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支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已经去世，为何国共还能合作下去

一、中共四大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早在1924年9月，陈独秀就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党的四大的问题。因为自从这年5月中央扩大全会以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党走上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组织得到扩大和加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日益发展。尤其是以孙中山北上为契机而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段运动，既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更锻炼了共产党人。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作的开展，需要总结经验。

另一方面，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1924年1月国共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时起，国民党内的排共浪潮从未停息。这年8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又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约束共产党人的行动，这说明，包括国民党领导层在内，对共产党人在其党内的活动存有疑虑和排斥心理。

国民党内的排共情绪令许多参加其中的共产党人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自己该积极工作，还是只摆摆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共产党究竟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也需要全党统一思想。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能来华指导中共四大。维经斯基当然会尽可能满足陈独秀的要求。这年11月底，维经斯基抵达上海，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之展开。

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陈独秀得到了维经斯基的启迪和帮助，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写成《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的教训》一文，于12月20日在《新青年》发表。

陈独秀在文章中回顾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根源，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概况，总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教训。与一年前陈独秀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相比，这篇文章表明，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变化，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于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一封维经斯基在后给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一封信，透露了如下细节：

为了筹备中共四大，中共中央在1924年12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南方来的代表也参加了该会。会上的报告几乎都作了速记记录，并且将由维经斯基带回莫斯科。至于这些报告的内容，维经斯基在信中没有详细说明，但他还是作了简要归纳。

一直以来，我国党史学界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认为四大的功绩在于集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四大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第二，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四大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经分化为左、中、右派。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该是：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维经斯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瞿秋白等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解决了维经斯基信中所谈的两个中心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决议案。

与前三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内容更为翔实。这当然与维经斯基的有力指导分不开。

四大闭幕后，瞿秋白在给鲍罗廷的信中兴奋地写道：

在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谴责。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提纲。他们作出某种类似“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

总的来说，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孙中山的去世对国共合作的影响

还在中共四大召开期间，孙中山病重的消息就传到上海。陈独秀明白，如果孙中山逝世，国共合作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正是上海的维经斯基，给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及时的指导。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维经斯基指示：

为防备孙中山去世，你们需要起草一个宣言，不仅是给一般群众的宣言，而且也是给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号召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3月15日，中国共产党致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表示悲悼，同时希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能够遵照孙中山的遗嘱，继承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事业。唁电隐约道出了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未来的担心：

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须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须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中国共产党向世人明确表示：

虽然孙中山先生去世了，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决不变更自己已有的政策。要与国民党共同奋斗，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

陈独秀深知，孙中山的逝世必然会对国民党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党仅靠在报刊上督促国民党继续坚持孙中山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3月20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孙中山逝世产生的影响。

4月4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第十九号通告，指出：

为了应对孙中山逝世的变化，党要做好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借追悼孙中山做广大的宣传工作，尤其要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以扩大反帝、废约运动；二是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公开征求党员，扩大左派力量。有必要时，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组织，占据机关，不使右派侵入。

5月5日，陈独秀和张太雷分别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向党内和团内发出通告，提出全面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向右派反击的计划和实施方法，其主要之点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号召人民加入国民党；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加强政治宣传，批驳右派的反动行为。

尽管陈独秀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可能发生的变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之策，但这些还不足以保证国民党沿着孙中山确定的轨迹继续前行。实际上，孙中山逝世引起的国民党高层之变，犹如在国民党内引发的一次强烈的政治地震，所有与之有关的人，也包括陈独秀和共产党人，包括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都再也无法回复到原来的精神状态。

三、扩大党员队伍的努力

1925年，对于陈独秀来说，注定是一个增长才干的年份。

中共四大后，陈独秀开始指挥各地的共产党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起初，他并没有预料到，工人运动的形势会迅猛发展起来。

这年2月，上海、青岛两地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至2月18日，仅上海一地已有22家工厂、4万多工人参加到罢工的行列。2月底至3月底，重庆、镇江、北京、杭州、淮阴等地也出现工人罢工斗争。进入4月，斗争还在继续发展，湖北、广西、济南、青岛、安庆、无锡等省市和正太、粤汉铁路的工人举行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有的已不仅仅是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而且转变为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政治斗争。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劳动总工会。当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陈独秀却感到莫大的压力。当时共产党不到1000名党员，既要指导各地的罢工斗争，又要派相当一部分人到广州去从事国民党的工作，还要派人到冯玉祥国民军中去从事政治工作。除了人手缺乏之外，活动经费也成了一个大问题。没有人，没有钱，别说继续推动工作发展，就是要保持现状也比较困难。

1925年3月2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不得不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尽量多派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工作；一是为中共中央追加资助的经费。

