈。不过此后仍是容庚与裘善元商定了总价。寄出这批器物后，容庚立刻就在雅文斋古玩店入手一甗、一鬲，价值六百元。此后容庚所购古器总体更为昂贵。

徐中舒与董作宾虽然列名为发起人，但在考古学社所有成员中还是稍显特殊，因为他们来自国内领先的田野发掘团体。因古物保存法规定发掘行为必须经审核认可，董作宾调侃史语所“掘地层”的工作是“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徐中舒虽然从未参加发掘过，但善于吸收新知，灵活运用，说起“严正科学律令”便带着几分执行者的气魄。自清中叶起，古铜器收藏重视文字，于是伪字伪刻出现，辨伪之法也逐渐完善。徐中舒评论陈介祺的方法“还是带了很浓厚的玩古董的色彩”。他称赞商承祚的《古代彝器伪字研究》总结了“更有用的经验”，并在其基础上增加四条辨别伪字的规律。但商承祚反驳道，徐中舒的四条意见里只有一条是合理的，他的毛病是“非出自理想，就是主观太深”。如第二条，论字的“作风”，徐中舒认为，“非同一人一时或同一地域之器，而其作风相似者（尤其特殊之作风），则此类器除一二器或可视为原本（即他器照此仿制者）外，其余大率皆可视为伪作”。商承祚驳道，“须知古今的字体虽不同，书写起来，增减变化是一理的。尤其是古文结体太随便，能左右向，能反转写，能增减偏旁……能左行右行，能颠倒行文……一字之省，若不是顺上下的语气，简直不认得……而况笔画的微末呢”。

徐中舒对于发掘之新趋向非常重视，他说：“我们看近年出土的器物，如宝鸡如新郑如浑源如寿县各地陆续所出，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发掘所得，使我们晓得无字的铜器，要比有字的多上好几十倍。这些没有字的铜器，一经到了古董商手里，他们立刻就会使它变成有字的器”。他倾向怀疑有字的铜器多属于伪作，对容庚说：“弟现对于已著录之铜器，觉怀疑者甚多，贞松堂所录，觉有一半不可信，善斋所得，恐伪多于真，惟此意此时尚不敢公然倡言耳”，“已著录中，精伪日多，当严格绳之，宁可过信其伪，不可过信其真，致为作伪者窃笑也”。商承祚批评道，“徐氏太小心了，太疑古了，他严密的心思，是我赞同的，然而精详得过火，反足以乱了自己的步骤。我以为辨别字的真假，第一要常常与器物接触，第二要多见原器拓本，才能有把握”。

虽然自清末起谈论金石考古的学者便不断强调研究花纹、雕镂等物质形态的重要性，但考古学社集合的这些学者却极少有人重申这一话题。创刊号上登载杜镇球的两篇文章，不仅言碑刻，而且说帖学也是“考古者之一端”。讨论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的文章占到社刊全部文章的一半以上。1935年，刘节曾提出金石展览会应是考古学社拟行任务之一，他供职的北平图书馆将与考古学社合作举办此次展览。这一年10月，容庚“拟考古学社展览要目”，与于省吾、柯昌泗、刘节四人一起以筹备“金石展览会”名义宴请马衡、卓定谋、徐鸿宝、徐炳昶、孙壮、赵万里、谢国桢、魏建功、周进、邵锐等10人具体讨论，最后决定此次展览将以字体变迁为主，分为甲骨文、金文、篆碑、隶碑、三体石经、鸟篆、章草、飞白、木简、砖瓦陶文、正书、行草书各类，既展出拓本，也附以实物。考虑到容庚、马衡等人都曾参与伦敦中国艺术展筹备工作，此次金石展览会主题聚焦在字体变迁似颇有深意。不过，因为“时局严重，保管征求，均不易负责”，此次展览最终未能进行。

二、考古学与“桌面上的比较研究法”

