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斌：《宋史·王拱辰传》史源考

王胜斌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摘 要：

《宋史·王拱辰传》是今人研究王拱辰的重要史料。究其史源基本能判定：《宋史·王拱辰传》是在《东都事略·王拱辰传》框架结构的基础上，以《王公墓志铭》《王开府行状》为基础，博采《续资治通鉴长编》《包拯集》等史料增补而成的。

关键词：《宋史》;《东都事略》;王拱辰;史源;

作者简介：王胜斌(1996—)，男，河北承德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及历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2-07-09

基金：上海师范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项目(22WKY136);

《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是今人研究王拱辰(1012—1085)以及宋辽关系的重要史料，由于其史源较为复杂，故存疑较多。为此，本文根据第一手材料《王开府行状》和《王公墓志铭》以及第二手材料《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名臣碑传琬琰集》等，对《宋史·王拱辰传》所据史料来源等情况作一考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王开府行状》《王公墓志铭》与《宋史·王拱辰传》的比勘

关于《宋史·王拱辰传》的史源，现存史料没有明文记载。但在元修《宋史》时，史臣应有《王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和《王开府行状》(以下简称《行状》)等材料可参阅。为探究《宋史·王拱辰传》是否继承了《墓志》和《行状》的传记文本，需将三者的内容进行比勘。

为方便、清楚地甄别材料的取舍情况，现把《宋史·王拱辰传》所载内容大致分为“初及第与仁宗赐名” “通判怀州与翰林学士” “对答契丹使刘六符” “权知开封府” “弹劾夏竦、滕宗谅、苏舜钦” “僧绍宗” “两次拜三司使” “出使契丹于混同江” “被王安石排挤出京” “北判大名府” “去世”和“撰者评论”12个部分。笔者将《宋史》的相关文字与《行状》《墓志》进行仔细比勘后发现，《宋史·王拱辰传》所载内容，除僧绍宗等个别事例外，大都可在《行状》与《墓志》中找到相关记载。《宋史·王拱辰传》与《墓志》《行状》对王拱辰的籍贯及仁宗赐名记载基本一致，《宋史》仅略去“少有大志”与“乡书之荐”。《宋史》未载《墓志》《行状》所云丁忧一事，另增“庆历元年为翰林学士”一条。关于王拱辰对答契丹使刘六符对宋太宗伐辽的责问一事，三者记载基本一致。对“权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一事，除《墓志》未载“权知开封府”外，三者记载一致。对于王拱辰接连弹劾夏竦、滕宗谅和苏舜钦等人之事，《宋史》与《墓志》《行状》的记载基本相同。对僧绍宗铸佛像惑众一事，《宋史》与《行状》记载基本一致，独《墓志》未载，故《宋史》此条当抄自《行状》。王拱辰两次拜三司使一事，《行状》与《墓志》记载相近，《宋史》略详，增加“出知郑州，徙澶、瀛、并三州”与“任学士承旨兼侍读”二事。

王拱辰出使契丹于混同江、出任吏部尚书及反对王安石变法之事，三者记载基本一致，独《行状》对王安石排挤王拱辰出京至应天府的过程记载较详。王拱辰晚年为官大名府一事，三者记载基本一致，但对于王拱辰所拜安武军节度使之名称记载有异，《行状》与《墓志》皆作“安武军节度使”,独《宋史》误作“武安军节度使”。最后，《行状》与《墓志》对王拱辰去世一事记载较详而《宋史》略。至于撰者对王拱辰的评价，《宋史》载：

论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较然有过人者，而不免司马光、赵抃之论。岂其英发之气，勇于见得，一时趋乡未能尽适于正与？及新法行，方平痛陈其弊，拱辰争保甲，言尤剀切，皆谔谔不少贬，为国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识王安石于辟校贡举之时，而知其后必乱政，其先见之明，无忝吕诲云。 [1]10361-10362

