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拒绝承认国际公约？斯大林：不能让人民知道敌人守规矩

二战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1942年，战局最紧要关头，英国偷偷摸摸从美国“进口”了一批毒气弹，他们本来打算利用这些非常规武器对付强大的德军，犹豫再三最终没有下手，而是把它们存放在了意大利巴里港的盟军运输船上。

转眼到了1943年底，在针对盟军的反击中，德军战机突袭了巴里港，恰巧炸毁了一艘装有毒气弹的运输船，造成芥子气泄漏并致至少5000名平民中毒，史称“巴里港惨案”。

英国人有贼心，却慑于国际公约的约束，不好意思打破底线。有意思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私下接触过苏联，表示愿意免费为苏军提供足量的生化武器，并且不求任何报酬。

这手算计还是挺高明的：显然，当时苏联的压力比英国要大得多，而且按照“战斗民族”的性格，只要能有效地惩戒敌人，任何手段都可以考虑。更重要的是，苏联并没有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上签字，即便苏军动用了毒气弹，那么此举只受道德谴责，不受国际法律约束。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即便它违背了国际规则，又有谁敢去制裁它呢？

只要苏军率先使用生化武器，德军极有可能会以牙还牙，那么英国人就有正当借口了。然而令英国方面始料未及的是，当得知对方的意图后，苏联领袖斯大林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苏联方面表示，他们拒绝在国际公约上签字，并不是为了为所欲为。

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作为向西方列强的示威，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先前沙俄时代签订的任何条约。列宁表示，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积极的条款，其本质也是帝国主义国家试图操纵世界秩序的政治手段。倘若承认了那些国际公约，这便卷入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游戏规则中，这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相悖。

因此，直到二战爆发，苏联政府也拒绝承认《日内瓦公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或许苏联方面心里也清楚，这些国际公约可能本身是“无害”的，但拒绝加入是苏维埃政权态度的体现，其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二战爆发后，情况就又不同了，拒绝承认《日内瓦公约》反倒给莫斯科带来了一些实际意义。

这一点，我们从斯大林无意间说的一句话便可见端倪。

二战中，深明大义的罗斯福总统曾劝说斯大林，邀请苏联政府加入国际公约。罗斯福表示，特殊情况下加入国际公约，可以有效地保护战场上被俘的苏军将士。毫无疑问，这对当时的苏军而言是尤其重要的。

战争前夕，由于对局势盲目乐观的估计以及准备不足，苏军陷入了兵败如山倒的困境。高层希望以严苛的命令激励将士的斗志，下令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也不准后退，所有向敌人投降的行为都被视为“叛国”，甚至连亲属也要为此受罚。然而此举却适得其反，即便有陷入敌军包围的危险，苏军将领也不敢擅自下令，生怕被军法处置。

因此，二战初期苏军经常成编制地投降，不少部队甚至一炮未开就成了战俘，相当屈辱。令他们更加绝望的是，德军并不打算善待他们。

德军之所以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善待苏军战俘，也倒不完全是德国人心眼坏，非要把苏联人赶尽杀绝，其中也有非常明显的现实问题——彼时的德国政府不断扩大侵略乃至挑起世界大战，主要原因是“贫穷”。据统计，二战中大概有约537万苏军被俘，前期就有约380万，数量都快赶上德军了。而按照纳粹农业部的估计：二战爆发后的第3天，德国就出现了约250万吨粮食的巨大缺口。

德军养不起，又不能把他们放走，便只好消灭。

根据纳粹政府农业部长赫伯特·巴克的计划，被俘的苏联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是精壮的劳动力，他们被过度劳役，直到力竭而死；中等人被调往后方从事一些简单的生产工作，饥一顿饱一顿，全凭造化；下等人则直接被驱赶到贫瘠的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

曾有一个师的苏军战俘被带到战俘营后才发现，所谓的“营地”就是一片被木栏围住的光秃秃的草原，没有食物和水，最终这些战俘基本全部被饿死。

此外，根据资料：仅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就有超过1300万苏联人被强行征调用以修建铁路、工厂和各类军事设施。

还有一部分战俘的“待遇”更惨，他们充当了纳粹“肉体消灭”计划的小白鼠。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指导下，纳粹高层炮制出了许多“高效率杀人”的构想，明斯克战役后，盖世太保们迫不及待地进行实验。他们让战俘侧身排成排站进战壕中，挨个等待枪决。纳粹的刽子手们在报告中失望地表示：虽然这比之前的行刑方式快了不少，但效率还是不够理想。

或许正是仗着苏联政府拒绝加入国际公约，德军才如此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彼时战场上的苏军官兵确实需要保护，战局瞬息万变，谁也不能保证下一刻自己不会沦为战俘。

然而，面对罗斯福的好意，斯大林拒绝了，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能让苏联人民知道敌人也是守规矩的。”没错，正是这句话道出了苏联拒绝加入《日内瓦公约》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战局势最紧张时，最高统帅部总以这样一句口号来激励将士：“我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没有退路”可以说是二战中苏军高层不断重申的核心主张，塑造危机感，鼓励甚至是逼迫苏军官兵对抗敌人。

要知道，二战之前，西方列强一直将“绅士战争”奉为圭臬。18世纪中期爆发的“七年战争”期间曾上演了这样一出闹剧：对阵的法军和英军都恳求对方先开枪，以彰显自己的绅士精神，这直接导致战斗打响半小时后，双方还在退让，一枪未开。

所谓“绅士战争”是“人性”和“道德”的至高体现，然而对二战前期的苏联来说，倘若给士兵这样的幻想，那将是极度危险的。为此，苏联高层干脆以继续拒绝承认《日内瓦公约》的方式断掉自家官兵的“后路”——进退都可能没命，不如拼一把当个英雄，还省得祸及家人——让官兵时刻保有危机感，以此保障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最高统帅部对自家官兵的激励并非一味的责罚，对英勇作战的官兵的奖励也是极其丰厚的。战争期间，高层不计成本地颁发勋章塑造英雄，其中仅“保卫列宁格勒奖章”就颁发了147万枚，其他各类勋章更是数以十万计，堪称人类之最。勋章持有者在苏联社会中受到尊重，获得崇高的地位。在军人建功立业的决心与爱国情怀的双重鼓舞下，一度几近崩溃的苏联军队依旧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扭转战局。

此外，正如斯大林所说，“不让人民知道敌人守规矩”，言外之意便是让人民深刻了解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残暴。二战初期，曾有许多不认同苏维埃政权的乌克兰人试图借住德军之手脱离苏联，他们把德军视为“解放者”，甚至箪食壶浆夹道相迎。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将希望寄托在侵略者身上，这样的做法有多愚蠢。

相反，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敌人的可怕，这不但有利于对抗外敌，更是有利于促进内部的团结，消除各民族和各加盟国之间的隔阂，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构成复杂的国家而言更是大有裨益。

或许有朋友会指出，单单一个不在国际条约上签字的行为压根无法达到如此之多的正面效果，但以小见大，我们至少能看出苏联高层努力的方向，也能从侧面看出像斯大林这种级别的历史人物，他们思考问题的层次和方式。苏联之所以能够笑到最后，不光得益于高层的强硬和官兵的勇敢坚强，在政治博弈时一些细节上的高明操作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