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海诚：我是因灾难而改变作品的电影人之一

本周五（3月24日）内地院线上映的《铃芽之旅》，之前入围了第73届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日本动画上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要追溯到十年前，那一次是宫崎骏的《起风了》。

相对于宫崎骏的宏大命题，新海诚总是着眼于那些细腻而幽微的情感，总是写作“男孩遇见女孩”的故事。

相隔两地无法相会的少年和少女、总是彼此交错但又忍不住去追寻对方的怅然若失、逐渐远去的记忆与内心情感的交织、城市与乡野的风景对比带出的心象变化、光影转换之间的内心独白、总是带着哀伤情绪的快速蒙太奇……

新海诚的美学带有日本物哀的美感，在他的作品里，比可能到来的世界终末更加悲伤的，是忘却TA的名字与喜欢的心情。

但即使最后一切尽归虚无，这份心情存在过的事实，比什么都重要。新海诚曾经在访谈里说过，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作品能留下什么，只关注现在的人们希望看到什么。但或许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反而能留下什么也说不定。

新海诚表示《铃芽之旅》能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惊喜，因为在创作时，他早已清楚这部电影的观众应该是最广泛的群众，而不是小众艺术片影迷。

他也强调能让年轻一代进入影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处理“地震灾害”这一严肃主题时，导演还是希望能保持影片的娱乐性。

比如电影中的白色小猫就来源于导演在社交网络上的观察，他想找一个所有人都会爱上的小动物形象，“而大家似乎对小猫都没有抵抗力” 。

影片在电影节媒体首映的第二天，《环球银幕》记者在柏林对新海诚进行了采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新海诚便是在这两种气质中切换，时而轻松活泼，时而真诚严谨。

《环球银幕》专访新海诚

Q：对您来说地震意味着什么？

A：我觉得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地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因为我们恰好出生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国家。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北京、柏林和巴黎好像不常地震。当我来到这些地方时，令我惊讶的是，古老的建筑仍然存在。

而在日本，每次发生大地震，老建筑都会消失，城市景观也会改变。这是一个诅咒，我们需要接受并与之共存。但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才有了《铃芽之旅》这样的电影。

我相信这样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并非都是负面的东西，比如日本有很多温泉，是地震的礼物。

Q：日本3·11大地震对您和日本电影人的创作有何影响？

A：在地震之前，我是一个不写大团圆结局的编剧——比如《秒速5厘米》里的悲伤结局。但是在经历了地震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我觉得必须在我的故事中描绘出强烈的希望。《秒速5厘米》仍然是一部我喜欢的电影，但我认为这是一部今天的我不可能制作出来的电影。我认为自己是因灾难而改变作品的电影人之一。

Q：您为什么选择蚯蚓作为地震的具象？

A：在日本，人们曾经认为地震是由日本群岛地下的一种巨大生物的运动引起的。直到两三百年前的江户时代，人们都认为那是一条鲶鱼。甚至更早，日本人认为地下有长长的、巨大的生物。因此，传说中日本群岛下的巨大生物，激发了我想出蚯蚓的形象。

蚓厄是一种吃土壤的生物，另一方面也使土壤变得丰富。地震有时也是因为土壤的减少，如果我把它做成蚯蚓，会有更多与地球有关的意义。

Q：在您的电影中，“门”作为沟通“现世”和“常世”（注：日本神话中指死后的永恒的世界，旧时也写作“常夜”）的中介出现了很多次。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了门，而不是窗或者别的什么？

A：最开始，我直觉上觉得门是个好主意，只是我有些担心这样会太像《怪物公司》或《哆啦A梦》。但在创作过程中，我逐渐确信门是必要的。

因为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象征。我们每天早上出门上学工作，晚上回家也要通过门，循环往复构成我们的人生。日本人出门时说的“我出门了”（行ってきます）是一个“现在出去，之后会回来”的承诺。《铃芽之旅》是关于灾害的一部电影。

所谓灾害，就是打断日常、迫使你让渡日常的东西：许多人出门后无法回家，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承诺。发生3·11大地震的那个早晨，无数的人们留下一句 “行ってきます” 出了门，但有两万人左右没有办法回家，没有办法履行承诺。

Q：为什么选择将草太变成椅子？

A：如果我用悲伤的笔触来描绘一个悲伤的故事，观众就不会来看了，所以我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有趣的电影。因此我希望在铃芽旁边有一些有趣的角色。

我想了想决定用一把有三条腿的椅子，它走路的方式有些一言难尽，可爱得惹人发笑。这把椅子在海啸中失去了一条腿，也是对铃芽如有所失的心的一种隐喻。尽管丧母让铃芽的心丢了一角，她还是可以活下去；尽管这把椅子只有三条腿，也没有心脏，还是可以活蹦乱跳，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画的这把椅子。

Q：我们听过很多“英雄救美”的故事，而在《铃芽之旅》中恰好相反，可以说是铃芽解救了草太。坚强的女性形象对您来说是否很重要？铃芽的灵感源自哪里？

A：正如您所说的，我其实是有意地避免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角色设置，我注意到这种趋势在当下的文学和电影艺术中都能够被发现。

另外，铃芽的形象并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我在创作铃芽这一形象时，有受到宫崎骏《魔女宅急便》的启发，在这部动画中，琪琪也是一个这样的女性形象，在旅程中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同时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魔女宅急便》的创作早于《千与千寻》，对我来说是相当有远见和具有启发意义的。

Q：我想知道铃芽和草太之间的情感是如何发展的，因为电影没有着墨太多在他们之间的情感变化上？

A：秘密在影片的结构上：铃芽和草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铃芽觉得她好像以前见过这个人，所以铃芽就跟着这个人。其实铃芽在儿时见过草太了。儿时的铃芽看到了草太和（长大后的）铃芽的身影，那段记忆在铃芽的脑海里停留了很久，对铃芽来说，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她小时候中意的一个人，所以这段关系开始得有点突然。

Q：您强调了电影的娱乐属性，因为您想接近年轻一代。但平衡娱乐的需求和严肃的议题一定充满困难，您是怎么做到的？

A：正如您所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因为灾难发生在十二年前，即使是现在仍有人未从创伤中走出，有些地区还没有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但与此同时，十二年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足以用来遗忘的漫长时间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缺少3·11大地震记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想应该在这个时候拍一部像《铃芽之旅》这样的电影。

而且我认为它应该是有娱乐属性的，这样就会吸引那些对震灾不感兴趣的人到电影院来。如何把握平衡呢？它首先要是一部有趣的电影，还有就是真诚、保持情感的真实。我想确保关于铃芽这个角色的感情是真挚的。当然有谎言作为幻想的元素，比如蚓厄是虚构，但我试图不对人物的感情撒谎。我非常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无法判断《铃芽之旅》实际平衡的结果如何，必须把它留给看过的人去判断。有地震的受害者说他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说他们想要的话语都在电影里；然而，也有些人对我说，在这样一部娱乐片中描述一个真实的悲剧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否成功真的取决于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