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日常生活中真的是满口“之乎者也”吗？

许多受过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人都能信口拈来一段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可是，很少有人会思考，中国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这么说话的吗？

像《孟子》、《庄子》等一类文言文字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被文人使用吗？还是说，这些文绉绉的话只是停留在书面层次上，从未进入日常生活。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绝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先秦时期文言与口语相对统一，之乎者也确实用于日常生活。

但是，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派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质疑，他们指出，之乎者也并非日常用语，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书面语气词。

究竟谁是谁非呢？这一问题还有待细细探究。

两种观点的交锋与对立

1. 传统的文言、口语统一说

语言学界对汉语史的分期等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较具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吕叔湘主张的两期说，他认为，汉语历史以晚唐五代为分界线，分为两期，前期口语与文言相对统一，后期口语与文言分离。

二是王力主张的四分期说，他认为，汉语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三世纪以前上古期，四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古期，十三至十九世纪近代期，此后为现代时期。

两派学者的分期观念略有差异，但他们共同将晚唐五代视作一个分水岭，注意到晚唐五代口语的飞速发展，将其视作口语、文言彻底分离的分水岭。

他们认为，先秦文言之所以离开了口语环境和佛教的传入有关，为了让更多普通信众了解佛教教义，佛经译本大量采用白话文，由此，文言逐渐退出了日常口语交流。

循着这一思路，这些学者大多认为，文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也就是说，许多古人都是满口之乎者也。

问题在于，既然先秦的书面语和口语是一体化的，那么，为何许多先秦典籍中并未出现之乎者也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语言学家又引入了西方的社会语言学语体说加以解释。

美国语言学家马丁·朱斯曾提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五种语体：庄重语体、正式语体、亲密语体、随便语体、商议语体。

也就是说，之乎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也不是在所有场合都会使用，它受到说话人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乃至说话场合差异的影响。

例如《尚书》、《孟子》等属于正式严肃的文本，书中记载的也大多是正式场合下的发言，并非市井之言，这些说话者自然而然地会使用大量之乎者也来增强语言的文雅性。

《论语》中也记载，孔子在诵读《诗》、《书》，展开礼仪活动之时，主动地讲求雅言，由此可见，之乎者也是一种较为严肃的说话方式。

2. 之乎者也并非口语说

针对这种传统说法，有一派学者提出了有力质疑。

以孟昭连为代表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之乎者也这类语气词的产生较晚，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未经过漫长的衍生。

根据现代学者研究，甲骨文中并没有语气词，商人使用口语的声调高低、轻重缓急来表达不同语气。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西周。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就曾说道“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

语气词的爆发式增长似乎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诗经》、《左传》再到《论语》，大量语气词开始涌现。

著名学者郭锡良曾对先秦古书语气词的使用做过一个统计，他的统计结果显示，春秋中期以前的书面语中没有语气词，到了《论语》，语气词的使用次数与全部字数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57，也就是说，在1000个字中，有57个语气词。

问题在于，这些之乎者也的语气词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流行的吗？为何这些语气词会在短短200-30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口语、书面语的统一。

如果我们认同传统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语气词突然在现实生活中流行，然后完成了一整套书面语的创作，这似乎无法服众。

我们无法相信，在短短200-300年时间里，在文化传播相对缓慢的时间里，之乎者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运用于口语之中。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之乎者也根本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文人创造的书面语气词，基本没有在口语中推行过。

古人不说之乎者也

1. 春秋战国中的语气词混用

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中曾经写道“也之与矣，相去千里”。

也就是说，“也”、“矣”这两个语气词在使用中有着重大区别，但是，当时用错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淮南子》特地将其写入文中警示读者。

这种问题其实并非汉代才出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语气词的混用就已经反复出现。

例如《礼记》中说道“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而贯革之射息也”。《国语》中写道“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

这两个例子都并非判断语气而是陈述语气，按照现代学者总结的语法规律，应该使用“矣”而非“也”，但他们却都使用了“也”字。

这种情况在先秦古书中触目皆是，为了调和先秦文人的这种矛盾，后世学者绞尽脑汁为其辩护。

例如《论语》中写道“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考加乎其身”。中间的“矣”应该换成“也”。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清代学者王引之说道“‘其为仁矣’即‘其为仁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经传释词》）。

如此一来，“也”、“矣”就完全没了区别，混用也就不可避免了。

问题是，先秦文人混用的语气词远远不止“也”、“矣”两字，王引之恐怕再也无法用这种理由搪塞过去。

根据现代学者研究，传世战国文献中共计32291个语气词，其中，“也”字高达21753例，占比达到了惊人的67%。

“也”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能但又没啥用处的词，以至于，我们在不同版本中看到的同一句话，有的出现了“也”，有的删去了“也”，却丝毫不影响阅读。

例如，在郭店楚简《淄衣》中写道“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其中的“也”在上海博物馆藏简牍中并未出现。

此外，传世《论语》和简牍记载《论语》文本之间也出现了许多语气词的差异。

如何理解这种语气词的混用和乱用呢？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是语气词具有的多功能性在作怪。

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就总结了也的八种用法，矣的七种用法。

从现代汉语语法角度来看，杨树达等人的做法并无问题。

但问题是，如果这些语气词真的在口语中使用过，一个人如何去处理七八种不同的语气词用法，这在口语中真的是可以运用的吗？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在短暂的口语交流过程中，在多种语气词用法中准确识别一个用法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错综复杂的语气词都只停留在书面层面，从未进入口语。

2. 汉语佛典反证语气词未入口语

时至东汉，佛教经典纷纷传入中国。

梁启超对此时的汉译佛典文字特点有着十分精准的概括，他说道“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

这是为何呢？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当时的佛教翻译没有使用文人熟悉的之乎者也文言写法，而是使用了当时的口语进行翻译。

以东汉安世高翻译的《迦叶结经》为例，近4000字的文本中，只有3个“也”字，7个“乎”字，3个“矣”字，其他常用文言语气词从未出现，几乎完全抛弃了文言用法。

后世就此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辨而不华，质而不野”（《高僧传》）。

如果说，早期口语中“之乎者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我们难以想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僧会完全抛弃文言语气词。

曾有学者统计过所有汉末译经文本中的疑问句，在3066句疑问句中，只有209句使用了疑问句，占比只有6.8%，而且，这些之乎者也多半是汉族文人修饰、润色时额外加上的，高僧翻译时根本不会使用这些语气词。

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基本不会使用“之乎者也”这种语气词。

总结

中国古人真的会在日常生活中满口之乎者也吗？

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绝大多数学者支持传统观点，认为先秦至晚唐时期，口语与文言相对统一，之乎者也长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但是，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许多现象，例如，先秦文本中文言语气词的混乱使用，这种混用绝不可能出现在实际生活中。

又比如，号称贴近口语进行翻译的佛经中，极少出现之乎者也，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之乎者也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流行，而是一种书面语，用来断句、表达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