若仅仅为收藏服务，何必名为“考古学社”呢？关键是整理古器物被视为考古学的一部分。考古学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邵子风在《考古学社缘起》中称：“考古学之进步有待于二事：一曰发现，二曰整理”。从清末开始，已有多次大规模的古物出土；随后各地的发掘也是所获颇丰。研究中国古代之学问必然会因此发生改变，但改变之大小、效果之优劣，“端视研究整理用力几何”。然而，“环观国内，作研究整理之责者，除少数学术机关外，讫今尚殊寥寥”。许多重要资料或流出海外，或散归私人，甚至“出土之日，即是散亡之期”。所以，“吾人有鉴于此，爰集同好，组织斯会，冀于研究与整理之外，略尽流通材料之责”。

把考古学分成发现与整理两个阶段的事，并自任整理之责，这是考古学社许多成员的共识。例如刘节也说，“在十余年以前，中国根本没有考古学。只有所谓金石学，其内容是拿考古学同古器物学合起来的一种学科。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方法”。考古学如今得到很大的改进，“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考古学者与古器物学者应该分工合作，前者注意发掘方法，所以要留意许多旁的学科，如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等，“于是古器物的研究不能不假手于另一班人”。但刘节也认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如果古器物学者不知道古物出土时的情形，就无法着手。

另一方面，尽管容庚不做发掘，但学社里提倡考古学的成员都认可他的“领袖”地位。郑师许在考古学社成立时提出编辑“通俗考古学丛书”的计划。因为他在上海教授“金石学”等课程已有数年，发现最棘手的问题是没有教材。1933年后，李济、董作宾、卫聚贤、胡肇椿等“考古的朋友”常聚于上海，也常谈及考古学至今不发达实因通俗书籍供应太少。1934年春，郑师许同胡肇椿商议共同翻译、编写一套通俗考古学丛书，“大家公推容希白为主编”，写信去征求容庚的同意。没过多久，“便见北平的几位同志发起了金石学会”，随后“接到北平寄来的通告，云已由金石学会改名考古学社”。可见，容庚组织此会，乃将两路人马合而为一。但郑师许、胡肇椿为何会“公推”容庚为考古学丛书的主编呢？

郑师许与容庚是同乡，都是广东东莞人，容庚还是郑师许妻子的堂兄。郑师许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柳诒徵等人。郑师许曾回忆柳诒徵收藏甲骨并与他讨论的往事。大致就在他毕业后不久，容庚曾发表《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建议治文字学者不要拘守许慎《说文》，当博采甲骨与彝器。容庚日记中有两人书信往来的记载。胡肇椿也是广东人，1926年下半年容庚开始在燕京大学教书，胡肇椿刚好在读，并受到容庚欣赏，曾随同前往古物陈列所鉴定古物。后来胡肇椿赴日本修习考古学，1931年2月，容庚还有一笔记录“胡肇椿津贴不能付”，不知是否曾雇请临时归国的胡肇椿做事。这一年年底，胡肇椿成为广州黄花考古学院核心成员。所以，尽管郑师许与胡肇椿已经接受“现代考古学”的熏陶，有种种紧随史语所的理念和行动，但从人际关系上更亲近燕京大学的容庚。

郑师许和胡肇椿相比，与容庚的关系可能更进一层，或者他们的学问主张有更多相投合的地方。胡肇椿从未在考古学社社刊发表文章，也从未出现在社务活动的纪录中，而且在第二期社刊中才列名为会员。虽然郑师许自己的叙述里没有任何参与发起考古学社活动的内容，但社务纪要却将他列入发起人名单。郑师许也在考古学社刊物里发表了许多文章。尽管从未参加过发掘，他对考古学的普及工作极有兴趣，计划编辑一整套“通俗考古学丛书”，包括介绍考古学、考古学发掘法、考古学研究法、古器物的整理和陈列、考古学书目等九个分目。他把考古学发掘法与研究法分列开来，同邵子风、刘节所说的发现与整理两个部分实有相似之处，而与史语所考古组刘虚谷发表的《考古学研究法》有所不同。郑师许说，考古学研究法“乃是一种桌面上的比较研究法。集合各地的报告专籍，将各地的出土品，比较其时代的先后，而决定其文化上的关联作用”，目前这方面的材料中国还甚少，不足以著成一书，所以应该暂时将孟德鲁斯（今译为蒙特留斯）的考古学研究法或别种名著翻译刊印出来，作为替代。

