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汉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关于“尊儒、重道、循法”的思想

标题：浅谈西汉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关于“尊儒、重道、循法”的思想

（ 作者：中国法学会 唐从祥）

前言：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孝景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国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文翁兴学事，选官吏子弟就学，受七经，还以教授。”“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故司马相如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故汉徽八士，蜀有四焉。”可见蜀地出文豪，西汉扬雄是其一。扬雄是汉代的辞赋家、思想家，具有儒、道、法家思想。扬雄早期崇拜司马相如，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而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其实是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理解，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故而转而研究哲学，杨雄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也曾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其对思想的变化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尊儒 重道 循法 明儒暗道 明儒暗法 独尊儒术

首先、特殊时代背景孕育出特殊的思想体系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及发展受到阻碍。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儒家孔孟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在战争之后新建汉王朝需要“休养生息”。而统治者追求道家“长生不老，迷信神仙”的思想，扬雄予以批判，提出无神论的道的思想，认为“人生人死，生死轮回”是自然的规律。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五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做“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乐于称说“黄老之言”。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的代表作。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近来在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统治者在历史的推动下为了巩固统治，实现大一统的目的，其“明儒暗道，明儒暗法”的思想慢慢形成。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据《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第五十七上记载：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第二、 关于扬雄的“尊儒思想”被后人称为“西道孔子”

扬雄著《法言》共计十三卷，《法言》又称为《扬子法言》是扬雄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其主要内容体现捍卫与发扬儒家学说，其内容部分也对当时流行的鬼神图识等迷信思想批判，著作以“语录体”方式，效仿《论语》风格，对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国家治理等方面均有所述，体现扬雄尊儒的思想。在《法言·学行》中扬雄序言：“天降民生，倥侗颛蒙，恣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撰《学行》。”体现其目的，就是教化“愚民”。又言：“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人众。”扬雄说学习圣人之道，身体力行是最好，能够阐述清楚并可以著书立说也还是可以，如果只能教人理解其道理就稍微差了一些，如果三点也做不到，就相当于普通人而已。这与孔子《论语·里仁》：“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荀子·儒效》：“学至于行之而至已。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也是做比说更重要，圣人之道在于言传身教，做到“学行统一，知行合一。”扬雄又言：“天之道，不在乎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有的人说圣人之道，掌握在孔子手中，扬雄说孔子说传承与宣扬圣者学说的人，提醒学者们分辨其儒学的真理。

扬雄《法言》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法言》其本身来说是对孔孟之道的升华与提升，是反思我们对圣人学说的理性认识，认识学习圣人的学说不是简单的照搬与模仿，后人说扬雄《法言》效法圣人之说，其实是一种误解与曲解，包含对学术真理的偏见。扬雄言：“孔子，习周公者也；颜渊，习孔子者也。”“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学习是改造人们的习性，看物，听音，说话，表情，思维等人性之所有特征，学习是为了追求正确的方向，不学习就步入迷途之中。“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圣人都是在学习中进步，要抓经时间不断学习，才能成为圣人或者距离圣人越来越近。“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扬雄认为学习是追求错误君子是重要方法，也努力学习追求而没有达到目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没有不努力学习追求就可以轻易达到目的的情况，正如当代人说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不会有成功机会。”可见扬雄的这句话对当今人们追求成功也有指导意义。扬雄：“曰‘有教立道，无心仲尼；有学术业，无心颜渊。’或曰：‘立道仲尼，不可为思矣。’曰：‘未之思也，孰御焉？”其实本文体现扬雄立志成为圣人的志向，他推崇孔子与孟子，赞赏颜渊，也在问答中论述圣人、君子、普通人之间对待学习与行事的区别，但他并没有神话圣人，他认为学习圣人成为圣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学习圣人之道并非“因循守旧”简单效仿，而是要立足于现实并身体力行，达到“学行统一”，认为所谓的成功是努力可以达到的，但是不努力就没有可能实现，将“学以致用”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提出学习也要“尊循其道”。扬雄对儒学的捍卫与发扬继承，在文章之中重点论述对儒学的精髓的探究，以论述分辨、辨别其圣人之学的真谛，从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学习的目的，后人评价扬雄为“西道孔子”也是对这位思想家最大的认可。

