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农民曾经有多苦？从钱塘江摊耕海取盐到成为杭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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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作者：小满

感谢红山农场接受采访及提供部分图片

感谢沈光夫、陈中民、陈照龙接受采访

感谢孙昌建老师的指导

钱塘江入海口，如被巨手扼住的狂蟒之尾，上下摆动，流水冲击两岸，漫过堤塘，侵入农田房舍。潮涌早晚两次，日夜不息，将良田变为沙地，道路复归滩涂。尤其钱江南岸，漫漫滩涂，芦蒿遍野，地皆板结，水多咸苦，唯有喙长脚细的鸻鸟在此聚集，啄食浅坑中的虾蟹。后来到此的盐民称之为“沙头鸟”，取其逐盐水而漂泊，居无定所之意。天长日久，人鸟两依，“沙头鸟”成为了此处盐民带有自嘲性质的自称。

红山农场的故事滥觞于这块苦咸之地，从贫瘠的杭州“东伯利亚 ”，到1985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临视察，并写下了高度评价的题词之后，红山农场在省内乃至全国大放光彩，与万向集团、航民村成为萧山改革开放的“三面红旗”之一；次年，红山农场工农业产值突破1亿元，作为杭州乃至浙江省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红山农场成为了接待各级领导、外宾和新闻媒体的窗口。从1984年到1995年，红山农场共接待外宾471批；港澳台同胞及华侨66批，部长、副部长级的访问团47批；各国新闻记者40多批。

红山为什么这样红？那是渴望中的挣扎、放手一搏的胆略，从动脉中迸发出的鲜血的颜色。

1962年春，钱江潮水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潮湿和腥咸的气息，从东海刮来的风吹湿了月亮，仿若笼罩在毛玻璃中的一个朦胧的光球。

地处钱塘江南岸的头蓬盐场，经过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已经聚集了一千多户盐民，盛夏之时，江滩上盐板片片相连，经过烈日蒸发，洁白的盐晶闪耀，如雪覆地，连绵不绝。

这些晒盐的人祖上大多是失地农民，逐滩涂而居，一檩茅房，几块盐板就是全部家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成立头蓬盐场，将盐民组织起来，统一管理。盐是重税物资，当时国家收购价格1.5分一斤，统销批发价9分一斤，市场零售价格约在1角1分到1角3分钱一斤。纵然如此，盐民的收入比务农还是高出许多，只是看天吃饭，产量并不稳定，头蓬市场的商户看见“盐板户头”，大多愿意赊账，因为知道他们不穷，盐民也自嘲：“晴三天，肉烧得熟些；雨三天，粥烧得薄些”。只是烧酒不能断，手被苦卤浸泡，骨被江潮侵袭，草屋怕风、泥墙怕雨，须高粱烧酒一斤来蒸腾湿气。他们的生活苦则苦矣，但颇有些“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趣。

1962年开始的大面积坍江让头蓬盐场陷入了新的危机，潮水持续侵蚀盐场，江堤由东向西一片片垮塌，江水漫过茅屋高基，薪浮锅漂，烟火断绝，身后是十多米高的江南支塘，农田由此庇佑，断不可失，人们用巨石沙包稳固基础，只可怜这些盐户，漂在汪洋之间。

陈中民是年35岁，他的岳家据此东北约20公里，走动之时，偶然发现一大块沙地滩涂，五指一抓，泥土中散发出迷人的腥咸味道。陈中民后来成为了红山农场的场长，彭真第一次来农场视察之前，曾让他单独去杭州汇报，此是后话了。

陈中民闻到这个味道，看到芦蒿之间穿梭的沙头鸟，一时间欣喜若狂，回到场部向上汇报之后，萧山的领导还拿不定主意，因为这块地方杭州市委已有考虑，准备用以安置知识青年。但实际上，盐民已经没有居住的地方了，“沙头鸟”的不管不顾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从62年开始，农场就组织陆续搬迁，一直持续到68年，头蓬盐场的盐民占据了这片10000亩左右的江滩，成为了日后红山农场的基础。而在那个时候，旁边只有一个芦竹厂，为杭州华丰造纸厂提供原料，最后成为高档卷烟的烟纸。