郑师许在考古学社社刊上介绍日本、印度的考古学进展，重点为发掘，尤其注意史前部分。但是在提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铜器的成果时，称他们“向来是借镜于我国的”，虽近来受欧洲学者影响，在摄影制版方面大为进步，“然其窠臼，仍是我国的”。其最近之进步在于，所刊论文大都拈出一个小问题，就其范围之内穷搜深掘，求“澈底的整理”，如专论铜容器、铜利器者，专论铜器化学方面者，“确已出乎我们的款识考释，器形审定的老把戏之外”。这与容庚评论叶慈《猷氏集古录》相似。容庚认为叶慈对彝器的分类与他的《殷周礼乐器考略》接近，而所定时代过晚、文字鉴别未精，然而其所言铸铜技术则为中国古器物书中从未有过。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正式成立时，郑师许任该馆艺术部主任，在收聚藏品问题上与容庚等人可能会有更多交流。

此外，加入考古学社的陈钟凡提出中国“艺术史”研究计划，实际上也是利用考古发掘的结果专注古代艺术品的研究，同上述诸人所持的发现与整理两阶段观念很相似。岑家梧与丁士选当时俱留学日本，以考古学为业，故有翻译介绍日本学界成果的文章。此三人加入考古学社大概同郑师许、胡肇椿、商承祚等都有关系，成为学社中稍显新派的代表。

容庚一定曾希望有更多做发掘的考古学者加入。他似乎争取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学者，后者正在陕西各地积极谋求发掘，被视为史语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徐炳昶、何士骥都是考古学社最早的一批会员。容庚还曾与徐炳昶商谈编辑社刊之事，但不久徐炳昶便前往陕西，何士骥也是发掘的主力之一，所以即使他们愿意，大约也无力顾及考古学社社务。

虽然考古发掘的方法和研究与文字文献研究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在另一套资料集合中贯穿发挥，但当时具体的发掘操作程序并不高深。史语所在河南的发掘实际上为河南学者了解发掘方法提供了机会。加入考古学社的河南地方学者包括关百益、许敬参、孙文青、蒋恢吾，前三人均来自河南博物馆，后一人为河南通志馆金石志修纂处的负责人。孙文青先后参加过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发掘工作，在考古学社社刊发表过关于考古调查的文章。

来自云南的张希鲁也独立进行过发掘。他认为北平广州各学术团体赴云南考察多半为的是民族与地质，对于古物则缺少注意。1930年春，当他任教于昭通省立中学时便进行过考古的工作；次年主持筹备云南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股时向教育厅申请发掘“梁堆”。掘后所得，他曾向容庚请教。

但史语所考古组的成员，除董作宾外，只有梁思永在第一期加入过考古学社。学社规定，会员有两项义务，一是交会费，二是提供文章。会费一年一交，每年二元，一旦停交，即视为退会，不再出现于会员名录中。河南地方学者加入考古学社的不少，但作为史语所与河南地方合作成立的河南古迹委员会负责人的郭宝钧没有参加考古学社。可见考古学社的成员，在朋友联络的关系外，可能有些此疆彼界的意思。