《宋史》与《行状》《墓志》皆为肯定评价，《行状》与《墓志》记载详细且大体一致而《宋史》稍略。

整体上，关于王拱辰的12项内容，《宋史》《墓志》《行状》三者所载内容基本一致的有10项，分别为：“初及第与仁宗赐名” “通判怀州与翰林学士” “对答契丹使刘六符” “权知开封府” “弹劾夏竦、滕宗谅、苏舜钦” “两次拜三司使” “出使契丹于混同江” “被王安石排挤出京” “北判大名府”和“去世”,占全文的83.3 %。《宋史》与《墓志》《行状》所载内容不一致的有两处，分别为 “僧绍宗”与“撰者评论”。其中，《宋史》与《行状》皆对“僧绍宗”有记载且基本一致，而《墓志》对此未予记载，可见《宋史》中此条内容采自《行状》。最后，《宋史》《墓志》《行状》的撰者对王拱辰皆为肯定评价，《行状》与《墓志》所载详细且大体一致，而《宋史》较为简略。《墓志》与《行状》分别由王拱辰的友人安焘、刘挚所撰，溢美之词较多且篇幅较长，而《宋史》列传则受制于篇幅，未能如《墓志》《行状》般多加着墨。但实际上，《宋史》评价之高不逊于《行状》《墓志》所言。

据此，可以看出，王拱辰的《行状》与《墓志》当为元修《宋史·王拱辰传》的主要史料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仍有必要将南宋王称在《东都事略》中所撰写的《王拱辰传》与《宋史·王拱辰传》进行对比研究，以考察清楚《宋史·王拱辰传》是否与《东都事略·王拱辰传》有承袭关系。

经考察，二者有三处内容一致，分别为王拱辰名号与及第情况、回应辽使太宗伐燕师出有名和僧绍宗铸佛像惑众聚财三事，此三处除个别字词外，文辞的记载基本一致。《墓志》和《行状》仅记载前两事，对第三件事未予记载，且《宋史》与《墓志》《行状》所用词句并不相同，故《宋史·王拱辰传》以上三处的记载并非抄自《墓志》与《行状》，而是径直抄自《东都事略·王拱辰传》。对于废后郭氏、益广南五管、安抚益梓路、辽索关南地、李用和除宣徽使五事，《东都事略》有载而《宋史》无，当是元人有意为之。而滕宗谅贬至岳州、奏请免北京第五等户保甲二事，《东都事略》未载而《宋史》有载，则《宋史》应是根据其他史料所记。

尽管二者记载虽互有详略，部分内容此有彼无，《东都事略》的内容较《宋史》更为丰赡，但两者大部分内容以及整体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且《宋史》成书于元代，晚于南宋的《东都事略》。由此，可认为《宋史·王拱辰传》重点参考了《东都事略》所作传记叙事的框架结构。但毕竟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此有彼无的史料，所以《宋史·王拱辰传》的史源并非仅限于《行状》《墓志》以及《东都事略》，应该还有其他史料。

二、《宋史·王拱辰传》的史料来源

庆历二年(1042),契丹使臣刘六符指责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伐辽之事，王拱辰出面得以化解。此条乃《宋史》引自《东都事略》，而《东都事略》又引自刘挚所作的《行状》，仅有个别字之异，当不误。十二月，王拱辰权知开封府。《王公墓志铭》与《宋史·王拱辰传》云拱辰“权知开封府”[1]10359,[2]307,而《东都事略》与《行状》云“知开封府”[3]473。北宋时期，开封府尹属于非常设职位，仅亲王有资格担任开封府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太宗以晋王的身份担任府尹。而对于非亲王之官员，若担任开封府知府，则称为“权知开封府”。因此，刘挚所作《行状》所言“知开封府”则实为“权知开封府”。

庆历三年(1043),王拱辰谏止夏竦除枢密使一事，《宋史·王拱辰传》载：

拱辰言：“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竦遂罢。[1]10359-10360

《行状》载：

夏文庄公经略西师久无功，移疾归淮西。未几，召为枢密使。公言竦无忠谅之节，专为身谋，当要重之任，不深惟报效，而以疾为辞。近遽擢起，是避事为得计也，无以厉世。又入对极论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因帝裾毕其说，遂罢竦。[4]473

《东都事略》未提及“仁宗未省，遽起，公因帝裾毕其说”之事，而《宋史》与《行状》所载细节相同，仅有字之别，故《宋史·王拱辰传》此条当引自《行状》。

庆历四年(1044)二月戊申，滕宗谅遭到王拱辰弹劾被贬一事，《行状》载：

天章阁待制滕宗谅帅庆州，以边事用度无艺，军费几屈，公累疏之，逐宗谅岳州。[4]474

此事仅见于《宋史·王拱辰传》和《行状》，《东都事略》无载，故《行状》为《宋史》此条的史源之一无疑。然《宋史》所言较《行状》略有不同，可见另有出处，但考现存文献皆未载，故存疑待考。

