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赏150万贯我们就是大唐天子的好士兵 不给钱我们杀了节度使过年

>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了藩镇割据模式，这种割据和东汉末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安史之乱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奸雄、强人。唐朝绝大多数节度使和大唐皇帝之间保持了一种默契，实行的是““奉朝廷”“礼邻藩”的政策，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就没打到长安和洛阳、夺了鸟位的野心（他有在洛阳搞破坏的行动，但没有直接夺取洛阳的企图），他反而在洛阳附近购买了大量地产，节度使们还动不动给唐朝皇帝送礼，这不是唐朝节度使中没有野心家，而是他们手下的士兵不答应。

安史之乱时，唐朝藩镇士兵造反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跟着安禄山等人造反有肉吃、有钱分.唐朝中央政府分给河东藩镇的转移支付是一年126万匹绢（绢也是大额货币），给范阳藩镇的金额是一年80万匹绢，两大藩镇一年从唐朝中央政府手中拿206万匹绢（还有其他收入，平卢军主力没参与安史之乱因此不计算在内）。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第一时间就拿下了河北各地的物资储备，打下长安和洛阳后拿下了储备1300万匹丝绸的两京库（西京库1200万匹，东京库100万匹），加上叛军对各地仓库和土豪、官僚的掠夺，在安史之乱初始阶段，叛军得到了至少2000万匹丝绸（各地仓库中还有1300多万匹丝绸的储备）的收入，是中央转移支付的十倍，这些财富都被叛军运回了河北老家，安禄山也不能拦着，他要是拦着叛军会第一时间砍了他。

因为安禄山和史思明带着藩镇士兵发财给力，叛乱结束安禄山和史思明依旧在河北有很多粉丝，甚至有了神位。在安史之乱后期的战斗中，打仗烧钱也成了河朔藩镇士兵的共识，因此战争得以结束。安史之乱结束后，河朔藩镇得到了不上缴中央财政收入的特权，仅仅是盐税一项受益匪浅。河朔藩镇还出了不少能种田、会带着大家致富奔小康的节度使，魏博藩镇占据的相州、淄青藩的青州还成了唐朝的丝绸生产中心。

为了自保，河朔藩镇供养了大量军队，但它们手中的民户数量却不多。魏博藩镇供养了5到7万士兵，民户数量只有7万4498户，几乎到了一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的程度（这个户口数字自然有鬼，但隐户是多少，恐怕只有那些死鬼节度使知道，即便是隐藏了好几倍，也是十分紧张的，至于天宝年间的数字那可做不了准）。藩镇参与对外作战烧钱，但藩镇如果不进行对外战争会获取盐铁专卖、商业税收甚至是军队经商的收益。打仗风大，却不一定有很高的收益，打仗会让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受损也成了河朔藩镇士兵的共识，河朔藩镇士兵不但没了打进长安的念头，反而讨厌节度使对外进行过多的扩张战争。

魏博藩士兵就特别讨厌对外扩张战争，出了自家地头就生不如死，是一群“长安虽好，老家更好”的军事宅。魏博藩的同行幽州和成德两大藩镇士兵也是同样的做派，明明唐朝已经进入倒计时，朱温和李克用已经开始用兵河北，成德藩士兵还是不愿意进行对外扩张作战，要宅在自己地盘里混日子。成德藩还认为可以靠一次砸钱20万贯就能摆平两大军头的扩张，事实证明那是肉包子打狗。

魏博等藩镇虽然经常闹出兵变和叛乱，但那都是因为和中央政府有利益上的冲突，一旦唐朝中央政府满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臣服。如果唐朝政府咬咬牙，能够一次拿出数百万贯，河朔藩镇的骄兵悍将干脆就直接跪下来向唐朝皇帝跪着表忠心。公元812年，唐宪宗就一次砸钱150万贯，当时魏博藩一年总收入是170万贯出头，这种壕无人性的行为让整个魏博的士兵都光速下跪。唐宪宗还分别砸钱100万贯给成德和幽州两大藩镇，用450万贯的巨额军费得到了三大藩镇的效忠。

唐朝皇帝手中可不是年年都有几百万贯的盈余，因此三大藩镇的效忠也十分短暂。唐朝五大刺头藩镇节度使坐稳位子靠的都是节度使逢年过节大发奖金，节度使们要么很能捞钱，要么很能抢钱（淮西藩镇士兵经常跨境抢劫），他只有经常给骄兵悍将们奖金才能安心过年，否则士兵会宰了他过年。

遇到这群不愿意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还时不时准备宰了自己过年的部下，唐朝的节度使们也很头大，只能时不时上供朝廷，把家产放到洛阳、长安进行保险投资。在这种局面下，唐朝又苟了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