搬迁到红山脚下之后，在新的江滩之上，板盐最高年产量达到13000多吨，创了历史新高，本来以为日子终于又好过了，没想到1966年开始，浙江省开始在九号坝至美女坝之间筑堤围垦2.25万亩，这些土地如同铆钉将汹涌的江水钉在河道之中，不会再有江潮肆虐侵害农田，但同时，大海的盐分也不会再漫过滩涂，盐民的手里，也抓不到一把把结晶的白雪。到1969年，盐场的产量下降到年3000吨，生活已经无法为继，以至于有些人家连买几盒火柴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样下去无疑是等死，场部领导开了七天的会议，会议室内烟雾缭绕，香烟屁股扔了一地，比较激进的说法是“废场”，大约相当于日后所谓的破产，资产上交，由政府安置；也有人提出以场部为基础，大家出外打工谋生，实际上，当时有些门路关系的盐民，已经偷偷把家当一收，出外务工了。最后，以金明浩为首的场领导，做出了将盐业转为农业的决定。

“盐碱地上种庄稼，自古未闻。”今年已经84岁的陈照龙说，作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钱塘江板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年可是晒盐的一把好手，而在时代的变革面前，这些祖辈传承下来的手艺，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领，轻薄得像一张纸，被江风一吹，便不见了踪影。

1969年4月，头蓬盐场更名为“五七农场”（1984年五七农场更名为红山农场，为行文方便，以下称红山农场），一个时代结束，另个一时代开始了。

盐民身上有一种游牧者的气质，仿若逐水草而居一般，他们一样漂泊在各个江湾之间，这样的生活使他们心灵空旷，较少背负传统的包袱，这使得红山农场在几次的大转型之时，能够轻装上阵，迅速变换方向，取得市场的先机。

在这片目前看起来填不饱肚子的土地上，红山人投入的不仅仅是辛劳与智慧，还有一根筋的执着，“没办法退，”今年96岁的陈中民说：“我们的身后是十几米高的大堤。”他当年担任副场长，提出了“平整土地、深沟高垄、稻棉轮作，秸秆还田”的十六字方针。场部收拢盐场所有的3万多块盐板，卖给慈溪庵东盐场，得款30余万，加上国家拨给4万元无息贷款，成为红山农场由盐转农的全部资金。

一万多亩的土地上，高高低低排列着上千个盐坨头，所有的盐民一起出动，将曾经辛苦垒砌的盐坨头铲平，开挖五七河、先锋河，本来积蓄盐分的土地，被河流带来的淡水稀释，以前抓一把土，生怕不咸，现在一锹子下去，最好能淌出淡水。

疏浚河道的时候，来自北京的知青徐守源突然陷入流沙之中，即便扔掉了工具，也无法自救，闻声而来的场民用竹杆拉着徐守源，慢慢地将他从流沙中拔了出来，当年有300多位知识青年参与了红山农场的建设，最后大部分回城。当红山农场兴旺发达之后，按照知青们在农场的工龄，也给予了一定的福利。老场长陈中民回忆，当年在发展阶段，自己到不少部门及上级单位要过钱，“但是我们最后都按说好的办法还掉，”这位96岁的老人说：“红山没有坏账，我们不欠人家一分一毫。”

河道开挖之后，红山人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土壤。要去萧山或者杭州要点人粪是不可能的，拿着钱都买不到。场部派出男劳力，摇船去杭州扫来一船又一船的垃圾，垃圾船停在美女坝，再驳运过来，用筛子筛一遍，扔掉砖块、石子、玻璃和金属罐头，剩下的是燃烧过的煤屑和烂菜叶子，零头破布之类，然后一担一担地挑到田地上；有人跑到义乌佛堂，收购榨糖后的甘蔗渣，用火车运来，成为改善土壤最有效的有机肥。

