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吴头楚尾”的江南之重

作者 李金坤 李莹

镇江是一座有着三千余年悠久历史之文化名城，独具“吴头楚尾”的特殊地缘格局，襟山带水，拥有长江天堑，自古军事重镇，水陆交通发达；镇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多元文化交融，博采众长，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善学敢拼，勇于创新，是一座兼具自然美与人文美的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研究丛书》“导言”曰：“镇江的特色可以这样概括：她是长江三角洲顶端的滨江山水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现代港口、工贸、风景游览城市，苏南区域中心城市之一。独具江河山林形胜，兼具南北中西风姿。‘独具’加‘兼蓄’，这就是镇江。”[1]镇江的确是一座宜攻、宜守、宜商、宜贸、宜交、宜通、宜居、宜游的自然美与人文美兼具的城市。

【吴头楚尾 人文厚重】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而滨江，地理位置与形势颇为独特，历史上属于“江南”范畴，与一江之隔的扬州相比，镇江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大家族的嫡传“子孙”。但镇江虽属江南，但又处于江南地域的北端，与素有楚地之称的扬州隔江相望。因此，便自然形成了一个“吴头楚尾”的地域特征，被古人称为“江山清绝，襟吴带楚”，这里是长江和大运河十字‘黄金水道’的交汇点，是楚文化和吴文化的冲撞带。”若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那么，镇江这块风水宝地，恰是南北文化的交融地带，是产生新质文化的摇篮与温床。

历史文献对“吴头楚尾”多有定义，实即处于吴楚两国交界的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带，裴伟《何处平分吴楚》（《镇江学刊》2001年10期）指出：“范围西到江西九江湖口（长江中、下游分界），经安徽东到扬州、镇江市（长江三角洲起点，包括镇江所辖的丹徒、丹阳、句容、扬中）的长江中下游两岸沿江地带，亦即今北方方言与赣、吴方言交汇的一大段”。不过，在“吴头楚尾”的沿江两岸地带中，镇江较之江西、安徽、扬州等地，其“吴头楚尾”之称又别具意义。就吴文化体系而言，早先镇江地区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1954年在镇江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前期著名青铜器宜侯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腹内铭文126字（可辨读118字）记述周康王改封虞侯矢于宜地为宜侯，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与奴隶之事。据唐兰先生《宜侯簋矢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考释，虞即吴，虞侯矢簋即奔吴之仲雍的曾孙周章，其所封之“宜”即在镇江丹徒附近。镇江春秋时称“朱方，”是吴国西境要地，与江北的“邗”同为吴国势力北进中原的军事重地。“吴楚对朱方的争夺，表明在两强争霸中镇江军事地位的重要。吴王余昧死后葬在丹徒大港，1984年在大港北山顶发现了余昧墓葬，出土有余昧矛及钟、磬、鼎、悬鼓、虎钮淳于、鸠杖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400余件。由此大致可以推断镇江地区或曾是吴国王都，或曾为吴的别都。可以说，宁镇地区尤其是丹徒大港沿江地区，是先吴文化、吴文化的重要诞生地。从文化源流的角度，镇江号称“吴头楚尾”名副其实，既有地域概念之因素，又有文化源流传承之内涵。

镇江是中原文化南来的前哨，唐以来曾为“三吴”之一（润州为“中吴”（见明周祁《名义考》），得益江河交汇的舟楫之便，与其上游的九江、六安、庐江、芜湖、南京等一样，是南北文化交流、撞击、磨合的典型文化走廊地区。“吴头楚尾”的称号亦专指“控楚负吴”的镇江之地域形势与文化特征。早在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的诗中，已能发现准确表述镇江地理位置“吴头楚尾”的意象：“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由诗题可知，诗人黎明时分在镇江的芙蓉楼送别友人辛渐，首二句中的“吴”与“楚”都是指镇江一带地区，这里的吴江与楚山，实指镇江的“江”与“山”，正好验证了“吴头楚尾”镇江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宋·释法平《登北固楼》云：“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由此观之，“吴头楚尾”的地理空间格局是显而易见的。直至今日，人们依然以“吴头楚尾”专名称镇江，龙协涛教授2006年秋为《镇江高专学报》创刊20周年题词曰：“吴头楚尾地，群星灿烂天”，可见“吴头楚尾”已成为“镇江”的代名词。

