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中的民族化道路，以古今的注意事项为例

合唱艺术的历史由来已久，是以声乐艺术为基础而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许多的音乐元素都被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音乐气质和文化内涵，并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文化作用。

所以，合唱应该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演员共同演唱，并用人声来表现音乐作品的音效。要想圆满成功，不但需要每位参加者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更要具备较高的凝聚力及协作性。

一般认为，歌唱艺术起源于15世纪时期的欧洲，但是，就我们所知，歌唱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在中国就有关于歌唱艺术的记录。但20世纪初期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中国合唱事业的发展却逐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既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管是创作动机，表现形式，还是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特点，都不同于欧洲时期的合唱艺术。因此，必须用“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视角，对中国合唱走出的这条具有“民族性”的路进行重新审视，才能为这条道路的发展寻找一些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中国合唱艺术所走过的民族化历史道路

许多人都将合唱视为中国的“舶来品”，如同钢琴和小提琴，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事实上，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合唱并不是“空挡”，在中国古老的文化长河中，歌唱艺术的“身影”也是屡见不鲜。“百兽率舞”、“奋五谷”等动作，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在《尚书》中有记载。

在远古时代，我国先民们用石块敲打出韵律，穿上兽皮，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合唱团了。而在《诗经》之中，关于“商颂”与“周颂”的记载之中，商、周两代在祭祀之时，一般都会伴随着钟声，伴随着各种乐器，进行一场颂扬与祭祀的大戏。尽管它极有可能是一首歌，但与上古时代相比，它已经具有了更为标准的体例。

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才有了自己的歌舞团。那些在那时被认为已经接受了很好的合唱教育，并且具备了职业的音乐知识，在国家的重要仪式上，就开始了他们的演出活动。这一点，《汉书》《礼乐志》中有详尽的记录，也有“采诗夜颂”、“七十二童子齐唱，以示光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印国学者徐青所著的《春秋》一书的佐证。

我们回想起二千多年前，那一夜星光璀璨，七十多位少男少女，对着天空高歌的情景，不由得为先民的睿智与情感而生出无尽的遐思。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在音乐文化大繁荣的大环境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合唱艺术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集体精神，崇尚“众人拾柴火高”的哲理，这让人们一直都对集体性文化的参与充满了激情，而合唱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集体音乐文化，它不但能在嘹亮的歌喉中展现出一股磅礴的时代气息，而且还能在一缕缕的精致声线中，流露出一股绵延不绝的文化情怀。

随着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国性特色的专业歌舞团，如：武警歌舞团，二炮歌舞团，总政歌舞团，这些歌舞团都是中国歌舞团的最高演出水准。目前，在我国一些专门的音乐学院，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综合性的大学，仍有一批数量庞大的学生合唱团。

这些人不仅具有一定的职业水平，同时也有许多新颖的创作思想，反映出中国年轻一辈对于合唱的全新理解与领悟；而分散在社会上的各类群众业余合唱队伍也不容忽视，他们是最有激情的一支，许多院团经过多年的不懈追求，为合唱艺术在整个社会的普及起到了无可取代的基础作用。

在我们老百姓的舞台上，《祖国颂》连续不断地歌唱着，赞美着新中国；《阳关三叠》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回忆；《春之永恒》反映了当代的活力；在《大漠之夜》这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歌曲中，我们不自觉地看到，中国的歌唱艺术已经在这个民族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歌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二、理顺中国当代合唱艺术民族化发展中所遇的问题和困难

纵观中国歌唱家的民族发展史，可以用“梅花香自苦寒来”来概括。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战争，到艰苦的建设和奋斗的过程中，歌唱艺术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存在之道，并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取得了今日的辉煌成就，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非常频繁的。怎样才能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合唱艺术传统的同时，更好地发展中国合唱艺术，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在今后继续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合唱团发展状况的详细考察，发现当前中国合唱团发展中还面临着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单一化的创作思路与现代音乐中的多元化因素相互抵触；西方的歌唱艺术和宗教有着深厚的渊源，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歌唱思想，都是从古典时代的宗教歌唱艺术中产生的。

中国合唱艺术产生于战时，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所以它的发展总是与政治题材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时期，歌谣被用来抚慰心灵，诉说痛苦，鼓舞士气，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敌人；而在太平盛世，大合唱就成了对时代的赞歌，对新生的赞歌。

