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英国，为何能培养出激进思想家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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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1774年，37岁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移居美国，后者将成就他的美名。

在英国生活的37年里，潘恩只能算是不入流的激进分子。他出生和成长于伦敦东北70英里的塞特福德镇，父亲是胸衣鲸骨的制作工匠，母亲是检察官的女儿。潘恩成年后，曾子承父业担任胸衣鲸骨的学徒，但很快就改换了职业，成为一名征收消费税的低级职员，后来还曾去地方学院教授英语。

潘恩的革命思想很显然来源于塞特福德镇工匠阶层接纳的贵格主义思想，主张废除奴隶制、等级制以及决斗，而他在低级税收官员任上还曾因为涨薪组织参与过有关行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荣休教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主席、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埃里克·方纳在其所著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一书中谈到，潘恩的革命思想的又一来源在于，牛顿的科学思想所带动的思想革命，人们——尽管革命思想的拥趸占总人口比例相当之少——对英国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的种种建制做法表达了不满，比如英国王室和贵族事实上地操纵着议会，在海外殖民公司大肆安插裙带关系者，而多数成年公民在当时并无投票权。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书中指出，上述共和主义者的规模很小，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没能在当时促成英国政坛发生变革，但他们产出的作品却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有了很大的影响，从而让“异端的激进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反抗暴君的权利、宗教宽容和议会改革）的思想在殖民地落地生根。这样的落地生根也符合了殖民地精英的利益需求（英国政府抑制殖民地白人过度、过快冲击土著印第安部落，从而构成了突出矛盾）。

书中指出，英国伦敦以及周边乡镇的地下激进思想观念，“植根于中等阶层商人、店主和工匠的怨恨”。这种怨恨不可能在当时动摇王室、贵族、大资产阶级的主宰地位，却能转化为日常性的抗议行动。如书中所说，潘恩在高频的抗议实践中进一步清晰了革命思想，而且确立了自己“余生中都用来界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政治小册子作者”。

这本书介绍了18世纪70年代的费城。费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最大的城市，人口约3万，主要以商人、工匠为主，有比较高的识字率，人们普遍关心时政和科学。费城也是北美殖民地最为繁忙的港口，已经开始出现富商阶层。费城的中等阶层、中下阶层也开始对于上层阶级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但对于当地几乎所有阶层的人们来说，母国英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针对对象，富商的商业活动经常因英国政策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他阶层人士的行当同样如此。更何况，英国限制了殖民地白人向西垦殖，本身就在多个殖民地制造出同仇敌忾的氛围。

当时的费城，工匠阶层的相互组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虽然这一阶层的人们财富悬殊，“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将工匠和商人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表面上的利益共同体”。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分工，连同与商业贸易的紧密联系，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从业者开始形成朴素的经济民族主义，这将导引北美殖民地白人毋庸置疑地导向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出现在费城的，个体化的工匠、商贩与欧洲共和主义、革命观念的拥抱，将对后来的美国政治理念造成很大影响。美国人由此相信自立的重要性，排斥权威，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科学素养但对于科学原理保持足够的距离，崇尚自律、节俭、自我完善，相信他人的不幸命运都是他人自己造成的。

英国之所以最终失去英属北美殖民地，如《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罔顾了当时的殖民地白人的权利诉求。这也并不令人奇怪，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人民，哪怕是宗主国移民及其后代（在种族、血缘上与宗主国人民一致）的权利总是持一种轻慢态度。“18世纪末的费城工匠，与同时代英国和法国的工匠一样，在政治意识上开始觉醒，并且明确表达了强烈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

可以说，1774年的费城，与托马斯·潘恩构成了天作之合，后者在1776年出版了《常识》。这是一本获得了各种赞誉但也饱受诟病的小册子，潘恩对“过分吹嘘的英国宪政”的抨击，在两个多世纪以后来看也是相当犀利的。有趣的是，后世的很多人一边称颂着美国建国元勋以及托马斯·潘恩在思想启蒙上的功勋，却另一边又将英国宪政完美化、神圣化地进行描述。

潘恩的《常识》的开创意义在于让捍卫公民权利的斗争，变成了哪怕是较低文化水平的平民也能听懂，也能被感染而行动的进程。“潘恩的思想通过他的语气和节奏，以及他对普通人经验的迎合，明确地表达和传递了出来，使所有人都能够抓住政治和政府的本质”。这正是为什么《常识》这样一个并不艰深的小册子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根本性文献之一的原因。《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书中指出，潘恩有力地论证了，北美殖民地人民脱离英国的斗争，并没有违反宗教教义。

自然，潘恩的思想，其实对于学识更为渊博的美国开国元勋一干人而言——无论是富兰克林、亚当斯还是杰斐逊，都是浅薄的。这就是《常识》大受欢迎以后，潘恩对于美国改革、发展的作用迅速降低的真相所在。而潘恩的思想在转移到法国、英国也很难引发同样的波澜——英国的进步潮流，要一直到19世纪中期，因为欧洲大陆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震撼了统治阶层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