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百年恩怨

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俄国分别经历了沙俄（至1917）、苏俄/苏联（1917~1991）和俄罗斯（1991至今）三个时期，中国则经历了清朝（至1911）、中华民国（1912~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至今）三个时期。

为了更好地认识两国关系发展脉络，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过去这183年间中俄经历的不同阶段，下面简单分为“蜜月期”“中立期”和“敌对期”。

沙俄东侵最早发生在明朝末年。

1638年，俄国以叶尼塞斯克和雅库茨克为中心分别从西部北部两个方向进入贝加尔湖地区，之后不断向东扩张，短短十年间就将触角延伸到鄂霍次克海沿岸。

随着清康熙年间雅克萨之战结束，中俄开始进行东段边界问题谈判，1689年9月7日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

不过随着1840年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发现清朝国力孱弱的沙俄撕毁条约，从1850年开始通过武力手段侵略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

俄国的传统向来是先军事占领形成既成事实，再趁机索要一份割地条约，周而复始。

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清廷派李鸿章前去祝贺，同时秘密商讨“联俄抗日”大计。

当时俄国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提出让清政府准其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俄国则以“联合对抗日本”为交换条件。

李鸿章相信俄国人会遵守承诺，于是代表清政府在约定上述事宜的《中俄密约》上签字，由此造成了日后纠缠不清的中东路争议，直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

然而仅仅4年之后，按道理处于“盟友”状态的俄国瞬间翻脸，作为八国联军中非常积极的一个参与侵华，而且趁火打劫占领了东北全境。

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东北的前途命运将十分堪忧，极有可能和外东北、外西北一样沦为俄国领土，而一旦苏联继承沙俄获得东北，后果不堪设想……

OK，由以上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840~1911年间清与沙俄基本上处于“敌对期”。

如果硬要说有那么三两年的蜜月，大概只能从干涉还辽算到《中俄密约》，昙花一现。

列宁视察

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其实是“一块牌子，两个政权”——前期以北洋军阀为主体，首都在北京；后期以国民政府为主体，首都在南京。

北洋初年各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列强后台，很难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哪国关系好，而且1917年之前俄国常年内外作战，似乎也无暇东顾。

直到1921年，苏联派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赴广州和桂林与国民党高层沟通，他以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为前提，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联合工农和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

按照莫斯科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把国民党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想想地球村里茕茕孑立的那种感觉，莫斯科太需要一个朋友了。

在当时远东局呈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甚至有这样的表述：

“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政党，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23年1月26日，苏俄特使越飞与孙中山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此拉开近代以来中俄（苏）第一段“蜜月期”。

1923~1927年间，苏联提供了广州国民政府大量军事物资援助，并做了全方位的组织机构调整和人员培训，为北伐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直到今天，国民党身上都留有浓厚的苏式印迹，部分西方学者仍将其视为“列宁式政党”。

简单概况一下，1923~1927年中苏（严格讲是广州国民政府与苏联）进入蜜月期，这种紧密合作的状态随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宣告结束。

之前的1912~1922则可以细分为两小段：1912~1917中国与沙俄都在协约国阵营里，算是名义上的盟友；1917~1922北洋政府继续站在俄国临时政府一边，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与苏俄处于敌对状态。

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大会现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

英美的利益他不太敢动，主要目标放在了已经撕破脸的苏联（继承自沙俄）和次一等的列强身上。

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严格遵循了蒋介石的反苏方针，把“革命外交”的目标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最终引爆中东路大战（《》）。

换言之，此时的中苏关系甚至超出了文章一开始“蜜月期”“中立期”和“敌对期”的范畴，已经十几万大军真刀真枪开干了。

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撤回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1932年12月出于共同对抗日本威胁的考量双方又恢复邦交，但关系仍十分冷淡。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1946~1949）旧址即今天的西康宾馆，也是江苏省委招待所；2015年笔者曾在此住过几晚，它的部分场所是向公众开放的，另一部分则只面向特定人群，同一栋楼里的早餐厅都分两处。

前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旧址。与美国比起来，苏联使馆显得寒碜许多，其实从使馆的位置、建筑规模等也能侧面反映出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纵观历史，中苏之间的团结主要依赖外部敌人。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引起苏联高度警惕；1935~1936年间关东军积极拉拢内蒙古德王，实际将德王变成了类似溥仪的状态。