光靠外面还不够，场部制定政策，每口人必须养一头猪、一头羊，产出的猪粪羊粪集中起来，折算工分。就算春节走亲戚的时候，红山人都随身带着扁担、箩筐和扫把，一路捡着鸡屎、牛粪和其他垃圾。不回家过年的知识青年郑林兔回忆，十几个下乡知青，组成积肥队，大年初一就上坎山镇大街上扫垃圾积肥。

厚德载物，土地从不亏人，1966年，试种的水稻成功，从此开创了红山盐碱地上种植水稻的历史。

场员拿起秧苗，三根捏住秧苗的手指碰到水田，仿佛碰到了一块铁板，手指一松，插下去的秧苗又浮上水面。本来一个工的生活，需要配人来做，第一个人手持茅刀，在田里挖个洞，后面人再把秧苗插下去，为了赶时令，一天十六七个小时连轴转，纵然如此，第一年的亩产只有200多斤，但这是粮食、白花花的稻米啊。

能够吃饱肚子的红山人，仿佛看见了缝隙中的光亮，在不断改善土壤的基础上，到1978年，全场粮食亩产达到了808公斤。在1979年7月4日《浙江日报》的头版，以《农业插上金翅膀，才能实现高速度》的醒目标题报道：“十年前荒芜的海涂，今天变成富裕的农村……夺粮战斗打胜了。在这四年中，粮食亩产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六十斤。农场逐步扩种了棉花、油菜、络麻、桑蚕等作物。”次年1月7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以《不吃“大锅饭”，齐心夺高产，五七农场平均每人收入四百多元》为题，报道了五七农场粮、棉、油、茧、牧大幅度增产的消息。

如果定格在这个时候，红山农场也许和萧山其他的国营农场一样，最终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作为唯一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农场，基因中带着为自身奋斗的闯劲和干劲。这种力量马上就会遇到时代的巨浪——1978年的改革开放。春雷尚未动，万物却有灵，这种灵性在这片曾经的盐碱滩涂中冒出芽来，恰好又碰上了春雨浇灌，于是才有这红山传奇。

回顾当年，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高瞻远瞩，只不过时代之风浩荡，一块小小的布匹也能成帆。

1976年，红山农场人均收入达到了300元，居无定所的“沙头鸟”终于在这里扎下了根。但当时大部分人还住在类似于临时帐篷的茅草屋中，再没有谁能比世代居住草棚的“沙头鸟”更盼望一个稳固的家，温饱无虞之后，住上瓦房，成为了红山人最迫切的需求。

建房需要水泥，但当时的计划经济，没有计划到红山人的需求，花钱是买不来水泥的。场部决定，自建水泥厂，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建房的需求，谁也不会想到，农场日后的大发展，会跟这家年产能力只有3000吨的水泥厂有什么关系。

1979年11月，因为农业工作抓得好，年仅31岁的魏金海担任农场书记，出乎所有人预料，一上台，这位“田秀才”就表态，自己绝不当“粮食书记”，而要当“农工商经理”，花大力气把工业搞上去。他提出，要大规模扩建水泥厂，设计年产量至少达到8万吨。

消息传开，整个农场顿时炸开了锅：

“农场农场，终归要以农为主，不能不务正业。”

“改造资金从哪里来？至少要170万呢！”

“煤从哪里来？”

听着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意见，魏金海在又一个争论到深夜的党委会上，起身说：“请求大家允许我犯个错误，一旦又什么不测，我甘愿去坐牢。”

一槌定音，盐民们认准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拉他们回头。当年水泥厂的批文也不是从当时的萧山县获得的，陈中民回忆，这张批文是通过当时的代管单位浙江建设兵团获得的，都属于钻了政策的空子，“沙头鸟”尖而硬的喙，最善于在缝隙中撕开口子。后来陈照龙办塑料模具厂，从江苏买来的大型注塑机因为过于沉重，不被允许上钱塘江大桥，他们也有胆子在半夜偷偷运进来。要知道，当时钱塘江大桥上，可是有荷枪的解放军站岗的。