庆历六年(1046)冬，王拱辰除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亳州，不久改知郑州。而关于他除职的时间，《行状》《墓志》与《长编》记载互有不同。《行状》仅云“是冬请补外”,未提年份。《墓志》记为庆历六年(1046)十月，而《长编》载：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王拱辰为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亳州。翌日，内降指挥，留拱辰侍经筵，而中书执奏不行，拱辰因请改知郑州，从之。[5]3851-3852

《行状》虽未提及具体年份，但是其下文云 “明年三月，转给事中”[4]475。根据《墓志》记载，拱辰迁给事中的时间为庆历七年(1047),《行状》云“明年”,即庆历七年(1047),则本年应为庆历六年(1046)。《行状》“公言”二字之前，漏记庆历六年(1046)之年份。由此可知，王拱辰知亳州、郑州的年份应该是在庆历六年(1046)冬天无疑。至于是在十月还是十一月，存疑待考。由此得知，拱辰迁给事中当在庆历七年(1047)三月。七月，到澶州任职。

《宋史·王拱辰传》中关于僧绍宗的记载，独见于《包拯集》。《包拯集校注》卷一《请安置鹿皮道者》载：

窃见兴国寺僧鹿皮道者绍宗，自残支体，稔怀奸诈，煽诱聋俗，聚集凶党，创修寺宇，熔铸佛像，糜费货宝，不知纪极。方国家多事，财用窘急，岂容此辈恣行掊刻！[6]

关于此事，现存史料可考者仅此一处，故元代史臣所依据的材料很可能是包拯所记此条。但由于王拱辰的文集材料早已亡佚，无法得知王拱辰是否在文集中记载了此事，也不能确定元人是否采自王氏文集。因此，姑且认为此条材料的史料来源是包拯文集。

关于《东都事略》与《宋史》所载不同之处，如王拱辰因举荐富民郑旭受到连坐而出知郑州一事，《长编》载：

拱辰自三司使出知亳州及中书执奏，史皆不详。至和二年七月，赵抃劾拱辰旧掌计司，以举豪民郑旭得罪被黜，当考。改知郑州乃十二月己酉，今并书。[5]3851

此事仅有《长编》一处记载，且至李焘之时，已属于孤证，难以考证。至元修《宋史》之时，所引此条亦当更无其他记载，其所引之源头当于此处。但仍存在问题，李焘明言 “以举豪民郑旭得罪被黜，当考”,纂修官仍不加考证而因之，可见其修史之草率。关于王拱辰遭贬黜的原因是不是举荐豪民郑旭，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姑且不做论述。可以明确的是，《宋史》所引此条，当出于《长编》。

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拱辰转户部侍郎、河东安抚使、知并州。关于此次贬黜的原因，《长编》卷一八〇载 “拱辰旧掌计司，以举豪民郑旭被黜。前知并州……” [5]4358但仅以此不能将“举豪民郑旭”作为此次贬谪的原因，因为王拱辰曾于皇祐元年(1049)与至和二年(1055)两次在并州做官。但据《长编》言“知并州”的“知”字，我们可以断定王拱辰“举豪民郑旭被黜”一事发生在皇祐元年(1049)而不是至和二年(1055),因为在皇祐元年(1049)王拱辰是“知并州”,而至和二年(1055)是“判并州”[5]4353。由此可知，王拱辰在皇祐元年(1049)因“举豪民郑旭”被贬官知并州。

皇祐四年(1052),仁宗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一事，《东都事略》未载，《行状》载：

仁宗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顾曰：“宫中每阅此。卿亦知其说乎？”公具对本末，因曰：“愿垂意《六经》、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学。”翌日已彻去。[4]475

《宋史》与《行状》所载字句近乎相同，实乃《宋史》因之于《行状》。

至和元年(1054),王拱辰任回谢北朝国信使出使契丹一事，《宋史》与《东都事略》皆有记载，然二者所记互异。《行状》载：

(王拱辰)见敌主于混同江，敌每岁春帐于水上，置宴钓鱼，惟贵族近臣预，一岁盛礼在此。每得鱼，必亲酌劝公，又亲鼓琵琶以侑之。谓其相刘六符曰：“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还，除宣徽北院使。[4]475

