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于光绪末年，84岁入党，而她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竟然是儿子

1986年11月27日,在重庆举办的“11·27”大屠杀纪念会上，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生于光绪末年的妇道人家，暴出了一个惊天大新闻：

她申请了36年，在84岁时，终于入党，而她的儿子王朴就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老人是谁？她的儿子王朴是怎样引导她的？这里面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我们从头说起。这位老妇人叫金永华，革命烈士王朴是她的三儿子。

金永华，1900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天资聪慧，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可命运捉弄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垮台，父亲官职丢了，从此家道中落。

不得已，酷爱读书的金永华只能当陪读。好在她也争气，几年下来，“才女”的名头更响亮了。

母亲看到了希望，指望她将来能嫁个好人家，就逼着她缠足。已经接受新思想的她，奋力反抗，誓死不从。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路上，她逃脱了“缠足”，但依旧没能逃过包办婚姻，在家族摆布下，她续弦王家。

王家家境殷实，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丈夫王莲舫是做猪鬃外贸的。

1921年11月，金永华生下儿子王朴。

六岁时，王朴就和做生意的父母到了日本，并在日本读书。

在日本，王朴倍受日本同学歧视和欺凌，他们骂他“支那猪”。有一次，他被一群日本小孩欺负，实在忍无可忍，就和其中一个日本小孩扭打到了一起。

这个小孩个头比王朴高很多，也更为强壮，瘦小的王朴根本打不过他，就张嘴咬了他。

日本老师来了，不问是非曲折，劈头盖脸地数落了王朴一通。

金永华只好带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王朴，去赔礼道歉，还赔了医药费。

回到家中，王朴心里非常委屈，他想不通，抱怨世道不公平。

金永华心里也很不好受。明明是儿子被打了，还要给别人赔礼道歉，她憋屈极了。

不仅同学欺负他，老师也歧视他。每次王朴放学回家，都会向金永华告状。被罚面壁、无端鞠躬、被打、被骂。之所以会这样，只因为他的身份——中国人。

被骂，他不能还嘴；被打，他还得道歉；回答不上问题，必须面壁。一个仅6岁的孩子，就要遭受这种不公正待遇，可想这样的伤害有多大。

可他们难以反抗，所有的辛酸苦楚只能埋在心里。

在日本经商的这几年里，金永华和王朴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弱肉强食，也更为深刻地明白了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此时，他们才知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是密不可分的。越是欺凌、越是压迫，那颗希望祖国强大、愿意为祖国奋斗终生的心就越强烈。

回到祖国后，夫妻俩在日本打拼已挣了七万大洋。回国后，王莲舫大量置办田产，富甲一方。

但王朴不想在“温房”里就此虚度一生，他要经风雨，成为一个栋梁之才，并从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转向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

回国后，1932年，他在重庆第一高小读书，几年后，进入求精中学学习。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知识青年苦闷、彷徨，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很多同学还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

对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经常半开玩笑地对同学说：

“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呢？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

他的话对同学触动很大。

1939年秋，王朴进入广益中学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他公然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

这激起了学生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

王朴等九个同学公开与他斗争，最后干脆自动退学。

为了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到王朴家里组织集体自学。王朴的父母对他们的行动也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他母亲，每天还亲自下厨为他们烹调可口的饭菜。

考入复旦中学后，王朴一如既往地充满正义感，他嫉恶如仇。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校长颜伯华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师生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账目。

他的这一行动，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惹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

就这样，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多月，不愿屈服的王朴又辍学了。回到乡下家里，他大量地阅读了《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

此时，王朴开始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的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

他曾对同学说：

“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他的母亲。

他父亲在1943年就去世了，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

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

“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

1944年，王朴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校址在重庆北碚)，这时，他改名王兰骏。

在这里，他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党组织也通过《文学窗》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王朴取得联系。后来还推出了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

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王朴被推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中国学生报》创办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日军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整个国统区动荡起来。

这时，党组织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地下党组织及人员下乡的号召。

1945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王朴取消了去中原解放区参军的打算，接受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回乡办学。

开始办的是莲华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在这过程中，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始终是其中的主角。

创办莲华小学目的是为了建立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据点，集聚和培养革命力量。之后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齐亮、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

有个“老莲华”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村，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华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丛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

一切皆由自己动手。8月筹备，9月便开招生开学了。

王朴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以《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以及《活路》杂志的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家信、打算盘、记账等，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