办厂没有钱，陈中民利用自身在工业系统的关系，拉来了无息贷款，并鼓动场民集资共筹；没有煤，联系到上饶的煤矿，但当时国家有规定“南煤不许北运”，铁路上是不允许拉煤炭的车皮由南向北运输，于是只能通过汽车将上饶的煤炭拉到浙江江山上火车。

水泥厂投产之后，石灰石由萧山内河航运公司装来，只要石灰石一到，全厂人员都到河边卸货，双手抱上岸，逐一传递到堆石场。只要一声号令“搬货去”，即便是刚出厂门下班的工人也会赶到码头继续工作；因电压不够，球磨机往往不能顺利启动，十多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一个长麻绳，缠绕在球磨机主轴上，用人力帮助机械运转。

一年之后，水泥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各路采购排队在厂门口等着发货，水泥厂当年获利83万元，与此同时，以水泥厂为骨干企业，农场陆续创办了一系列衍生的建材厂和各种配件厂，后来又扩展到农产品加工厂和轻纺印染企业，短短五年中，工农业产值增长了7倍半。

时光迈入80年代，我们的国家刚刚从春风中复苏，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席卷而来，巨大的需求把先行一步的红山农场推到风口浪尖，到1983年，农场创产值2105万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2540元，折合美元1256元。根据邓小平提出的800美元人均收入标准，这种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结构，使农场提前17年进入小康水平。随后，《人民日报》刊登《这里，人均收入1256美元》一文，专题报道红山农场提前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农场里，人们住进了第三代新房——别墅式的二层小楼。整套家具、豪华灯具、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农民家庭。退休场员享有养老金。幼儿入托至初中毕业，全部实行义务教育，考上重点中学或中专、大学的，还享受奖学金。”红山农场成为萧山「三面红旗」之一，包括外国元首在内的国内外参观者纷至沓来，同声赞赏。

▲1984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萧山红山农场提前实现小康目标的先进事迹。自此以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及国外政要先后到农场视察、访问。

红山农场马上要红了，一直要红到国外去。

1985年2月份，刚刚卸任场长的陈中民接到通知：到杭州向彭真同志汇报农场情况。在浙江省委，陈中民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彭真对他说：“材料我都看过了，我这里问你三个问题，农场职工收入差距是多少？教育情况如何？社会治安如何？”

陈中民回答：“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我们的收入差距不超过两倍；从1979年开始，农场职工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交学费；社会治安稳定良好。”

听了回答的彭真表示满意，几天之后，场部就接到彭真要亲自视察的通知。这是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红山农场，在前一年，莫桑比克总统抵达红山农场参观，省政府将红山农场列为对外开放单位。

而彭真留下的题词对红山农场的评价又抬升了一个高度：“红山农场同志们艰苦创业，在农业稳产高产、粮棉双超纲的基础上，大力举办工业，发展多种经营，连年工农业产值和收入双猛增，全场群众生活大改善，令人看了高兴。祝你们再接再厉，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可以说，国家领导人在农业、工业和群众生活全方位的肯定了红山人做出的成绩，农场成为那个时代一颗熠熠发光的新星。

▲上世纪80年代时，时任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与泰国王储来红山农场考察学习。

1986年，红山的工业产值和利润双双突破1亿元和1000万大关，震动了整个杭州乃至浙江，从此以后，红山农场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工业发展作为农场经济发展的支柱，到1994年，经济总量突破10个亿；2007年突破100亿；2011年突破144亿，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场强民富。

