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整风运动：刘少奇如何崛起，成为党内二把手？一文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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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胜利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王明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王明由三十年代初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三十年代末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给毛泽东予重要的启迪：

要根除类似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行为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要保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得到顺利的贯彻和实行，光解决王明的问题是不行的。

王明的“左”倾克服了，又来一个右倾，即使王明消除了，还会出现另一个李明、张明。

关键还在于必须根除中共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洋八股以及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必须提高全体干部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全党辨别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政治思想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

1、1942年整风运动的背景

在这里，毛泽东勾勒出了整风运动的轮廓。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并没有死心，他将自己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

王明在“序”中写道：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高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是对党中央明目张胆的挑战。

与此同时，党内对王明的错误，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以来的错误，看法并不一致。

一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政策》一文。

毛泽东指出：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即江西苏区)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然而在会上，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其中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四位，另一位是毛泽东)等人相继发言，不同意毛泽东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内思想认识并不统一，王明还有很大的市场。

整风运动已不能不进行。

2、整风运动的总动员——九月会议

整风运动是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酝酿的。

毛泽东一方面成立中央高干学习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则编辑《六大以来》一书，将中共“六大”以来的文件汇编成册。

曾参与这一工作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回忆说：

“当时没有人提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
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六大以来》成了整风的基本武器”。

毛泽东也说：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召开的一个体现了整风运动前期成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从九月十日开始，延续了一个多月，这是中共在陕北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康生、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凯丰、博古、邓发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以及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重要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及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性质的问题。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左”倾“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序幕。

会上，有二十八人发言，结合过去十年的革命历史，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任弼时等人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王明两次发言，却拒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将责任推到博古及张闻天的身上，并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只要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不好。

在九月十一日的会议上，陈云发言说：

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第二天，任弼时也说：

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够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王稼祥在发言中说：

“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康生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发言中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来是刘少奇对的。

当时反对刘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刘少奇是机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九月会议上的这些如此一致的对刘少奇的评价，成为后来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重要观点，也为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奠定了基础。

3、刘少奇进入中央决策层

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文中采纳了九月会议的意见，多处肯定刘少奇，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十分罕见的。

毛泽东的这两个文件，尤其是《批判》（对王明的九篇代表作所做的九篇批判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但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有些挖苦，它是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渲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虽几经修改，但仍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是两个文件后来没有发表的原因之一。

此两个文件毛泽东只给任弼时看过。

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延至十月二十二日才结束。

然而，在十月三日，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少奇发出电报：

少奇并告陈毅：(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台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尤其是经过一九三七年的白区党代会，一九三八年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定刘少奇不但是中共党内除自己以外的另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

而且也是一位甚有才干和理论修养的领导人。

毛泽东环顾周围，任弼时、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康生等人，都是与王明路线有瓜葛、有牵连的人，这些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都曾经反对过自己，都曾经犯过“路线错误”。

在这方面，只有刘少奇是“乾净”的，是一贯地支持毛泽东的，与毛泽东是真正的、彻底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在中共日益壮大，抗日战争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之下，毛泽东急需寻找忠诚可靠的政治伙伴。急需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盟友”。于是，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

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旗帜”与“旗手”都在革命的暴风中崛起，并走到一起来了。

4、毛主席与刘少奇的亲密关系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一行一百多人的队伍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进入敌占区，夜行晓宿，隐隐蔽蔽地向北进发。

队伍中有一位穿便衣的高个子的中年人，形容消瘦，双眼炯炯，在夜风中卷缩着身子，疾步快行，似乎那单薄的旧棉衣，并不能抵御淮北平原那料峭的寒风。

他就是化名为胡服的刘少奇，此行是要千里迢迢，横跨苏、鲁、豫、晋等数省的敌占区，返回延安。

刘少奇自从一九三八年冬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以来，领导河南、湖北、山东、江苏数省的中共组织，扩充力量，开展抗日战争，建立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重点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使得这块昔日曾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土地，如今抗日斗争如火如茶。

中原与华北，新四军与八路军，形成中共反抗日本侵略的两个主要力量。

正当刘少奇在苏北、淮海一带四处奔走的时候，毛泽东十月三日的电报飞到了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总部。事情虽是突然，但对刘少奇来说，已非第一次了。

当时华中确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处理，刘少奇一时离不开身，于是，刘少奇于十月四日致电毛泽东：

“目前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需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发电少奇来电悉：

（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体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的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体养，则有大益”。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三个月后动身。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显然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三个月刚过，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又一次作出决定：

致电华中局要刘少奇回延安。第二天，电报通知正式发出，“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而且语气坚决：“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

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难，中间有很多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光敌人的武装封锁线就有一百多道。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回延安途中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

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二月二十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样还不保险，于是又给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去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

刘少奇此行费时九个多月，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行程三千里。

刘少奇后来说：这是一次小长征。

一九四三年元旦之夜，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欢迎刘少奇顺利归来。

刘少奇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陪同下走进会场，全场一千多与会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5、毛主席的继承人地位的确立

当刘少奇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党校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礼堂里座无虚席。毛泽东在一片掌声中走上讲台，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在我们党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毛泽东的这次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地正式开展。

刘少奇刚一回到延安，毛泽东便立即安排他参与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并继续指导华中和山东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张闻天自四二年初便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不在延安；博古也分管《解放日报》，不再参加中央会议；王明自“九月会议”后便称病，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做工作；而周恩来则在重庆负责南方局。

调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已是势在必行。刘少奇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便将此事提到议事日程。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后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方案。

任弼时在政治局内分管党群和情报工作，后又兼中央秘书长，主持书记处的工作。

这个报告由任弼时来讲，自是合情合理，而调整方案出自毛泽东的主意，亦是在情理之中。

任弼时说：

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

康生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了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联席会议”即是民主议事，毛泽东只是众多席位中的一位，大家地位平等，凡事常要联席者研究讨论、表决，刘少奇的提议打破了这种局面。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组织两个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由书记处或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筹起来。会议还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主要部门。毛泽东与刘少奇分享中共的最高权力。

这次会议所做的决定，对毛泽东、刘少奇以及中共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

“毛主席”的称呼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担任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起便有了，但那个“主席”是个“小”主席，象征的意义多过实质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职务只是政治局常委，担任负总责（即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至此，毛泽东除了在一九三六年担任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外，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共三个主席，开了中共党史的先河。

在这次人事调整当中，刘少奇不但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而且所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居于第二位。

“中共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继承人”这种历史地位，就是从这里开始形成的。

5、整风运动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

他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又说：

“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王稼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他在为纪念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

至此，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公开提出。

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的积极意义，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树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中共的统治地位，将中共全党团结、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而带来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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