关于经费问题，陈独秀在信中说：

按以前批准的预算，共产国际执委会每月向中共中央资助2250中国元，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些钱用于各地党的活动是不够的，所以每月应再追加1400元，以用于印刷宣传品、资助地方党组织和地方宣传员的活动。

不料，陈独秀向共产国际要的人和经费还没有到位，上海就发生了五卅惨案。

5月1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七厂的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的打手开枪打成重伤而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党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运动，具体方法是：

（一）由各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团体发起募捐，援助上海纱厂工人；（三）以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民之事实，造成抵制日货的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5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通告全党，要求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积极行动起来，与青年团组织相配合，联合各地民众团体，组织游行演讲队、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发动群众，掀起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在中共中央号召下，上海学生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宣传，发起支援受难工人的募捐。帝国主义为制止学生的反帝活动，派出巡捕拘禁了部分学生，并且准备在5月30日进行审讯。消息传来，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公愤。

为了推动反帝运动全面展开，陈独秀在5月28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成立一个有工农联合的组织，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动员工人、学生于5月30日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的马路上开展反帝宣传、讲演、示威游行，结果又有100多人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午，英国巡捕向聚集在老闸捕房的群众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以便将分散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第二天，上海实现了三罢。

6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公开宣告成立。当晚，中共中央决定以上海总工会为核心，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同时决定将斗争扩展到全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长沙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一时间成为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遍及各地，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第一次在没有莫斯科及其代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的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配合下，在运动的起初和发展阶段，精心策划，有板有眼地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陈独秀始终关注运动的发展走向，并随时予以引导。从6月至9月，他在《向导》发表了11篇与五卅运动有关的文章，阐明运动的性质，提出斗争的口号和策略，揭露帝国主义的造谣污蔑，批评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充分发挥了指挥者的作用。

在领导五卅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在香港和广州组织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共坚持了16个月之久，不仅声援了五卅运动，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一个仅有2000多人的党，一个尚处于秘密状态的党，能够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掀起翻天覆地的反帝革命运动，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令斯大林等人既兴奋又紧张。

斯大林等人希望运动搞大，大到足以推翻中国政府的地步。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让其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立即电汇上海。同时决定在苏联和其他有共产党活动的国家，开展“不许干涉中国”运动。不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

与此同时，斯大林等人又有些担心。一来担心运动会失去控制，招致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强烈的干涉；二来担心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人数很少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运动。6月26日，中国的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之下，这一天，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宣布无条件结束罢工，小商小贩小厂主们受到他们的影响，斗争情绪也开始低落。从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基本脱离反帝联合战线。

从7月初开始，上海的大、中学校陆续放假，大部分学生离校回家，不可能再参加反帝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群体的游离，使上海工人的斗争陷入孤立的境地。

三、保存实力的收缩

与此同时，张作霖奉系军阀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开始在上海疯狂镇压反帝爱国运动，每天都有血案发生。从未领导过如此规模宏大的革命运动，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并不了解在反动势力实行高压，联合战线已经破裂，群众力量已经，无产阶级已经陷于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唯有采取“收”的策略，结束罢工，保存力量，才能避免更大损失，有利于今后的斗争。而如果继续坚持斗争和扩大斗争，非但保护不了工人运动，而且会招来更大的挫折和失败，不可能将运动再次推向高潮。

然而，陈独秀仍然使用“放”的策略，摆出一副不计代价，与反动势力决一死战的架势。对于工人，提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共产党都永远领导着工人奋斗；对于学生，他提出要努力地继续帮助工人，不要被军阀的压迫和猎杀所吓退；对于士兵，提出组织革命机关，反对使士兵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在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不利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鼓动群众运动，无异于蛮干。

显然，面对复杂的形势，缺乏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已经难以作出正确抉择。

倒是斯大林等俄共（布）领导人从来自中国的报告中，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危急形势。他们认为，此时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有组织地实行退却的时候了。这一决定以电报的形式发给正在中国的维经斯基。

为了落实莫斯科方面关于适时结束罢工的决定，维经斯基和加拉罕一起制订了帮助中共中央对罢工运动实行“刹车”的具体措施。在维经斯基的具体指导下，陈独秀开始有步骤地对工人运动采取“收”的策略。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动员群众发起向帝国主义的进攻固然不易，而组织工人有秩序地退却也很困难。当时，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刘少奇不仅要同中外资本家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尽量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同时还要说服工人群众克服偏激情绪，从长远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尽快复工。经过努力，从8月下旬开始，各厂工人开始有条件地复工。

有组织地退却，将革命力量尽量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以后工人运动的更大发展奠定基础。实践证明，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