第三、 扬雄在“尊儒重道”与“循法轻刑”在著作中的论述

扬雄著《法言·修身》卷：“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扬雄说人的天性有善恶，重点修善的人则为善人，而修其恶的人则成为恶人，对其修道的“志气、志向”会牵引其向善、向恶的方向。儒家学说在道德层面的善恶，也是确立其是不是圣人在道德层面的评判标准。扬雄言：“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不动，动斯得矣。”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是儒家传统思想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关于个人道道修养的基本规范。《法言·问道》卷序：“茫茫天道，昔在考圣，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惘。”“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扬雄在思想上善于逆向思维，具有自己的独特的认识，独立思维具有批判精神。他强调圣人之道为正道，其他人的学说为它（邪）道，主张君子应该行正道。又言：“《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耳。”扬雄对《老子》关于道德论述，他也有吸取，但是对抛弃仁义、灭礼学的主张是反对的。从治理国家来说扬雄尊重礼法，主张德治，“礼”为治国之根，“德”为治之本，“刑”为治国之具（工具）。儒家与道家的观点上也存在对立一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治国思想，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实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也形成“明儒暗道”、“明儒暗法”的统治思想，“阴阳的转化，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中将儒道思想融入，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稳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方法。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实现中央集权，神化专制皇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扬雄著《太玄》中对浑天说进行了发展，是对道家思想的提升与升华，并非简单的效仿，其中一些论述诸如“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这些理论都以浑天说为基础。扬雄的浑天说上接巴蜀学派的探索，下启张衡《灵宪》中对天地结构进一步认识，扬雄《太玄》将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其意义深远。《太玄》：“玄首序：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阴阳（土比），以一阳乘一统，万物资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咸贞。”“玄测序：盛哉日乎，炳明离章，五色淳光。夜则测阴，昼则测阳。昼夜之测，或否或臧。阳推五福以类升，阴幽六极以类降。升降相关，大贞乃通。经则有南有北，纬则有西有东。巡乘六甲，舆斗相逢。历以记岁，而百谷时雍。”“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说这难懂的玄理，可由斗魁之机明也。一切事物立其中心点，立其坐标点，才能标定正、反、合、对立统一，古之两字可括也，即是阴阳，阴阳其实也是人的概念，其实阴阳不立，道和于一也。“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体会自然的规律，是人们生存的根本，不然会劳而无功的。后人为此书作注者有宋司马光、明叶子奇、清焦袁熹等人。其书名又称《太玄经》，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诸本；司马光《集注太玄经》有《道藏》本、《子书百家》本及《道藏举要》本；《艺海殊尘》本所收《太玄解》，为焦袁熹撰。

扬雄的远见与批判精神，在当时已深入论述其“儒、道”文化的精髓，而正是由于扬雄这样的古代学者，才将儒道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影响了中华大地。儒家的积极进取，强调人的作用，重视对人与世界的改造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自然的力量，重视天地人三才合一，两种思想具有对立与统一一面，又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也就逐渐形成“二元意识”的主流思想意识结构，直到佛教的传入本土化，让“二元意识”变成“三元意识”主流意识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时期“举孝廉”制度到隋唐“科举制度”逐渐形成儒家文化的思想统治地位，以佛道思想为辅助形成“多元结构”，对封建时代政权的长期统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扬雄《法言·问道》言：“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又曰：“法者，谓唐、虞、成、周之法也。”这个也体现封建时代“礼法思想”，礼法并用，将礼入法。扬雄对儒家、道家批判后继续对法家也批判，当然扬雄批判法家系因为法家的“严刑峻法”，其法家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仁义到极点，扬雄认为法家的“刑名”作为“术”是可以的，就是统治、治理国家的工具的其中一种方法使用，但是不是大道之法，不是“道”。扬雄《法言·先知》言：“人君不可不学律令。”“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记其教化。”又言：“如有犯法，则司狱在。”孔子主张“重德轻刑”，孔子《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礼，有耻且格。”扬雄的主张其实就是用儒家“仁政”治理国家为“道”，合理利用法家的“刑名”之术辅助治理，也主张建立法制社会。扬雄客观认识诸子百家的科学态度窥见一斑，扬雄坚持“因循革化”的哲学思想，历史上以“权势论英雄”而“党同伐异”进行攻击难道不是卑劣的行为吗？这样难到不影响我们对真理的探究与思考，难道不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吗？