尽管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由于其体材的单一性、同化性，限制了其与国乐的结合。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西方歌唱艺术在创作上的流变，主要表现为：圣歌、安魂曲等；在一般的合唱中，包括卡农音乐，歌剧，民歌等。

具有艺术特色的有：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将合唱效果发挥到了极限；富有时代感的音乐有以爵士、摇滚、黑人圣歌为基础的新合唱曲。如此丰富的创作思路，显示了创作者的广泛的观察力，同时也可见他对大合唱作品在宽广的乐场中的自如运用。

二是虚伪的功利主义，忘记了艺术的本质。在我国古代，歌唱艺术的兴盛并不完全依赖于政府文化部门的强行宣传，它更多地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一种艺术气质而受到人民的喜爱。今天，在中国，大合唱不但是一种被乐迷们视为一种艺术的瑰宝，也被各级政府和企业用来进行文化理念和精神建设的一种方式。

这种本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把合唱艺术过于形式化、工具化的方法，利用合唱来进行虚化的宣传，造成了一种夸张的夸耀，甚至发展成了一种有名无实或为了名利而进行的形式化比赛。这无疑是对歌唱艺术的一种侮辱，也是对歌唱艺术的一种无情的践踏，是对前人文化成果的的不尊重。

也许，在目前国内对合唱艺术的各种夸夸其谈的背后，真的有很大的隐患。为了让合唱以一种高雅艺术的姿态回归到发展的正轨，为了让已经在探索中走出的民族化发展之路可以继往开来，我们有责任对其所产生的问题负责，并进行深入的反思。

当前的时代背景给合唱艺术的民族发展带来了机会和挑战，怎样对待，常常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错觉。这是因为目前有不少人固执地认为，以流行音乐为主导的现代音乐发展，已经损害了合唱这种高雅艺术的发展生态，挤压了合唱的演出与传播空间，从而导致了目前的诸多困境。

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细细一想，又觉得难以成立。举个例子，欧洲既是流行音乐的发祥地，现在欧洲的流行音乐并不比中国的流行差多少，但是欧洲的大剧院依然会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即使是一些著名的大剧院，也会有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演出，而这些都不会让人觉得流行音乐与传统艺术之间有什么区别。

而在西方，则是将流行歌曲的风格和演唱技巧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让自己的歌声变得更加动听，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一些电影，比如《放牛班的春天》，《修女也疯狂》，《开心哆来咪》，《完美音调》等等。

而中国的合唱艺术，在面临激烈的竞争与冲突时，是不是更有底气，更有弹性？在中国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通俗音乐呈现出一种“中国风”的倾向，它是一种积极地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迹象；同时，“新民乐”、“新民歌”的产生，也是我国民族音乐“取经”现代音乐的结果。

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合唱艺术也应该积极地寻求变化。一方面，需要吸收当代音乐文化的精华，以补充传统的歌唱艺术风格，使之与时代同步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中国人的音乐语言中，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其次，立足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审美传统，用中国音乐的审美价值，为我国的合唱创作出新的篇章。

目前，“跨界”一词正成为音乐界的热门词汇，这种概念也为我国合唱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合唱必须向听众传达音乐，让听众从心理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美学满足，而听众最大的“满足”就是对音乐中所传达的文化信息的理解和理解。这种美学经验，在我们演奏西方的合唱作品时，是很难让国人得到的。

在文化方面，听众难以“跨越”异域的文化，难以穿越时间的界限，直接体会到创作人的创作意图，以及想要传递的文化意蕴。所以，中国合唱应该为中国人的美学情结而服务，并在中国音乐与文化的精髓上寻求创新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音乐素材，具有多个民族、多个地区的音乐特征，但在歌唱艺术中却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例如：在中国南部，壮族，侗族，羌族，苗族，毛南族，布依族，佤族，“哭嫁歌”，“拦路歌”，“祭祀歌”等多声部唱法源远流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类似于西方和声织体的“轮唱织体”、“模仿织体”、“固定低音织体”、“对位织体”等多种形式。

我们的合唱创作应该对这些原始的民族合唱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弥补其在自主发展方面的不足，并将其继承和发扬起来。

结语：

歌唱艺术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音乐美，其所形成的声音与震撼效果，无论在哪个国度、哪个语言背景下，都具有同等的效果，为中国歌唱艺术的民族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歌唱家凭借着高超的音乐造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大量的中国民歌，实现了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造的过程。身为现代歌唱家，我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沉下心来，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在歌唱家的创作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