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早期的“匈奴化”倾向是在为全体汉化做准备？

自匈奴人出现于中国典籍记载以来，历经战国、秦、汉，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十分密切。匈奴人还深受汉文化影响。北匈奴逐渐西迁后，仍然有很多匈奴人在北方草原游牧。宿白先生分析，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中期以后，留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人向东北地区迁徙，与正向西南方迁徙的鲜卑族人汇合。此时，恰逢拓跋鲜卑人在首领拓跋推寅的带领下，自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移居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大泽时代。

鲜卑人在这一时期与匈奴及其他族群逐渐融合。这种融合，在鲜卑人迁徙到匈奴故地之后，进一步深化。在大兴安岭居住期间，拓跋鲜卑人长久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几乎不曾与汉文化相触碰。而在鲜卑人迁徙至呼伦贝尔及匈奴故地之后，鲜卑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在此期间，深受汉文化熏陶且更加发达的匈奴人成为鲜卑人借鉴、学习的对象。鲜卑人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匈奴等族群融合。在这段时间里，鲜卑人的体质、经济、思想意识与风俗文化都表现出了匈奴化的倾向。

一、拓跋鲜卑人体质的“匈奴化”倾向

所谓拓跋鲜卑人体质的“匈奴化”，表现在鲜卑与匈奴的通婚关系上。逯耀东曾指出，落后民族，渴望与文明程度相对高的民族联姻，这是文明接触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同时，只有通过婚姻关系，两个民族才能在种族及文明上更为密切的融合。

早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马长寿就曾断言，“拓跋”一词是鲜卑父与匈奴母相互融合的新族名。

而这个族群的形成期，是鲜卑人自呼伦贝尔草原迁徙到匈奴故地这一时期。但是，苦于什翼犍前的后妃几无记载，其中明确的，仅有翳怀母（平文皇帝之妻）是贺兰部人。至于鲜卑与匈奴人下层间的婚姻状况，更没有明确记载。因此，马长寿的观点一度遭到质疑。

其实，有关鲜卑与匈奴的婚姻状况并非完全无从考证。据《魏书》记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按当时鲜卑习惯，鲜卑人不会自称为“胡”，“胡”是对匈奴和西域人的称呼。因此，刘虎应当就是匈奴男人与鲜卑女人产生的后代。另据《晋书》记载：“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

可知，赫连勃勃是匈奴人之后。赫连勃勃是刘虎的曾孙，血脉相承，倘无意外的话，刘虎也必然是匈奴人之后。

刘虎的军事行动，活跃于郁律在位时期。这就说明，至少在刘虎上一代起，匈奴与鲜卑的通婚就已经开始。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为考证匈奴人与鲜卑人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以下试作一些分析。

考古对鲜卑早期遗迹的重大发现，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完工、南杨家营子、扎赉诺尔三处。其中均有不同数量的人骨样本发现。这三处遗迹均被断定为汉代遗迹，以完工遗址最早。经过对三处出土的31具头骨（成人）测量，潘其风等先生指出，三处人类均为蒙古人种，但也有差异。在此基础上，朱泓先生又对扎赉诺尔组分组研究。

研究表明，扎赉诺尔的A组遗骨在体貌特征上和贝加尔附近的匈奴人更相似，而B组表现出与早期完工组的相似性更大。这样，扎赉诺尔居民即表现出了介于完工及呼伦贝尔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结合前述史实，我们可以推论：完工组的遗骨是鲜卑人固有遗传性状，但扎赉诺尔以及南杨家营子遗迹应该是鲜卑人与以匈奴人为主的诸族群通婚后的后代。

然而，即便通过颅骨测量，也可能因为样本不同而出现误差。

所以，继续寻找鲜卑人与匈奴人之间婚姻关系的证据也成了必然。

DNA技术的成熟使鉴定鲜卑人与匈奴人间的婚姻关系成为了可能。于长春先生凭借线粒体DNA独特的拷贝数高、依靠母系遗传的特性，在内蒙古七郎山魏晋时代的十六例鲜卑遗存的遗传分析的基础上，对另外七例东汉时代的鲜卑人遗骸进行了分析。之后，又将检测结果结合匈奴人DNA数据，进行新的比对研究。结果显示，拓跋鲜卑人与匈奴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较近的亲缘关系。

这也就表明，鲜卑人在早期两次迁徙时期，确实与匈奴人产生了通婚关系。而且，这种通婚应该是有普遍性的。结合

十姓

之内不得婚姻的态度，可知鲜卑人对与匈奴的通婚关系确实持开放态度。

甚至，为了能够实现与匈奴及其他族群的通婚，献帝拓跋邻明确规定，十姓之内要“百世不婚”。再结合近来的考古发现和现代科学检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早期拓跋鲜卑人的体质上确实有“匈奴化”的倾向。

二、拓跋鲜卑经济上与匈奴的趋同

在与匈奴人通婚过程中，鲜卑人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大兴安岭时代，鲜卑人盘桓在原始森林，生活方式极为原始，靠狩猎、捕鱼以及采集维生。在鲜卑人祖先生活的噶仙洞一带，陆续出土了大量鲜卑文化遗迹。洞内考古发掘时，发掘出了深约1.3米的原始文化层。出土了许多鹿、獐、狍等动物骨骼。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畜牧、农业的痕迹。在出土的生活器具中，大多为石器。

此外，还有少量红褐色及黑褐色的小型陶器出土，并无铜、铁器具发现。由此可见，大兴安岭时期的鲜卑人正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社会封闭，生产力落后。

