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我所认识的何兆武先生

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很高兴能够参加何兆武先生逝世周年追思会。一年前何先生的追悼会我没能去，因为有课，而且是没法调开的课。我想谈谈与何先生的交往，也谈谈对于何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看法。

一、与先生的交往

我认识何兆武先生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历史认识论》（相当于《历史学概论》）。这门课原来是刘泽华老师讲过的，后来他当系主任，就不讲了。没有人接，我就接了过来。我还写过几篇史学理论文章，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条件》（载《光明日报》“史学版”，1986年3月19日）、《历史认识论纲》（载《世界历史》，1986年12期）、《论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载《文史哲》，1988年第1期）。文章大都是为参会而作，我也因此在全国性史学理论学术会上认识了一些同行先进，如庞卓恒、姜义华、项观奇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史学理论的陈启能、于沛、姜芃等老师，其中也包括何兆武先生。

1989—1999年间，我在德国学习与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七八年。期间我接待了不少学者，包括李泽厚、萧萐父、何兆武、刘泽华、冯尔康等。不是一般的接待，而是纯粹以私人身份陪同他们到各地去旅行。后来我自己反省，是不是太“豪侠”了点。我有两次见到何先生。第一次是1990年夏天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是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鲍吾刚教授（Prof.Dr.Wolfgang Bauer）主持的会议。海外的中国学者来的不少，如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港台地区的刘述先、李明辉等。中国大陆参会的人也很多，好像是方克立、萧萐父任正副团长带队，此外还有何先生以及羊涤生、洪汉鼎、刘大钧、王守常等教授。其时大陆学者集体外出参会，较不同寻常。

第二次是1994年。那一次何先生应德国马堡大学汉学系于佩和教授邀请前往做学术访问。我邀请他顺道来特里尔大学做客，就住在我家里。都聊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参观卢森堡，我们驱车去各地转悠，距离特里尔最近的城市是卢森堡，从德国过去的人不需要签证。市中心的卢森堡大峡谷，是著名的宪法广场（Place de la Constitution），那里耸立着一座“英雄纪念碑”，是1923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修缮，碑顶的雕塑是胜利女神像，碑四周有法文写的碑文。我学过一点法文常识，为的是可以借助字典查查单词。但是，何先生却能够轻松地将略有漫漶的碑文读通，并加以解释。读碑已经不易，解读内容更加困难。说明何先生不仅法文好，而且很熟悉欧洲历史。那一年，他73岁。

再一件事是我们参观图书馆。特里尔大学是以文科为主的大学，我带他去看大学图书馆。我顺手给他抽出几本书，他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说这本已经翻译过了，这本不值得翻译。他自己抽出几本书，说这本值得翻译，这本还没有翻译。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学者对西学如此熟悉，信手拈来，即可解读。我回国的时候，复印了许多西文书籍，包括史学理论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图书，其中一部分就是何先生当时指点的。只是这些书都躺在我的书柜里，没怎么发挥作用。前年搬办公室，我扔掉了几箱，又被学生捡回来重新放在箱子里。这里还有一件轶事。20世纪90年代末我已经回国，接到台北著名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的电子邮件，约我翻译卡尔 · 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论专制》（Die Diktatur），还寄来一本德文原书复印本，说是何兆武先生推荐的。卡尔 · 施密特曾任柏林大学教授，著作等身，《论专制》初版于1922年，给我的复印本这一版则是1994年的。该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从现代主权意识的发端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Von den Anfängen des modernen Souveränitä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我猜测这一定是联经找何兆武先生翻译，何先生谬荐了我。我当时的学术重点不在这里，翻译与阅读完全不一样，勉强去做也未必有能力做好。大约拖了一两年，主动与联经解除了约定。这本书到现在好像仍然没有中文版。

2002年秋，南开大学校庆期间，举行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活动，由王敦书老师主持会议。何先生以及北京的许多史学家前辈都应邀参加了。何先生还是那样谦卑。他的会议论文《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会后刊登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6期。之后第7期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除何炳棣、马克垚、王敦书的文章外，还有我的《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是对何先生会上话题的一个回应。大约是在那次会议后，我请先生给我的书作序（《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并托人把书稿送到北京他家里。何先生刚刚出版了新书《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是行家里手。何先生很认真地读了我的书稿，写了长达八页的序，阐发了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他的序言发表在《读书》2003年第12期。我的印象中，请何先生作序的人并不多。这也是我第二次请人作序，第一个给我的书作序的是我的导师杨志玖先生。