【军事重镇 闪耀人文】

镇江是一座具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之文化名城，北临浩浩长江，古称“京江”，由古称“京”“京城”“京口”而得名，“京江”之名至今沿用。唐代诗人孟浩然《扬子津望京口》诗云：“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北固，即北固山，是镇江市北部耸立江边的一座风景名山；夷山，是镇江焦山以北的一座小山，又名海门山。诗句真实记录了唐代镇江位于长江下游临近入海口的地理特征。在沿海城市中，镇江又别具山重水复的城市山林景观，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云：“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危楼”。词中的“古徐州”又称“南徐州”，即镇江。陆游登上北固山多景楼，俯瞰全景，不禁发出江左形胜、江山如画的由衷赞叹。陈亮登上多景楼后，对镇江的地理形势另有一番感慨：“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厚势”。（《念奴娇·登多景楼》）又说“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藏穴之虎”，都肯定了镇江这块风水宝地独特的地理形势与重要战略地位。所谓“一水横陈”，指紧临镇江城并由西而东浩荡奔流的长江，沿江有金山、北固山、焦山三山鼎立。“连岗三面”，指镇江城内外东、南、西三面皆山。城外群山环抱，城内山岗星罗棋布，形成“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风貌。镇江人素喜以“三山六岭七十二岗”来称颂城中多山的独特风景。据统计，在镇江市区及近郊的15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小山体60多座，面积达20多平方公里。单城南的南山名胜风景区，便是群山起伏，连绵如画，诸如黄鹤山、磨笄山、夹山、招隐山、九华山、回龙山、观音山、岘山，黄山等多达20余座，面积达11平方公里左右。横贯镇江东西的十里长街中山路，沿途则有狮子山、宝盖山、太古山、风车山、凉蓬山、王家门山、笪家山、钱家山、凤凰岭、东门坡、日精山、月华山、北固山等一坡一岭11座山。

此外，城中尚有不胜枚举的山、坡、岭，“三山五岭”中的“三山”，指藏身城中的日精山、月华山、寿邱山；“五岭”即乌风岭、凤凰岭、燕支岭、骆驼岭、柏花岭。而古运河由东南而西北贯穿城中入江，成为城市这架钢琴上流动的音符。镇江襟山带江，山环水绕，既有山的仁厚，又有水的灵动；既有山的雄壮，又有水的温柔，真可谓“古郡山为城，特色秀南国”的“天下第一江山”。南朝梁武帝萧衍登临北固山时所题“天下第一江山”，是对镇江最早、最精当、最权威的评价。米芾酷爱镇江山水，赞为“城市山林”，所题匾额至今高悬于南山风景区牌楼。

镇江城市景观由北而南，构成了天造地设的三个自然空间层次，即：北面滚滚东流的长江，中间山中有城、城中有山、运河穿越、山水相依的繁华街市，南面有森林茂密的连绵群峰，是典型的滨江山林城市。对镇江如此壮观雄奇的“千古江山”（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更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赞叹。“满眼风光北固楼”不仅指北固山的雄险之景，还包括词人放眼所及镇江全城风光之美。康熙南巡登金山顶峰时曾慨然留下“江天一览”四字御笔，气势豪迈，直干云霄。康熙登上北固山顶，俯察脚下三国铁瓮城遗址、远眺东吴茫茫大地，慷慨吟诗道：“半面烟岚雄北固，一方形势控东吴”，胸襟博大，气势豪迈，十分准确地概括出以北固山为代表之一的镇江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康熙《镇江府志》亦云：“镇江山川奇丽，甲于江左，诸名胜诗文最足相副”。陈毅元帅当年登上北固山，曾情不自禁地颂赞“这是一幅美极了的天然长江画卷”。真所谓 “江山如此多娇” “风景这边独好”。千古江山，百世风流。镇江因此而成为得天独厚的典型滨江山林城市，山水映带、纵横交错的地理格局，自然构成了它独特的天然屏障，形成了它军事重镇绝妙天然的元素。毋庸置疑，镇江这座山水城市的的确确可以心安理得地戴上“天下第一江山”之桂冠。地处长江三角顶端、襟山带江且具有江河交汇独特地理生态的镇江，不仅造就了镇江风景秀美的“城市山林”，而且成为江防要地、军事重镇的“东南锁钥”。

对于镇江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的丰富性与优越性，北宋曾彦和所纂《润州类集·序》中，有深情而明晰地表述：

朱方之重，非一日也。江山清绝，襟吴带楚，芙蓉名楼，甘露表寺，幽赏丽观，不出城市。水嬉，则焦庐、裴岩相望于西江之中；陆走，则鹤岭、鹿泉映带于南郊之外。秦潭庆井，则暴君戾臣之可鉴戒；谢堂许涧，则贤人端士之可想象其远。若碑书十字，泉沸四井，则余光遗烈风动千古；青童马迹，紫阳鹤驭，则洞天福地事隔人境。

