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敬如宾，还是相濡以沫：礼制与情感互搏下的魏晋夫妻相处之道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儒家思想对人们行为约束力下降，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在此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夫妻关系呈现出一定特殊性。尤其是，汉末以来，君臣一伦既随人心之分裂而渐趋淡漠，而父子一伦亦因新思潮的影响而岌岌可危。

此外，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儒教学说的安定作用，不能发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形成和发挥，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魏晋男女两性的夫妻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围绕魏晋时期家庭内的夫妻关系，探讨家庭两性的相处之道。

特殊原因形成的一夫二妻关系

一夫两妻的家庭关系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家庭现象。魏晋时期这种特殊两性关系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动乱的社会为一夫妻子的家庭关系提供了环境；另一方面当时法律实施对女性连坐法是促使一夫二妻家庭关系出现的因子。

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夫二妻的家庭关系最早形成于汉末建安时期，至晋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这种特殊夫妻关系影响着魏晋时期两性的家庭生活。曹魏时期家庭一夫二妻的现象与两晋时期一夫二妻的家庭关系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相同点是：二妻的存在是因为国家连年征战，当时社会无法为人们提供安定的居所导致特殊的家庭关系。如，“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

汉末，郑子群娶陈群的堂妹为妻，经吕布之乱，与妻子分离，未知存亡，郑子群娶蔡氏女。徐州平定后，他与陈氏团圆，而不能舍弃蔡氏，于是他的家庭中出现一夫二妻。王昌的父亲原来生活在长沙，本有妻、子，汉末因公奉使中原地区，留在曹魏政权做官，与江南的妻室音讯隔绝，于是迎娶王昌的母亲为妻，生下王昌，成事实上一夫二妻的家庭关系。

《晋书·礼志》记载：“时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妻某氏，生子绥伯。”

由于政权变更，朱某有两个妻子。

不同之处在于：两晋时期家庭二妻的出现与当时法律的连坐法有关。如，贾充的前妻李夫人，因为父亲李丰作为曹氏集团成员反对司马氏集团受到牵连而被流放，被迫与贾充离婚。贾充娶郭氏为妻。后来，李夫人解除刑罚，返回洛阳。晋武帝建议贾充置左右夫人，解决李氏与郭氏的问题，但是贾充并没有实行。刘晗母亲毋丘氏因毋丘俭事件牵连而受罚，其父刘仲武离弃毋丘氏，另房安置她，却不从法律层面正式宣告终止夫妻关系，而迎娶王氏。安丰太守程谅先后迎娶两位妻子，导致“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的困惑。

两晋时期一夫两妻的家庭关系虽然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但并不是作为一种家庭制度确定出现。在晋武帝为贾充设置左右夫人，但事实上，贾充在家庭里并没有设置左右夫人，而是将李氏安排到他处居住，所以社会上仍是以一夫一妻家庭关系为主的家庭制度。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1.夫妻间的相处模式

汉代班昭《女诫》不仅教育女性做好家庭工作，还指导女性如何与丈夫及其家庭成员相处。班昭认为夫妻关系的和谐，由男性与女性共同经营。她指出男性应贤良，有威仪，才能使家庭和睦。“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妻子对丈夫要有敬顺之心，夫妻关系才能和谐。

因此，魏晋时期夫妻的相处之道，以礼制规范下的夫妻相处模式为主：

一是夫妻遵循礼制的相处之道。在家庭分工上，女性以照顾家庭为主，男性主要是负责外务。女性需侍奉长辈。如，汉末蔡邕《太傅安乐侯胡公夫人灵表》赞扬墓主胡氏“仰奉慈姑，竭欢致敬”。其《司徒袁公夫人马氏婢》夸赞马氏在家庭里孝顺父母和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供治妇业，孝敬婉变。”由此观之，当时女性在做好家庭事务的同时也对丈夫的事业提供重要的帮助。

二是妻子在丈夫的生活、事业上扮演着出谋划策的角色。《白虎通》记载妻子有劝谏丈夫，并对其不离不弃的义务，“妻得谏夫者，夫妇一体，荣耻共之”，可见在儒家礼制中，妻子除了负责家庭事务之外，还有向丈夫提出建议的义务。

魏晋时期女性在男性生活上充当建议者的特点尤为突出。如刘伶的妻子规劝丈夫戒酒，“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可见，在家庭中，妻子与丈夫的相处模式虽然以礼制为主导，但是人们重视夫妻之间的情感、情趣的交流。

2.夫妻生活间的情感细节

魏晋时期夫妻之间的情感显现，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亲密的称呼与男性对去世妻子的思念。如，王安丰与妻子从儒家礼制与人类情感的角度讨论夫妻之间称谓的问题上，王安丰认为，“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而妻子反驳，“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明白地表露对丈夫的亲爱。

苟粲的夫人去世，友人见苟粲为夫人哀伤的样子，劝他：“‘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衰之堪?’粲日，‘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可见苟粲对妻子感情之深。

潘岳为妻子写《悼亡赋》寄托对亡妻的哀思之情：“苟此义之不谬，乃全身之半体。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因情深而违背礼制“制重而哀轻"的要求。

夫妻之间情趣表现在夫妻之间相互戏谑。王广调侃新婚妻子“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没有其父的风采，而妻子指出丈夫不能像其父王凌那么优秀，反而要求妻子比堪称英杰的父亲。王浑对儿子大加称赞，而妻子笑着说，“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

刘夫人曾嘲弄谢安，“‘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日，‘但恐不免耳!’”可见正因夫妻情深，故恃礼而任情，夫妻之间的情趣展现了夫妻之间包容对方违背礼制的行为。

由此观之，魏晋时期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从男女分工上，仍然是女主内，男主外。在男性的生活与事业上，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夫妻情感交流上，夫妻之间不再以儒家礼制约束夫妻相处之道，而较多地体现了夫妻之间情感的传达，“情感”与“礼制”共同影响着士人的夫妻生活。

结语：

东汉末年，由于汉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下降，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呈现出特殊性，对于汉代确立起来的儒家礼教与刚刚形成的女教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叛逆与反动：当时无论是儒家士人，还是杂家子弟，在两性关系上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态度。

由此，才使得魏晋男女间的夫妻关系，在受到魏晋时期法律对两性关系的规定、宗教思想对双方抑制的同时，又受到两性间“情”与“爱”的牵绊。通过，其在“情”与“礼”之间的抉择，有利于对我们现代社会夫妻间如何正确处理两性关系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