我不是很喜欢社交的人，来北京快20年了，很少串门，不会喝酒也很少参加饭局。但是何先生家我是去过的，大约有两回吧。他住在西南楼的三楼还是四楼，老式住房，没有电梯。师母身体不好，我进门打招呼，何先生向我摆摆手，意思是师母患病不认人。家里有一个保姆，做清洁，大约有时顺带做点饭。房间里堆的都是书。我们谈话很投机，现在完全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何先生总说要请我吃饭，大约是因为在德国时期的接待。我总说，应该后辈请客，您就别请我吃饭了。但是两人都没请成，可能因为我们都觉得请客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吧。记得我参加过一次何先生的生日纪念会，应该是85岁生日那次，是刘北成教授以世界史教研室名义安排的，当时我在历史系做行政也应邀参加了。记得是在清华大学附近一个雅致的餐馆，郭小凌、彭小瑜等世界史学者也参加了。还有一次，何先生生病住在北医三院，我作为系主任去北医三院看望过他。弟子彭刚老师为先生张罗一切，跑上跑下。

《上学记》出版之后，何先生社会名气越来越大。我后来也不做行政工作了，加上老先生年事已高，就很少去看望他。有个同事叫何冰，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跟季羡林先生做佛教史，还去德国学过梵文，早年还与何先生共同署名翻译过《科技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德]阿诺德 · 盖伦著，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的书。何冰老师曾在我名下读在职硕士研究生，后来因病不能正常工作，去年就退休了。她经常去看望何先生，不时给我发短信或微信，告知老先生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有几次托她帮我购买一点水果去看老人家，不必说是我让她买的，何老师很乐意为我代劳。2020年何先生99岁生日，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教授代表学院去看望何先生，我让倪老师带上了我的两本新书《胡天汉月印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资治通鉴启示录》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相赠。倪老师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历史系教师群里。照片上，何先生认真地看着书，精神矍铄。

就在写这篇纪念文的时候，我刚发现家里竟然还有一本从何先生那里借的《普勒茨世界史手册》（Poetz Manual of Unicersal History）。原编写者普洛兹教授（Prof.Karl Julius Ploetz,1819—1881）是一位德国学者，是西方近代按照年代、地理编纂历史著作的带头人之一，最早于19世纪60年代编写出版了《古代、中世纪、现代史摘要》（Auszug aus der alten,mittleren und neueren Geschichte），广受好评。1883年，提林哈斯特（William Tillinghast,1854—1913）将该书翻译为英文。原书只有德国和中欧的历史，钱宁（Edward Channing,1856—1931）编辑扩充了英国、美国的内容，使得书名更加符合实际。何先生收藏的这本，是该出版社1915年出版的修订版。1925年，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提林哈斯特等人又再次加以修订。著名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1940）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增补修订而成的。我借的这本书扉页有何先生的签名“兆武”，最末页右下方有旧书店标价红印1.5元，估计是他20世纪50到60年代从旧书店购买的。原书购买者的名字被挖掉了，留下一个1924年，大约是指初次购买的年份。为什么要把名字挖掉呢？也许是因为原书拥有者的名字在极左时期比较敏感。1924年，在原版书出版几年之后就在国外买得此书的，一定也是一位名人吧？我这样猜想。

二、先生的著译

何兆武先生的著译作品，据网上传的目录，各类论著有20多本（大约重复编选的不少），译作20多本。我手头有几本他早年签名送给我的书，近年的书是我自己买的。他的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偏重思想性短论，不作繁琐考证或引经据典；二是文字深入浅出，没有西式长句和翻译腔；三是内容偏重西学，包括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与中西交流。

现在的学术评价，要求学者在青壮年时期做出一些扎实的学院式研究（德国人说一本书得有500个注释；周一良先生看书先看注释和征引资料），取得本行业的入场券。然后获得荣誉和职称，然后成为“老教授”。如果这期间担任了行政职务，更是相得益彰（取《史记 · 货殖列传》中的意思）。于是就应邀出版随笔、短论，俨然大家了。可是，何兆武先生的学术道路不一样。