1946年，王朴入党。这一年，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参加革命工作，王朴提议扩大学校规模，将莲华小学改为莲华中学，并接办志达中学。

可扩办这样的红色学校，还需要花更多的大钱，哪儿来钱？

“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第一个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

1947年，王朴向母亲表明了身份，并为母亲引路。这次亮明身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动员母亲变卖家产，用以资助革命。

王朴家的家业是由他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如今儿子却要金永华散尽家产，用来资助革命，而且是捐给会带来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让金永华十分难选。

“三哥你疯了吧！”“全卖了我们吃什么？”兄弟姐妹也强烈反对。

想了两天后，母亲金永华毅然决定将江北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近2000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华学校和志达中学。

王朴动员母亲变卖家产的举动，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为避免猜疑，王朴对外解释说在城里做生意需要钱，他还成立了一家南华贸易公司，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行为，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母亲的壮举，王朴也深以为傲。正是母子紧随，才成就了彼此。

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

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学校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王朴的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圆。

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王朴担任工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工委书记齐亮则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成为北区工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学校、志达中学（后改为王朴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共产党，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情况很紧急，已经发现有的同志被捕，有些地方组织受到破坏，急需用钱。”

王朴给他开了一张支票，刘又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引起王朴的警觉。

王朴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当时的局势，决定工委要立即撤离学校，只留一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谁留下？齐亮与王朴起了争执。

“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齐亮说。

“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一番争执后，他们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

临走前，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是啊，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那一刻，王朴作出了他的生命承诺。

在安排好一切后，王朴来到母亲的房间，向深明大义的金永华讲了三条意见：

一是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是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叛变，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具的支票，王朴被捕。

烈士的妻子褚群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
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事急需处理。
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和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
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江北，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华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
我将一对金戒指戴回后，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在被捕初期，王朴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敌人无可靠证据，无处下手。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面审讯。

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富家子弟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

见到来对质的刘国定，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

敌人用尽各种办法，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想要撬开王朴的嘴，可他不为所动，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就连屡次交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都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大坪刑场，这一年他28岁。

临刑前，他托人带出给母亲、妻子、儿子的三条遗嘱。给母亲金永华的遗嘱是：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

这里的学校，实际上是指中国共产党。

给妻子褚群和儿子狗狗的遗嘱是：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

得知烈士英勇就义的噩耗后，母亲金永华带着儿媳妇褚群悄悄地来到儿子王朴殉难的地方。

站在一个坡地上，远远地看着儿子牺牲的地方，她仿佛看到儿子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的情景：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值得母亲大为骄傲的人！

王朴的妻子褚群扑在妈妈的身上失声痛哭，金永华抚摸着儿媳褚群的头说：

“不要哭，眼泪解决不了问题，要像王朴那样沉着、冷静、坚强。”

金永华拉着褚群坐在坡地的一块石头上对她说：

“小群，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从王朴被捕以后我就预感他回不来了，他从狱中带出了几句话，你们的组织已经给我说了好几天了，现在我把它转告给你，你要记住，这是你丈夫给你的最后交代。”

金永华一字一句地转告上述遗嘱。

王朴身死，金永华自然是伤心难过，可她不后悔：“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

王朴虽然死了，但金永华活着，她要继承儿子的遗志，这几十年，她几乎将所有都奉献给了党，甚至变卖家产、艰难生活，只为完成三子遗愿。

重庆解放后，按照当初的协议，共产党将近2000两黄金折合成人民币，把支票交给金永华时，她拒收这笔巨款。最后，这笔钱用作了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

金永华有一个残疾女儿，但组织要给予照顾时，她又拒绝了：

“烈属只有继承烈士遗愿的义务，并没有享受烈士荣誉的特权。”

为了完成儿子遗志，金永华坚持入党。虽然几十年一直受到阻扰，受到不少委屈，但她从不抱怨，苦苦坚持。

1984年，这位已经84岁高龄的老妇人终于光荣入党。回到家后，她十分兴奋地告诉自己的儿子：我84岁了，现在可以安心地去见你三哥了。

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到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连：儿子狗狗又添了“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褚群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世代瞻仰的墓地。

臧克家在《有的人》中写道：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去；有些人死了，却始终活着。当了解革命先辈们的壮举后，我们才知道活着并非就是活着，只有有信仰地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萌芽计划5.0##动态创作挑战赛##营业吧！创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