【刚勇坚毅 垂范史册】

如此优美的山川美景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极大地开阔了诗人的艺术视野，丰富了诗人们的情感世界，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真乃“得江山之助”者也。元代著名学者俞希鲁《至顺镇江志》中亦有类似论述，表明了镇江山水与人文传统对于人才孕育的重要性：

京口江山，为天下冠。清淑之气，扶舆盘礴，以钟乎人者，代不乏材。典午南渡，中原士大夫又多侨寓于此。唐宋以来，屹为重镇。皇元一统，适当南北冠盖之会。是以上下千数百年，名公臣卿，鸿儒硕彦，项背相望。或以节义励俗，或以政事裕民，或以武略定乱，或以文学垂范。至于高蹈物表，远引方外，亦皆清俊卓绝之士，是其遗风逸尘，沾被无极。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云：“（镇江）府内控江湖，北据淮、泗，山川形胜，自昔用武处也。杜佑云：‘京口（今镇江）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门户，锁钥不可不重也。”由于镇江独具东南锁钥、江防重镇的特殊军事地位，故而镇江这方土地遂自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事不断，英雄辈出，可歌可泣。从三国孙吴铁瓮城的巍巍雄姿、东晋北府兵的虎虎生气、祖逖闻鸡起舞的战斗意志、刘裕横扫千军的赫赫功勋，到民族英雄宗泽临终三呼渡河的爱国赤诚、梁红玉金山击鼓助夫战金兵的巾帼英姿、圌山焦山炮台的愤怒吼声、海龄将帅至死抗英率领妻小为国殉难的悲壮义举、辛亥革命上将军赵伯先奋擎义旗的献身精神，还有韦岗、茅山军民抗日的熊熊烽火，等等。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爱国精神代代相传。“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五首》其二）正是镇江这片洒满历代英杰鲜血的江山热土，才得以铸就了镇江人敦厚勇毅的可贵品质。

在历代战事中，镇江人民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与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悲壮故事，可歌可泣，震惊中外。1842年6月，英军攻陷长江口吴淞炮台后侵占上海。7月沿江到达镇江，时英军舰队由装备724门大炮的76艘船舰组成，士兵12000多人，指挥官是英国政府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和侵华英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如此庞大阵容与嚣张气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兵临城下的千钧一发之势。而镇江方面军事力量悬殊巨大：原有蒙古籍骑兵1200人，鸦片战争后，清廷政又从山东青州调来骑兵400人协防，绿营兵600人大部调去防守上下游的小口岸。英军抵达后，清廷又紧急调来浙江参赞大臣齐慎部2000人与河北提督刘允孝部2000人，分驻城外，旗军总数1600人，汉军4000人左右，守城统帅是旗军副都统海龄。海龄（字蓬山，满州镶白旗人），道光十二年（1832）擢为大名镇总兵，后调正定镇总兵。1840年8月被授予西安右翼副都统，9月调江宁副都统，12月调京口副都统。在敌强我弱的极大悬殊下，海龄亲率全体将士众志成城，奋勇抗击，殊死搏斗，浴血奋战，指挥旗兵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见寡不敌众，仍誓死不降，在都统署内举火自焚，其妻也怀抱3岁孙儿一同殉难。其余旗兵在最后顽抗之后，也携眷殉难。

镇江之战，英国侵略者虽然侵占镇江76天，但也遭受沉重打击。英方公布此战英军阵亡185人，其实远非次此数，仅英军98团就埋葬60人，贮藏船欧琴号除3个水兵和1个侍者活着回国，船长到士兵全部阵亡。镇江保卫战虽然失败，但镇江人民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敌、誓死血战的英雄气概，气贯长虹，彪炳史册，在国人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镇江守军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坚船利炮，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其悲壮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也震慑了侵略者。侵略军利洛在《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中承认：“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恩格斯也高度评价镇江守军的英勇抵抗，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赞扬道：“驻防旗兵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由此观之，镇江人民奋死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惊天动地的壮举与视死如归、忘我战斗的牺牲精神，实在是永垂不朽、百世流芳的。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镇江沦陷。日寇侵占镇江后，疯狂烧杀淫掠，生灵涂炭，江山泣泪。生死存亡之际，素有反帝光荣传统的镇江人民不屈外侮、奋起反抗，积极投身民族抗日救亡战斗之中。地方性抗日武装纷纷建立，其中影响较大者有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许维新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邵凤山领导的长江水上游击队等，这些群众抗日武装后来大多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中，最值得镇江人民骄傲自豪的是伏击日军的“韦岗之战”。1938年5月，遵照中央指示，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抵达江南。6月，陈毅率新四军主力抵达茅山。据情报，镇江至句容的公路每天都有日军车队经过，于是决定在镇江城西南20公里处的韦岗伏击日军。6月17日凌晨，粟裕亲率6个步兵班、1个驳壳枪班和1个轻机枪班组成伏击部队，埋伏在韦赣船山。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时，粟裕司令一声令下，全部开火，日军车翻人亡、狼狈不堪。战士们又冲下山与逃串日军展开肉搏战，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战，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3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等许多战利品，狠狠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大长了国人志气。捷报传来，陈毅兴奋挥毫写下“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韦岗一战扬名后，又相继夜袭辛丰车站、攻打句容县城、伏击珥陵船队、拔除东湾据点，以及竹子岗、孔家边、东西谢、新塘、东昌街等战役，势如破竹，一路告捷。6月至8月，新四军又在茅山、丹北地区接连打了30多次胜仗，威震大江南北。1938年底，已开辟拥有40万人的十余处游击基地，并由此建立起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作为军事重镇的镇江，不仅在镇江战争史上，而且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留有不可缺席之位。