考古学社的核心为通过会员票选的“执行委员会”，1934年是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五人，1936年是容庚、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孙海波五人。其余会员除了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收藏家和学者外，大概以容庚的朋友、学生居多，例如顾廷龙、张荫麟、王振铎、周一良、郑德坤、陈梦家等。虽然公开宣称“社务异常发达”，且皆为“积学之士”，但实际上到1936年该社便呈支撑不了的局面，主要问题大概在于经费太少，即便会员达到一百多人，会费仍不足以支付社刊印刷的费用。因此容庚等人推选叶恭绰为社长，职责为“计划本社一切进行事宜，并筹募本社必需经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古学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

三、考古学的“障碍”

胡肇椿曾在《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代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指责“旧日金石收藏家的积习”。他说，“世界自有古物采集收藏家而才育成了考古学的专门学问，世界至今还有古物采集收藏家而才成了考古学前途的一大障碍”。因为收藏家把古物当作玩好进行搜罗，于是古董古玩店尤其活跃；因为古玩店要搜求古物以供收藏家的购买，于是民众把古物当作珍宝去盗掘的就更多。他们的目的是捞金开矿，不管什么文化关系，所以很珍贵的考古学上的文化证据就在破坏和无意识中埋没无余，因此胡肇椿提出考古学者目前迫切的任务是要“宣传”。但“我们对于我国金石学者的态度”是要把他们引为“我们考古研究中”的一员，“绝没有排斥和歧视的意向”。

从事发掘的考古学者对于收藏的反感，在李济那里表现得更为尖锐。1934年他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一切公民都应当有地下古物是“宝贵的历史材料”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不应仅见于国家法令，因为古董商的势力遍布全国，法令差不多等于无效，故这种认识应当成为“公民必须有的训练”。他说掘出来的古物“一到城中所谓绅士的手中，就得了欣赏赞美，收藏人的社会身份反因此而加高了。所以物质上精神上作古董商的人，都有相当的排场。资本雄厚一点的并且可以雇些下等文人捧场，印刷些书籍加重他们的身价；真正研究学问的读书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非投降他们不可。这种可愤的事实竟被社会认为当然的，岂不真正奇怪”。虽然这是中国人几千年古董癖好的延续，但“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是读书人应该知道这种习惯绝对的不必奖励”，“凡是一件到古董商手的古董均代表好些珍贵史料的摧残消灭，这都是有考古经验的人所能证明的。一件有文字的铜器，一到市场，就代表好些与它同出的史料永久消灭”。这种摧残古文化遗迹的行为，埃及、印度、高丽都很少了，“风雅的中国士大夫们不应该感些惭愧么”。

到20世纪40年代，李济在他的器物研究中将反对收藏提高到学理层面。他说小屯发掘出来的青铜礼器，若用古董商的尺度来衡量，82件中可以拿出来与收藏家见面的至多不过8件，“根据这些无情淘汰幸存的标本所建置的古器物学的发展，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健全的”，决不能解决古器物学的基本问题。就如同研究上海或北平社会问题的专家们，若只根据在上海的四大公司或北平的三海内绕圈子找到的资料，显然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李济在反对收藏的路上越走越远，容庚则继续扩充他的收藏。1936、1937年还能见到他在为燕京大学的“考古班”出力，战争爆发后，他几乎完全投入到私人收藏之中。此时他的投入已达一千元一件铜器的规模。随后重点逐渐转向书画，以致于他在日记中警戒自己：“予近来颇好书画，亦当以此自戒，复归考古，庶不至顾此失彼乎”。但可能当时容庚不涉足实地考古调查才能在日本人统治之下保持“清白”，因此他的自警并无效力。到1943年，容庚一年之内用于购买古物书画的资金达到万元以上，当时小米每斤二元五角，煤块一吨74元。日本人即将败走之时，容庚购得一件金字缶，价格是一万五千元。战后，傅斯年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北大，解雇所有曾经“附逆”的教职员，容庚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容庚对此决定并不服气，但以他多年经营所得，托孙海波担保放款收息，每月可达八万，“虽失去北大教席，亦聊可支持生活”。作为知名收藏家，容庚与国外学者交流甚多。德国艺术史家罗越暂居北京时便与容庚往来频繁。而罗越的研究后来遭到李济的无情奚落。李济先说“查不出这位作者的中国名字叫什么，他应该有一个”，末了又说，“作者阅读汉文的能力如何，甚难估计。但他……把原文都没看懂，这是很可惊的”。文章的主旨就是批评以古董市场拣选过的古物拿来做研究，基础既不稳固，结论一定荒谬。

