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Boaz(加图研究所杰出高级研究员)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华盛顿准备史无前地斥资520亿美元来支持国内芯片产业,于是想分一杯羹的公司纷至沓来,其中一些与芯片并无明确关系。
根据2022年最后三个月的游说申报文件,其中包括工会、社交媒体公司Snap、联邦快递、家庭供暖和制冷公司、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甚至还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这就是Brendan Bordelon和Caitlin Oprysko在Politico网站撰写的关于《芯片和科学法案》所引发淘金热故事的开头。但不用担心,大公司并没有被甩在后面:
大部分资金预计将流向老牌半导体巨头,如英特尔和三星……
美国五大科技公司——Meta、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苹果——都在2022年的最后三个月就该法案的实施进行了游说……
顶级国防承包商,如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和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等雇佣了说客围绕这个法案发力,而像开利(Carrier)和特灵(Trane)这样的空气调节系统公司也是如此……
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和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内的大型工会,已经就该法律的实施展开了游说。
诸如此类。
当然,每当国会拨款或考虑拨款一大笔纳税人的钱时,就会发生这类惯常的故事。书本里是这样解释的:人们向国会提出问题,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专家证词,对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国会可能会拨款,无私的官僚专家们则按国家利益支配资金。现实更像是争夺每个新资金机会的疯狂抢夺。正如我同事Scott Lincicome在Politico上表示的,“不去争取这笔钱几乎是企业的渎职行为。”
不仅仅是芯片法案,《纽约时报》在11月报道称,
如今,在许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看来,打给商务部长、罗德岛州前州长Gina Raimondo的电话是最重要的。随着美国开始推进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政策,Raimondo肩负着向各州、研究机构和企业发放巨额资金的责任。
我以前提到过,在2009年和2010年,也就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头两年,游说支出总额达到了顶峰——当时,在刺激计划、全面支出法案、《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平价医疗法案》以及充斥着税收、监管、漏洞和补贴的最终不成功的1200页能源法案的推动下,数万亿美元被发放或转移。《华盛顿邮报》发现,“超过90个组织雇佣游说者专门影响大规模刺激法案的条款。”在奥巴马政府后期,游说支出有所下降,随着新政府上台后调整新的优先事项,游说支出有所上升,但在挥霍狂的拜登政府中,游说支出现在达到了新高。
正如“公共公民”组织的Craig Holman在金融危机期间接受采访表示的那样,“游说支出……与联邦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干预程度完全相关。”
Marketplace的Ronni Radbill进一步解释:“换句话说,政府越积极,私营部门就会花费更多来发表意见……随着白宫在2009年初向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游说者表示,利益集团对华盛顿的关注比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高。”
大政府意味着大游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过: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
这就是游说增长的最糟糕方面:它表明市场决策正在被游说者和政客的决策所挤压,这意味着更强大的政府、更少的自由和更慢的经济增长。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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