【多元文化 交融之地】

从先秦至近代，由于战乱、饥荒等因素，北方移民一直南下不已，而镇江则是他们长途跋涉后落脚栖息的第一个安全地带。他们其中有的人便就此安营扎寨，世代生息于此；有的则在或短或长的停留之后，又继续南迁至常州、无锡、宜兴、苏州或更远的上海、浙江等地。但不管怎样，镇江则是北人南下的较为理想的首要安顿之所，是南北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动感地带”。

镇江有史以来大致经历过四次规模较大的南北文化交融时期。第一次是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因朝廷皇位之争失败“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由镇江考古资料可知，太伯、仲雍等南下后曾栖息于镇江一带，时镇江称“宜”，北方周文化南下后首先在镇江登陆并交融，后与吴地荆蛮文化结合产生了吴文化。虽说文化中心在太湖流域地区，但镇江地区的源头地位毋庸置疑。当时形成的“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之概括，正恰好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次是北人大量南迁的六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出现的“永嘉之乱”，使大批中原移民沿淮水南下，京口成了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地方，所谓“过江名士多如鲫”，便是最形象的说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徒》一文指出：“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刘裕家在京口（镇江），萧道成、萧衍家在武进之南兰陵（武进），皆属南徐州。……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试于列传中查之，则祖逖阳遵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武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邪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杨人，皆侨居京口”。北方这些世家大族、名人学者云集京口，无疑给京口注入了新鲜的文化活力与经济动力，使之成为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一大批杰出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皆产生于六朝之镇江。如葛洪的《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抱朴子》《西京杂记》，祖冲之的《大明历》《圆周率》，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鲍照的《鲍参军集》，徐陵的《玉台新咏》，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25首组诗等，均诞生于镇江。六朝的镇江，人文荟萃、群星璀璨，令世人瞩目，由此掀开了历史上最为惊艳辉煌的一页。

第三次是晚唐五代及宋金对峙时期，因为大量黄淮人口涌入镇江，北方文化呈现出规模趋势，使镇江文化的“北化”现象更为突出，进一步稀释了原有的吴地文化。第四次是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战乱与灾荒的频频发生，淮民及苏北难民纷纷南下镇江，文化再次发生深度交融。

镇江这方山水俱佳、性格宽和的“江南”乐土，除了历史上不断进行南北文化交融之外，东西文化也在这里不断进行碰撞，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与文化，从而产生出新质文化。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文明不断输入镇江。1861年后，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经营江海航运，俄国、丹麦等许多外商在镇江设立商楼。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镇江人重商、亲商意识颇浓。还有日本使者阿倍仲麻吕、朝鲜高丽诗人李齐贤，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日本画僧雪舟、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等，都在镇江这方热土上进行了友好而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从而氤氲出一派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新气象。

总起来看，镇江的地域文化是以吴文化为主体的开放型文化。以吴文化为主体，在三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属于吴越之地，属楚时间仅139年。但镇江的文化，从西周到战国，受到西周和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六朝期间大批北方移民南渡，又受到北方文化巨大影响；鸦片战争后，还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镇江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特色，不仅交流频繁，且兼收并蓄。在镇江文化的肌体内，既有北方文化粗犷、豪放、率真，又有南方文化的细腻、婉约、执著，还兼具西方现代文明的开放、创新、进取，这些直接影响了镇江文化与文学的特征与风貌。

作者简介

李金坤，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文学遗产》《文献》《文史知识》《中国文化研究》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有《风骚比较新论》《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专著两部，参著书籍二十余部。 李莹，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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