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成为红山人的高光时刻：住房从平房变成了小别墅；子女的工作由农场统一安排；教育和医疗都有相应的保障……回想双手捧盐，靠天吃饭的时节，也不过就短短几十年，那个时候的盐民不管女方身上有些什么毛病，能娶个老婆就是了不起的喜事，现在就算萧山城厢的姑娘，都费劲心思想嫁到红山来。

扬眉吐气！想当初萧山最穷最苦的地方，现在走到了整个萧山的前列。1984年，丁有根担任书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对红山大道进行扩建，将原来宽仅6米的道路，扩建为主干道23米宽，中间设绿化隔离带的四车道，建成后总体宽度超过40米。

设计方案一出来，萧山就派工作组驻场调查，“这不是在修马路，这是在修飞机跑道了。”红山农场的领导班子，硬是扛下这份压力，宽阔的红山大道（现为萧清大道）在1987年投入使用。现在看来，这条马路不仅帮助了当时企业的发展，可能也带着一些红山人的倔强和骄傲吧。

从1997年开始，根据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红山旗下的企业陆续开始改制，由集体所有改制为民营，到2004年，红山农场彻底出让股权，由企业的经营者转型为管理者和服务者。

然而这片土地的传奇色彩在于，从来不缺乏浪潮的洗礼。2017年，沈光夫党委书记兼任场长。与此同时，红山农场整体划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

“空气中又充满了潮汐的味道。”作为盐民的后代，沈光夫又一次嗅到了令人激动的气息，他感觉到，曾经辉煌的红山农场，即将面临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6.8平方公里的红山区域上，萧清大道成为东西向的轴线，将红山从地理意义上划分成了两大片区，进入临空新时代后，萧山为两大片区种下了两颗创新的“未来种子”：萧清大道以南，是自贸区块；萧清大道以北，是杭州湾生物科技谷主阵地，这个地块，曾是红山发家福地，红山水泥厂的旧址。

这两大区块，锚定了红山的未来。特别是杭州湾生物科技谷，目前已有健新原力全产业链生物医药基地等多家企业入驻。红山这“两大片区”都将接受自贸区的核心辐射。第一时间加盟空港和红山的，是世界500强赛默飞。2020年11月14日，赛默飞中国、健新原力和杭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就“赛默飞科技健新原力生物制药CDMO合资项目”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标志着赛默飞生物制药（杭州）有限公司正式落户自贸联动创新区（红山区域）内，也标志着萧山在布局发展生物经济特别是在生物医药制造产业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健新原力将携手赛默飞在杭州打造世界级的抗体药工厂。

未来，红山还将吸引更多科技含量高、产业定位准的优质项目，为空港乃至萧山的发展，储备可持续的后劲，积蓄能冲刺、能赶超跨越的力量。沈光夫对此信心满满：“用三到四年时间，期待红山的再一次蝶变。”

在此之前，6.8平方公里的红山农场再怎么折腾，也是一个农场而已，而接下来，沈光夫开始用营建城市的目光来审视这片土地。

2020年底，农场同德社区美丽乡村建设获高分验收通过。这个依卧在先锋河北岸的社区迎来了脱胎换骨的蝶变。从300多户农户中拆出2万多平方米的违建后，农场又投入3000多万元，陆续建起了先锋河北岸滨河公园、11个停车场、3个口袋公园，还打通了30多处断头路、小巷路，启用了全新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婚宴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新科技企业落户，包括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就业者进入，如何为他们做好社会化服务、提供相应的医疗、教育、休闲等配套；另一方面是拆迁后农民的生活品质，这些问题都需要盘活这片土地上的资源，通过对村级留用地的争取，沿着萧清大道，红山也将由西向东打造一条区域城市带。其中，一个占地50余亩的商贸综合体已经跃然纸上，它既将提升红山中心区域的城市形象，又将盘活做优农场集体资产。

红山脚下，潮声依旧汹涌澎湃，由盐滩到农场、到工厂集镇、到空港，到生物产业园，沈光夫说：“我们要擦亮红旗，把红旗插到数字经济的高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