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爷”走了，留下了《双旗镇刀客》

在电影圈里，何平被唤作“何爷”。他也乐得这样自谓，微博、博客都用这个雅号取名。

其实何平的年纪并不算大，他1957年生人，比第五代导演都要小，比第六代里最年长的路学长也只大7岁。他成名也不算早，1988年他推出导演处女作《我们是世界》时，田壮壮都拍过四部电影了，以《黄土地》登陆影坛的陈凯歌已经带着《孩子王》闯荡过戛纳金棕榈的角逐，张艺谋则凭借《红高粱》拿回了中国电影第一座金熊奖杯。他的作品数量更不算丰富，三十多年时间总共只拍了八部而已。即便如此，之所以仍能被人尊一声“爷”，还是因为他的性情与为人。

何平善拍侠客，其人也颇具侠气。少年时代遭逢“文革”的他，因为出身不好，从小便生长出一颗强大的心以支撑自我。他不甘屈服、快意恩仇，有时白天被同龄的孩子欺负和侮辱，碍于身份不能当场反抗，等到天黑却必会提着砖头去砸碎对方家的玻璃。从业电影的几十年里，他也经常直言他人不敢言之事，从当下作品到创作理念乃至政策与环境，但凡看不惯的就要发声，哪怕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但仗义直率之人，往往也古道热肠。对于需要支持的同行及后辈，他又从来不惜倾囊相助，连微博上的最后几条发布都无一例外的全部是给予年轻导演新片的鼓励和宣传。甚至有整整七年时间，他完全放下了自己的创作，以策划、监制等身份成就着别人的作品，竭力推动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更新与升级。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时代不会过去，除非我死了。”如今，他真的离开了。他的时代也就此猝然地画上了句号，但中国电影的记忆与史册中将永远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他的。

“我不进电影学院，但我要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因为父亲何文今是北影厂的副厂长、母亲袁月华是北影厂的导演，何平的童年是在职工大院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就经常跟着母亲去摄影棚，玩耍过程中也不经意地就目睹了一部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

然而电影并未此成为他的志向和梦想，在他的印象里那更像是一个游戏而已。18岁那年，高中毕业的何平到京郊延庆插队成为一名知青，一呆就是五年多，每天干活挣工分，攒到年底换算成450斤左右的口粮。这样的生活没有令他陷入无聊和绝望，反倒觉得挺自在，无拘无束。没事干的时候，他要么背背《英语900句》，要么躺在炕上看些经济学的书，想着如果以后有机会，学一学经济或者别的什么社会科学应该还不错。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建并恢复了本科招生。何平考虑了一下，在仅有的认知里，搞电影好像是唯一可以不用上班的职业，自己又学过画画，有点基础，于是决定报考导演系。复习的时候，发小田壮壮和他做伴，后来两人都收到了录取通知。就在何平回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时，第二封通知书寄到了他手里，信上说第一份通知弄错了。结果田壮壮一个人去报了，何平没能走进校门。

不过，何平心中仍旧没有泛起太大波澜，他想着转年再考一次就是了。谁承想第二年北影没再继续招生，而且一停就停了四年。直到这时，何平才第一次赌气式地暗暗发下一个誓言：“我不进电影学院，但我要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只是这样的誓言不免有些无力。彼时的中国电影还处于国营制片厂体制中，几乎只有科班毕业的人才能进入其中，有机会独立导演的更是少之又少。直到1980年，何平考入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助理实习生，而后逐渐从场记做到副导演，虽然只能拍些诸如鲍鱼产卵之类的内容，但总算摸到了电影的一道门槛。

真正把何平领进门的人，是时任西影厂厂长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此前，在他的支持下，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等年轻的创作者纷纷拍出了自己早期的代表作品，惊艳地刷新了中国电影的面貌，也让西影厂成为一时间全国瞩目的电影基地。吴天明将何平也从北京调到了西安，并很快给了他独立执导的机会。

去西安的时候，何平随身带上了自己写好的一份剧本初稿。那是一个名为《大漠孤烟》的传奇故事，发生在盛唐时期的边陲大漠之中。也是这一年，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在西影厂年度创作会议上作出了《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发言，倡导和鼓励创作者“从银幕上开发大西北人的精神世界”，一波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风潮由此拉开序幕。

但乘着这波风潮，何平却没有将《大漠孤烟》搬上银幕。他总觉得剧本还不够成熟，不想仓促上阵，草草了事。不断琢磨的过程中，一个想法闪过他的脑海——何不先将其中的一个角色单独拎出来，先丰富成一个新的故事？1989年，他找到小说家杨争光，把自己的构想讲述给了对方。

“那个时候大家真是把事情当事情做”

“他原来是想找芦苇写，芦苇没时间，就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觉得（想法）挺好，就说我觉得应该可以。”杨争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段时间自己正处在一种低落和郁闷里，何平伸过来的合作之手其实刚好也给了他一个抽身而出的机会，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创作迅速开展：“写得很快，可能就一个礼拜。他拍得也很快，我六七月或者七八月——具体月份忘了——写成，然后就通过，通过以后剧组就成立，十一月份踩景，春节过后就开拍了。”

“那个时候大家真是把事情当事情做，非常朴素。拍电影的过程之中，你看到的是一个电影人。现在你看到的是‘电影传奇’，人就像传奇一样，而且是花边传奇，不是真正的传奇。”杨争光至今仍怀念那段时光：“那时经费也不像后来这么奢侈，踩景的时候我跟导演住一个房间，从西安跑到兰州，在兰州租了两辆212帆布篷吉普车跑到敦煌，走了一万多里。”