《宋史》除将契丹每年春帐于水上置宴钓鱼之习俗删去外，基本照抄《行状》此条所载。而湖南转运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颛市死商真珠之事，《宋史》乃抄自《东都事略》，但有抄错的情况，如《东都事略》云：“罢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帅秦、定二州。”而《宋史》将“历秦、定二州”误抄成“历泰定二州”。[1]10361考《宋史·地理志》，泰州属淮南东路[1]2180,而王拱辰一生并无赴泰州做官的经历，又“秦” “泰”二字形似易混，故乃元人抄写之误。又《行状》载 “嘉祐二年，移秦州……知河南府，知定州”[4]476,王拱辰曾到秦州和定州任官，故《宋史·王拱辰传》中的“历泰定二州”宜改为“历秦、定二州”。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关于此次出使契丹的时间问题，《宋史·王拱辰传》记为“至和三年”[1]10361,与《长编》所记辽重熙二十三年(1054,即宋至和元年)不同。但《长编》的史料价值颇高，其准确性亦然。而在二十四史中，《宋史》历来为史家讥为芜杂，成书过程极为潦草，错误之处可谓连篇累牍。

考《宋史·仁宗本纪》载：

(至和元年)九月乙亥，契丹遣使来告夏国平。辛巳，遣三司使王拱辰报使契丹。[1]237

《长编》卷一八〇载：

(至和二年秋七月戊辰)近充契丹使，多言生事，既当契丹主弹琴送酒之礼，又有兄弟传位之语，乃云用间夷狄，饰非矫诈，无所不至。[5]4358

《墓志》载：

至和元年，拜三司使，累迁尚书左丞。时北虏汛遣贵使来聘，以重讲好之义。上选公持礼报之，至则授馆于混同江。[2]308

据此，《墓志》与《长编》记载一致，皆为至和元年(1054)。再者，赵抃弹劾王拱辰出使契丹失仪之事发生在至和二年(1055)七月，即王拱辰于至和元年(1054)年末出使契丹归来。另外，《墓志》为时人安焘所撰，其史料的准确性大于近三百年后元人所纂的《宋史·王拱辰传》。综上可断定，《宋史·王拱辰传》所载的“至和三年”应为“至和元年”。

关于王拱辰在神宗登极至熙宁八年(1068—1075)之事，《宋史》据《行状》与其他史料抄之。然熙宁八年(1075),王拱辰还朝后到底任“西太一宫使”还是“中太一宫使”,《宋史》与《东都事略》所载各不同。《宋史》云：“八年，入朝，为中太一宫使。”[1]10361《东都事略》云： “召还，为西太一宫使。”[3]481考《行状》云 “八年，还朝，兼中太一宫使” “元丰元年，检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宫使”,[4]477王拱辰任“西太一宫使”的时间为元丰元年(1078)而不是熙宁八年(1075),因此《宋史》所载“中太一宫使”不误。

王拱辰之元丰年间(1078—1085)事，《东都事略》记载粗略而《宋史》尤详，考《行状》载：

秋大享明堂，诏入陪祠。既毕事，诏对曰：“北门常须旧德，而卿故治也，当再劳卧镇之。”又屈指数曰：“某年召卿归矣。”时三路籍民为保甲，下户皆不免，日聚教之，提举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为盗贼，百十为群，州县不敢以闻。公极论其弊，谓非止困其财力，害其农业，所以使为不良者，法驱之也。将恐浸淫为大盗可忧，愿蠲裁下户。于是主者指公沮法异国论。公曰：“此老臣所以报国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为盗也。六年三月，拜安武军节度使再任。[4]477