拓跋推寅作为领袖时期，带领鲜卑人自大兴安岭密林中走出，进入了呼伦贝尔草原，生活于呼伦湖附近。从此，鲜卑人进入了“大泽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鲜卑人与生活于呼伦湖附近的匈奴人产生了交流。较他们发达的匈奴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借鉴、学习的对象。因此，鲜卑人在经济生产上也实现了重大发展。

这一时期，鲜卑人的游牧经济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呼伦贝尔发现的古墓群中，存在大量以马、牛、羊等家养牲畜陪葬的现象，野生动物骨骼所占比重较小。这说明以饲养马、牛、羊为主体的畜牧业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同时，鲜卑墓葬中也有大量的铜、铁器具，石器则相对较少。出土器具中，铜、铁器多为兵器，铁箭镞与铁刀是其中的代表。

抵达匈奴故地后，鲜卑人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达到了与其前辈匈奴人相当的水平。可惜，目前并无直接史料证明鲜卑人的游牧经济与铜、铁器制造技术是来自匈奴的。但当时的鲜卑人，远处呼伦贝尔地区，与中原文明基本隔绝。匈奴人与它的交流最为频繁，因而成为他们学习、借鉴的对象也就理所当然了。至于更为具体的证据，则需要到鲜卑人的遗迹中进一步寻找。

三、拓跋鲜卑文化习俗上与匈奴的趋同

生产发展及生活器具的改进，是鲜卑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表现。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遗迹中，曾经发掘出大量器具。宿白整理研究后认为，出土的双耳铜蝮及各式动物铜饰，具有明显的匈奴风格。包括马具、武器在内的铁器，在形制上与匈奴器具接近，属于同类文化产物。不仅是器物，在鲜卑人自大泽时期乃至迁徙到匈奴故地的时期，在文化习俗上也深受匈奴影响。毁镜习俗、祭天习俗，就是两个突出例证。

毁镜习俗，是鲜卑人与匈奴人所共有的丧葬习俗。

所谓毁镜习俗，顾名思义，就是在下葬时，将陪葬用的铜镜故意打碎，分成小块。有时候，甚至于一面铜镜分成好几部分，在不同的墓中陪葬。二族相较，匈奴人实行毁镜习俗的时间要早于鲜卑人。

学界关于匈奴毁镜习俗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学习于中亚人、学习于秦人、学习于汉代，后两种说法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从考古发现看，毁镜习俗在中原流行于秦代，消亡于西汉；匈奴人毁镜习俗则是伴随铜镜出现而出现，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北匈奴仍然保留了这一习俗。

在北方草原族群中，除却匈奴人，只有鲜卑人的遗迹中曾出现过毁镜葬俗。在较早期的鲜卑遗迹中，并没有随葬铜镜的现象发生。自二世纪后期至三世纪前期，亦即在鲜卑与匈奴两族群逐渐融合期间，以破碎的铜镜陪葬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后，随着鲜卑人抵达匈奴故地，毁镜习俗逐渐淡化，实例也越来越少。到道武帝建国后，以铜镜陪葬的实例则不再出现，可以说近乎完全消失了。因此，马利清据考古发现比对，最终得出鲜卑之毁镜习俗源自匈奴的结论。

毁镜习俗在鲜卑人中流行的时期，正好是其部落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渐达到与匈奴人同等水平的时期。

可以说，正是在与匈奴人的交流中，鲜卑人逐渐与匈奴之葬俗趋同。而在鲜卑人抵达匈奴故地几十年后，随着始祖拓跋力微与中原王朝交往政策的建立，汉化逐步展开，这一葬俗也就逐渐消亡了。

其实，除却丧葬风俗，鲜卑人的祭天仪式也深受匈奴祭天仪式影响。杨永俊先生指出，鲜卑人在抵达匈奴故地后的祭天仪式，一年分三次。分别于元月（春）、四月（夏）、七月（秋）三个月份举行。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蹄林，课校人畜计。”

由此可知，匈奴人也在一年的春、夏、秋祭天。不过，鲜卑人夏祭要比匈奴人早一个月。除此之外，鲜卑人与匈奴人在祭天金人、以女巫主祭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因而杨永俊认为，作为鲜卑人与匈奴人长期融合后产生的新族群，新的鲜卑族群在祭祀上也必然继承了匈奴祭天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

鲜卑人自大兴安岭北麓迁徙至呼伦贝尔地区，再由呼伦贝尔地区迁徙至匈奴故地的历程，就是拓跋鲜卑作为一个新的族群逐渐形成的历程。

这段时期内，鲜卑人逐渐接触相对发达的匈奴文明。

可以说，鲜卑人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匈奴文明的影响。鲜卑人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典型的“匈奴化”倾向，就是最好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早期的鲜卑人基本与汉文明隔绝，但环伺在他们周围且与他们有通婚关系的，绝不止是匈奴人，无非匈奴人起的作用尤为重大而己。

总结

匈奴人在鲜卑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座桥梁，一方面是鲜卑人与中原文明间接触的媒介；另一方面，鲜卑人在与匈奴人的交流及融合中，其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最终达到了可以独立吸收与借鉴中华文明的水准。

拓跋力微统治时期，包含众多族群在内的部落联盟不断巩固，并初具规模。力微审时度势，确立了积极与西晋交往的政策。

至此，曾经在北方草原中叱咤风云的匈奴人，辉煌一时的匈奴文明，完成了对鲜卑人进行文明启蒙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