在杨争光的记忆里，一切如同机缘巧合一般进行得无比顺利，就像最后电影里那座小镇完全是柳暗花明的意外发现：“戈壁滩上太阳落的时候是很快的，（本来）我们都放弃了，前面一辆车开了很远都走了，结果我们突然间往后一看，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一个地方，沙丘后面冒出一截城墙的，拐回去一看，马上就把它作为一个预选。后来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敦煌，再也没有那天发现的合适。”

1991年，制作完成的电影面世。当时国内还没有票房概念，衡量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主要看知识界和评论界的反馈。结果这一次何平一举成名。他在漫天黄沙的苍茫中用影像构筑的那个交织着爱与恨、善与恶、勇敢与懦弱、纯真与虚伪的成长故事，不仅被誉为武侠电影新的发轫，也被视作国产西部片的扛鼎之作——这便是日后屡被提及、无从绕过的经典《双旗镇刀客》。

《双旗镇刀客》上映的时候，导演陆川还在南京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学校每周会组织一次观影，大多数片子都没什么意思，除了一个夏日夜晚，操场的露天幕布上映出双旗镇的少年英雄。陆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看完之后心潮澎湃，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儿——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这个电影有多打动自己，然后告诉他说自己现在上的是军校，很不喜欢，希望他能够指点一下怎样能去做电影。因为不知道他的地址，就寄到了西影厂。”

这封信何平自然没有收到，但他却用持续的创作给电影世界以及像陆川一样对电影心怀向往的年轻人“寄出”了“回信”。1994年，他推出改编自冯骥才同名小说的《炮打双灯》，这部被学者戴锦华称为嵌入中国历史景观中的爱情情节剧，先后斩获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5年，以“寻找”和“复仇”为母题的《日光峡谷》，又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然而就在此时，在外界期待他带来更多惊喜的目光注视中，何平却放下了手中的导筒。

“等到认识何爷之后，好像又进入一个集体中间”

《日光峡谷》之后，何平出了趟国。一年多以后回来，发现中国电影在改革的进程中已经走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境地。许多同行也在此时开始思考和寻觅出路，韩三平组织起一个“救市”计划，联合十几位一线电影人一起，希望通过策划、监制的方式推出一批面向市场的优质影片。何平也加入了这个计划。随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们也找到了何平，邀请他负责中国大区的华语电影制作和发展业务。何平想了一个晚上，决定应下这份差事，他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以幕后方式为中国电影贡献力量，却没想到真的做起来，难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想。

但他并不后悔，他曾说过他爱电影，因此谁当导演他都高兴。那几年里，他努力地从外部引入资源、学习经验，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里缺失的部分逐个补上，并像当年吴天明支持自己一样，扶助了一批新生力量站到影坛的聚光灯下。

这其中就包括那个给他写过一封长信的陆川。“电影学院毕业两三年没什么事干，就一直写剧本，也给其他导演写些电视剧，挺煎熬的一段时间。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华谊兄弟拿到了《寻枪》的剧本，然后找到了我。后来在他们的引荐之下，我认识了何平导演。”陆川说，正是何平带着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公司的投资，为他的这部处女作注入了重要的启动动力。

《寻枪》的出世，为陆川真正打开了一条电影之路。他随即便投入了《可可西里》的创作中，这一次还是何平站在了他的身后。当时国内的制片方在演员阵容上，推荐了包括张学友在内的三位香港明星，但陆川不想用，他想通过非职业演员为电影营造出原生态的质感。“这个时候，何爷说‘川有自己强烈的想法，让他自己去做，别管他了’。这事就这么弄成了，如果不是何爷的话，我大概率也扛不住，最后可能还是得用制片人选择的演员。”

陆川说：“我以前会觉得导演是挺独的一个工作，（而且）出了学校其实很长时间我就是一个人。等到认识何爷之后，好像又进入一个集体中间。他一直在把大家抱在一起、拢在一起。”的确，这一时期的何平就像电影圈的一个领袖，他要耕耘和经营的不再是一个人的田园，而是整个江湖。

只是艺术殿堂总还为他保留着一份期盼，至少二十年前那份《大漠孤烟》的初稿还在等待着他。其实在他心里，这个故事也未曾放下过，始终挥之不去。终于在2003年，何平归来了，他将这个缠绕已久的心结，落实成了一部《天地英雄》，念念不忘终得回响。

又过了七年，他推出了电影《麦田》。此时的他，似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阶段，在这部油画般的写意之作中，他开始尝试一种反类型的叙事，甚至不再在意作品中的思想含量，而是希望这样的成分越来越少，“因为可以归纳的东西，在艺术面前都不是高级的”。

作家麦家觉得《麦田》似乎有一种“唱对台戏”的感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片子和整个时代的趣味，有点‘背道而驰’。当大家都把故事越讲越简单，娱乐越来越喧闹，他讲了一个反游戏反娱乐的故事。一定意义上来说，最后确实也是被冷落了，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尤其越是天才就越脆弱，打击一次两次以后，他身上的创造力就会被封锁起来。”

事实似乎显露着这种可能。2015年，何平自编自导了爱情电影《回到被爱的每一天》。这是最不像他的电影的一部作品，更是从《双旗镇刀客》之后声量最小的一部作品。而此后，他也再未拿出新作。

原本，何平还想要改编麦家的《解密》。麦家在改编授权的合同中，还怀着尊敬之意特别备注一条“如果该片的导演不是何平，合同立即作废”。然而后来曲曲折折，这部电影终究没能迎来开机的一天。

从前的一次采访中，何平说过：“我拍的戏永远在我自己的王国里。”现在，他去了另一个王国，也许在那里，他会继续搭建自己的王国，只是观众再也看不到了。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