将《东都事略》《宋史》以及《行状》三者进行比对可知，《宋史》所载王拱辰元丰年间之事皆抄自《东都事略》与《行状》。由于《行状》为最早的原始材料，所以《宋史》记载此事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当为《行状》。然王拱辰所拜之官，《东都事略》作“安武军节度使”[3]481,而《宋史》作“武安军节度使”[1]10361,孰是孰非？据上所引《行状》，王拱辰于元丰六年(1083)再拜“安武军节度使”。单纯依据《行状》就否定《宋史》之“武安军节度使”之说还不够充分。考《宋史·地理志》云：“冀州，上，信都郡，旧团练。庆历八年升安武军节度。”[1]2123,[7]65《宋史·地理志》：“潭州，上，长沙郡，武安军节度。唐武安军节度。皇朝乾德元年降防御，端拱元年复节度。”[1]2198可见，宋代既有武安军节度使，也有安武军节度使。《宋史·职官志》云“武安军节度使”[1]3806而《宋会要辑稿》与《文献通考》皆作“安武军节度使”[8]3178 ,[9]1723。《墓志》与《行状》记载相同，皆为“安武军节度使”[2]309。即便如此，仍不能肯定王拱辰为“安武军节度使”,因为《行状》与《墓志》有记载失误的情况，仝建平之说论据不足。[10]58综观王拱辰一生的任职经历，他与潭州并无瓜葛，朝廷没必要将远在荆湖南路的“武安军节度使”强加给他。恰恰相反，王拱辰的任职经历皆在北方，在河北路的定州与大名府做官时间为最长，直到病逝在任上。结合《墓志》和《行状》的记载，再从王拱辰晚年治理朝廷北面的门户大名府的功劳来推断，朝廷赐予其为河北路的“安武军节度使”较荆湖南路的“武安军节度使”更为合乎情理。从哲宗即位当年，封王拱辰为彰德军节度使也可看出此种推断的合理性，因为彰德军亦为河北西路的节镇。此外，哲宗即位，为示以对老臣的礼遇，将王拱辰由安武军节度使升至彰德军节度使，相州的级别为望，较冀州“上”的级别为高。

综上所述，《墓志》《行状》《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东都事略》的记载无误，为“安武军节度使”。而《宋史·王拱辰传》《宋史·职官志》记载有误，宜改为“安武军节度使”。

此外，关于此三路保甲的来源，《行状》中仅云“下户”,并无“于是第五等户得免”之句。考《长编》载：

是日，诏：不候造簿，免第五等户保甲事状，限令诏到三日内闻奏。[5]8242

据此可知，李焘在《长编》中明确记载了第五等户，且小字注云此条抄自《御集》，而《宋史》应当参考了《长编》而来。因难以考证元人纂修《宋史》时《御集》存否，故无法知道是否直接摘自《御集》，此处姑且认为《宋史》此条参考了《长编》。

三、结语

根据现存史料来看，《宋史·王拱辰传》有三大史料来源，即《东都事略·王拱辰传》《行状》和《长编》。《宋史·王拱辰传》的大部分史料来自第一手材料《行状》和《墓志》，其余部分则是从《东都事略·王拱辰传》和《长编》等其他史料中筛选、增补而来的，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史·王拱辰传》的全貌。

但是由于《宋史》仓促成书，纂修官多不暇查考，许多地方沿袭了前代的舛误，致使《宋史·王拱辰传》存在一些错误之处。实际上，《宋史·王拱辰传》的成书过程还是较为合理的。由于官修正史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完整性叙述要求，元代纂修官必须在《东都事略·王拱辰传》框架结构的基础上，从《行状》《墓志》出发，兼采《长编》等诸家史料的记载，进行筛选、对照而补上《东都事略》漏载的内容。传记的完整性与史料的多源性成正比，这些有着不同记载的史料，经过考证编排，最终组合成了完整性较高的总括王拱辰一生的《宋史·王拱辰传》。

概言之，《宋史·王拱辰传》是元代纂修官将有关王拱辰的多源史料依照时序拼凑而成的，其史料多源性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第一，正史人物传记的完整性要求。对于王拱辰一生事迹的记载，史官在选取材料时势必要考虑时间的重要程度和时间跨度的完整性，二者缺一不可。第二，《墓志》《行状》以及官方史料存在局限性。《宋史·王拱辰传》作为《宋史》列传之一，其史料来源与其他列传的一个共通性就是主要依据于传主的墓志、行状，但这并不能将传主的生平事迹全部囊括在内，仍然需要从同时期相关人物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实际上，《宋史·王拱辰传》如此，整部《宋史》的列传亦是如此，《宋史·王拱辰传》的史料来源情况正是整部史书史源的一个缩影，对于系统研究《宋史》的史源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王拱辰的文集材料多亡佚，但由于其行状、墓志皆流传于世，所以《宋史·王拱辰传》对其一生重要事迹的记载是较为完整的。本文对《宋史·王拱辰传》的史料来源和舛误之处做了梳理和考辨，更系统的研究有待于将来的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郭茂育，刘继保。宋代墓志辑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3] 王称。东都事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刘挚。忠肃集[M].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包拯。包拯集校注[M]杨国宜，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9:43.
[7] 王存。元丰九域志[M].魏嵩山，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9]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仝建平。王拱辰任“安武军节度使”考[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58.

来源：嘉兴学院学报 2023,35(01),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