这类批评包含了对古董商和外国人疯狂收购中国古物的愤慨。夏鼐留学英国时曾到卢芹斋的古玩店参观，评论说，“此君偷盗古物出国不少，此次又乘中国美展的机会，运一批东西来弄钱”。遇到了卢芹斋本人，互道姓名之后，夏鼐立刻“有点不高兴再与他谈话”。到巴黎见到卢吴公司那栋半中式的建筑，夏鼐评论说，“为状极丑恶。此辈以盗卖古物为业者，本难望其有美术眼光”。后来“中央博物院”行政乏人，郑德坤本为潜在人选之一，但李济因其“竟做买卖古董生意，向美国远征军方面赚钱”，置之不论。

由于同收藏关系密切，艺术史、美术史研究在史语所也似乎有些没地位。夏鼐曾记载当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的王振铎与史语所的吴金鼎完成琴台的发掘工作之后，受胡厚宣邀请到齐鲁大学演讲，胡厚宣“对于吴君介绍致辞，大加捧场，而介绍王君时仅寥寥数语，并称之为艺术家，王君遂与之翻脸”。1939年，“立法院长”孙科提议选择古物前往苏联展览，傅斯年不同意，称史语所的古物皆属历史范围，“其有美术地位者，在绝少之数”，而且“近代展览”讲究的是“有系统思想，精齐排列”，不是“罗列家珍，如北平之古玩铺（前年巴黎展览其例也）”。史语所藏铜镜倒是有“美观者”，但数量极少，也不名贵，特点是“以字多见长，其貌不扬之至”。因为原主刘体智也是“好文字者”，专收“土庄”不收“洋庄”，“故多丑像，不在美术范围内也”。他称孙科提倡的展览是美术，不是考古学，所以不愿拨出史语所藏品去参展。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按照学科分类分别补助学者们度过战时生活时，傅斯年认为，“考古及艺术史，此两科合为一，本是欧洲之通例”，“艺术史”一门可以取消，因为“考古及艺术史”在西洋本来就是一个名词。取消此科目后，原受补助者可以归入考古学一科。艺术史与考古学合二为一，或非傅斯年私意，实为当时学者公认。岑家梧便曾提出，中国艺术史之研究必依赖“艺术考古学”的帮助。中国历来士大夫以艺术为小技，不屑为，众多金石著录，“亦仅注重款识之研究，于古代铜器之形制花纹艺术则未及也”。对中国古代艺术正式作考古学研究者，始于西洋人。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傅斯年虽然说“天下大乱，还要院举院士”，只好“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其中“考古及美术史”科目下所举4人，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可能只有梁思成算“美术史家”。

考古学社的金石收藏者本以为他们对古物的收集和研究乃新兴的考古学的一部分，但以田野发掘为科学研究起点的史语所考古组看来，其做法大概同外国收藏家大举掠夺中国古物有异曲同工之势。1946年，李济也曾提及要组织一个考古学会，但成员“限于有田野工作经验者”，当时估计可得20人左右。另外设立“特种会员”的名目，以“容纳名流及助钱之富翁”，设立“乙种会员”以容纳“对考古有普遍兴趣者”。学会工作以交换消息、出版刊物及开年会为主。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个计划实际后来由夏鼐等人着手完成。而夏鼐在反对收藏问题上，甚至比李济还要坚决。他曾评论傅斯年购宋版古籍为“弄古玩之事”，“非研究机关所应行者”，“然人各有所癖嗜也”。

【作者简介】查晓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转载来源：《考古》2022年第9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