最后、扬雄主张治理国家以尊圣人之道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对治理之学强调经世致用。《法言·君子》卷十二，扬雄言：“或曰：‘仲尼之术，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犹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钢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有人说孔子的学说，内容周而不祥，大而不全，如牛如鼠穴，有能量而没有地方适用。扬雄辩驳说孔子的学说如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滋养中国（华夏）大地而汇入大海，其他人的学说如西北小河，有的流入沱江，有的流入汉水，是没有可比性的，圣道之用，岂能是诸子之道可比，也寓意儒家学说大一统的趋势。扬雄又言：“或曰:‘圣人之道若天。天则有常矣 ，奚圣人之多变也？’曰:‘圣人固多变。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圣人之书、言言、行，天也 。天其少变乎？’”有人说:“圣人之道像天一样。可是天道的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什么圣人深奥得让人难以捉摸啊?”扬雄说:圣人是思想而让人难捉摸，子游、子夏能学到孔子传述的核心思想内容形成文字，却不能完全理解孔子传述礼教制度的原因和目的；宰我、子贡能学到孔子传授的教学语言，却不能完全理解孔子传授语言内容的原因和目的；颜渊、闵子骞能学到孔子关于礼乐的美好德行，却不能完全理解孔子具有美好德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没有掌握其道的核心。因为圣人的著述、语言，德行，是遵循天道的也，而天的变化就是非常复杂多变，难道少有变化吗？扬雄又言：“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为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有人问:“什么是大?”扬子说:“确实也小。”又问:“什么是远?”扬子说:“确实也近。”问者不能理解其什么为大，什么是小，杨雄说没有大小，远近之别，何又是大小呢？远的东西其实可以很近，大的事情也可以是小事情，在时间与空间的环境中，大小为空间，远近为时间。又说:“天下是够大的了，要使它太平安乐就在于坚持圣人治世之道，事情不就小了吗？四海是够远的了，要使它安定和谐就在于要用心，问题不就容易解决了吗?”

扬雄认为天下治与乱的责任系于为人之君一身，治国虽然繁琐，然而“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能够坚持圣人之道，“化繁为简”那么大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四海”是指国家涉及到范围宽广，要处理好大国问题，就得善于用心思考，大的问题就变得成小问题。扬雄《法言·孝至》：“汉德，可谓允怀矣。”大汉的仁德施政，可以让人归附了！当然扬雄因为身处西汉末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在著作之中为什么多又批评，甚至“正话反说”又“反话正说”，包含儒家积极思想尊重孔子又要说不能效孔子，反又说尊圣人之道是治世之大道，说要学习圣人之道学说，但是要看清分别以适应时事，扬雄的著作理论中体现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思维。而在历史上存在“贬雄派”因扬雄言：“周公以来，未有汉公懿也。”成为“媚事王莽”的证据；与“尊雄派”竭力为扬雄辩护，而有时我们将没有说完的话作为定论，也许不符合作者的真实表达，扬雄《法言·孝至》言：“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 ，复其井、刑， 勉人役，唐矣夫!”在扬雄“赞美”王莽的同时，又“歌颂”大汉自建立二百一十年的今天，其国富民强如日中天，又说建立学校实施教育，用礼乐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用车驾与衣服体现尊卑有序，恢复井田制度让耕者有其田，完善法制刑罚保障社会定，鼓励农耕免除劳役，这是多么伟大的时代！扬雄反话正说不是没有可能，其实这也是辩证思维及文学艺术的特点，虽然称颂王莽但是实际还是讴歌大汉之德政，也是符合其道的思想，“正、反”理论之间表达又有什么对错呢？当然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无法脱离时代的背景与环境，也许时过境迁最终随着更多的学者研究扬雄，我相信会有一个最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也将会“瑕不掩瑜”。综上所述，关于西汉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尊儒、重道、循法”思想的浅显论述，也仅仅属于“抛砖引玉”而已。

（文章作者：唐从祥，名驳虎，男，四川眉山人，法学本科，中国法学会会员；文献参考：【西汉】扬雄著《法言》 纪国泰 注评 中州古籍出版社；【西汉】扬雄《太玄》；【晋】常璩《华阳国志》；【东汉】《汉书》史学家班固等，注：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