何兆武先生真正进入体制性学术研究，是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编纂，当时35岁，通常是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的年龄。然后就是一次次的运动，无法做沉潜的研究。“文革”结束以后，离开“诸青”（笔名。指诸位青年。——笔者注）的身份，先生已经不是学术盛年，他告诫学生做学术研究要趁年轻时努力，不仅是夫子自道，也符合学术人才成长的通常路径。但是，先生从少年时代、在大学时代，不管而后如何岁月艰难，一直保持了阅读与思考的习惯，加上天资颖悟，他有满腹经纶需要陈说，无法写高头讲章，乃用短论、随笔、演讲等形式发表出来。根据我的学术观察，现在有一些书籍和论文，只是在文章架势和注释体例上，看起来很“学术”，其实学术含量很低。内容东拼西凑，既不通俗，又无创见，只是注释、引文很像“学术”的样子。如果再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说法，更可以引起媒体的喧嚣。这样一些所谓的论著其实是欺名盗世之作，反不如何先生一些短论，通俗而有洞见，能给人以启发。比如，吕思勉的几本大部头断代史（先秦、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用文言写来，看起来只是叙述平常史事，但是真知灼见自在行文中。何先生的短论，没有繁琐征引，也不拉开架势论说，但只言片语，自有天地也。

何先生曾获得翻译界的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我看何先生的译作，大约有三类。他最早翻译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初版于1964年。这是何先生领衔翻译的，也是他译作中唯一的一部“大部头”，上下册共1 000多页。我推测这与当时他在协助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史》有关。罗素的这部书不是纯粹的西方哲学史，而是特别注重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他自己在序言中就说要注重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该书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借鉴。罗素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持反对立场，获得中国高层的认可。据说这促使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翻译。我认为，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何先生说，翻译首先要读懂原文、理解原著。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先生领衔，自然要负全责，另外二位合作者并非学者），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对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把握西方思想的学术系统。虽然他曾经读过哲学系，但是他对西学的把握，更多涉及的是思想文化史，而不是狭义的哲学史。罗素此书对他是有影响的。

何先生第二类译作是代表西方思想与哲学精神的著作，包括启蒙思想家卢梭、孔多塞、帕斯卡尔以及后世的文化大家罗素、房龙等。第三类翻译作品就是所谓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包括编译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和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这些译作的选取不一定都是何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有什么成体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他要做一个“盗火者”，他想把一些有益于中国思想启蒙和现代化理论建设（包括历史研究理论）的西学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

三、先生的为人

今天的发言中，不少同行都与何先生有比较亲密的接触与了解。彭刚、岳秀坤教授都谈到何先生一些为人为学的细节。岳秀坤说，他感觉何兆武先生是“没有刺”的人，这句话非常形象。先生处世有儒家的正义感，自持有道家的圆融智，而思想上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

何兆武先生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工程师，他与几个姐姐都是清北（西南联大）学生，本人百岁高寿，清华名师，这在中国动荡变化的那100年，应该说属于人生赢家。连续三代都是文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司马光曾祖父以前也都是农民，祖父以降才有功名。可是，何先生却常说自己属于毁掉的一代，既是谦卑，也说明他“检点生平未尽心”。也许他心中会有一个参照系，比如他的同学和终生挚友王浩。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何先生并不是那种世俗目的很强烈的人，而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这从他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和研究所如此频繁转换专业可知。开始学工科，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然后受到同学的影响或者因为个人阅读兴趣，就随便改换专业，硕士学位也可以不要，一则是因为他有才气，学什么都能进入，二则也表明他不是那种精于算计、患得患失之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名士派头。一个人能够彻悟到“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其处世态度一定是洒脱的。而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有性格因素，有修养原因，也包含着人生阅历与经验。

从《上学记》看，何先生看人看事，眼光锐利，观察明敏，与平日的一团和气很不一样。平常谈话，他会故意把自己弄得“俗气”一些（比如美国人挣钱真多，写文章还有稿费之类），从来不显示自己如何清高，符合道家“和光同尘”的境界。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为人处事，也是温润如玉。可是他对于当年有人批判他是“《食货》余孽”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依然含着笑容，一如他平常温和的表情。二位百岁何老的共同点是：心中事事通明，行为处处谦恭。这样看似“表里不一”的人生态度，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人生难得糊涂”吗？难得糊涂的关键是“难得”，也就是说，难就难在虽然对世事通明、人情通达（并不糊涂），却以糊涂处之！也正是难得糊涂，才成就了他们于嚣嚣尘世仍保持“康宁”（词出《尚书 · 洪范》）心态的福寿人生。

2022年端午于清华荷清苑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