随着日本在内蒙、东北一带的势力日趋稳固，中苏双方均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威胁。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做的评估，一旦中日开战，中国的军事物资准备仅够支撑三个月，必须依赖外援才能坚持下去。

可问题来了，英美的确是比较支持蒋介石政府，可大战爆发后日本很容易凭借海军优势占领和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军事装备怎么运进来呢？

于是在1935~1936年间，蒋介石通过多个私下渠道秘密联络莫斯科，推销中苏联合抗日的方案——这与斯大林用中国拖住日本的构思一拍即合，双方遂逐步开启第二段蜜月期。

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援助国，国共两党间“抗日统一战线”的维系主要依靠的外力就是苏联。

1937~1940年间，苏联向中国援助飞机上千架，火炮4000门，汽车2050辆，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万发……

不过与1923~1927年短暂的蜜月期类似，1937~1940年的中苏蜜月期同样因外部环境影响戛然而止。

1940年下半年，面对咄咄逼人的希特勒，斯大林开始急切地与日本展开谈判，直至1941年4月达成《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对华援助遂告一段落。

蒙古草原上的苏军坦克

中苏的下一段蜜月期即大家最熟悉、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1950~1960年。

1949年的中国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关外东北作为中国土地上仅有的宝贵工业基地，在苏军对日作战中遭受严重破坏；关内除上海保留下民国“黄金十年”的一点轻工业外，其他很多地区的工业水平还停留在洋务运动末期——武汉、兰州很多工厂中的设备还是张之洞、左宗棠采购回来的。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中苏旧约的基础上草拟形成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条约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1979年没有续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和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迎来苏联全方位的援助；此后十年间，上演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国家层面对基本工业体系的直接“复制”。

苏联援华的重中之重是“156项”重点工程，156工程的援助方不光有苏联，还包括东德、波兰等东欧国家；以这些项目为核心，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配套，新中国初步建起完备的工业体系。

除此产业层面的合作外，五十年代中国还从苏联引进大量的歌曲、文学著作和电影；苏联歌曲在各级广播电台不断播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甚至达到了人人爱听、人人会唱的地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是在1952年首次出版即印刷50万本，堪称前所未有。

然而由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中苏这次史无前例的蜜月期也仅仅维系了十年。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在当年9月1日之前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

从1963年开始，双方又启动轰轰烈烈的“中苏论战”，吵着吵着最后仅剩的一点情谊也烟消云散。

此后很多年间，尽管中苏两国没有断交，但却中断了一切来往；1964年之后更是进入敌对状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

当时双方唯一的沟通议题只剩下越南——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领土给北越运输物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同来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也是最后一张大团圆照。

时间来到1991年，苏联国内风起云涌之际，中国的对苏外交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同期由于西方重启对华制裁，改善与苏联等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成为我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

11月底，中国新任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携带国书抵达莫斯科。

国书是当某国向别国派遣大使或公使时，由派遣国国家元首致接受国国家元首的正式文件，需要使节亲自向接受国国家元首递交；苏方当时给的通知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我方的国书。

可左等右等没有等来。

当时包括苏联外交部在内的原苏联各政府部门都是一团糟，官员们纷纷向境内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抛去橄榄枝，希望能在新政府中谋个差使，比如原苏联外交部的几个副部长，就被纳入到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做了类似巡视员性质的岗位。

直到12月24日，苏方外交人员才对王荩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另告知中方：苏联即将不复存在，他们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

这下子麻烦了，王大使带去的是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抬头是“戈尔巴乔夫阁下”，于是国内立即准备好新国书并委托信使带去莫斯科，等到向叶利钦交上国书时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

众所周知，叶利钦是一个非常亲西方的领导人，对华关系并不是他的优先方向；同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少舆论认为叶利钦是苏联的掘墓者、社会主义的“叛徒”，对他本人和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毫无好感。

因此，最初的中俄关系远不像今天这般紧密，当时的说法是中俄进入“互相视为友好国家”阶段。

直到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2004年签署《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两份法律文件，双方的分歧才基本得到解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现场

回顾历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蜜月期说来只有四段，其中三段发生在苏联时期：

1923~1927年，苏联与国民政府（尚未掌握全国政权），四年；

1937~1940年，苏联与国民政府（抗战时期），三年；

1950~1960年，苏联与新中国，十年。

而这第四段便发生在当下，2014年《》至今。

夕阳下的克里米亚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