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把学术剽窃比作“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但他本人却两次深陷抄袭风波。
鲁迅的第一次抄袭风波发生在1918年他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当时有熟悉外国文学的学者指出,这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抄袭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不只是标题相同,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也高度相似,都是“以狗喻人”,都在结尾呼喊“救救孩子”,而且在形式上还都用了框形结构。所谓“框形结构”,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结构类型,特点是通过一定的关联形式,把多个独立的短篇故事框入一个整体,各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没有直接联系,但又共同表现现实生活的某些相同的侧面,使整部小说有一个主题。
两部《狂人日记》有这么多的“雷同”,很难让人相信是单纯的“巧合”,所以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漩涡,学界对鲁迅开始有了议论之声。
鲁迅不愧为文坛战士,面对质疑,他没有回避、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直面硬刚,他先是承认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他写作《狂人日记》的灵感起源,随后又辩白道:“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虽然两版《狂人日记》确有相似之处,但他本人的作品立意更高。
鲁迅的第二次抄袭风波发生在1926年,起因是陈西滢写信揭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部分剽窃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徐志摩公开发表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中写道:“他(指鲁迅)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陈西滢的这封“揭发信”可以说是直击要害,指出鲁迅的错处不是“借用”了别人的著述观点,而是“借用”后却不在书中声明,此为“剽窃”。
其实,关于鲁迅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论调早已有之,文化圈内不少名人均持此观点。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等人因与鲁迅素来不和,遂以此为把柄攻击鲁迅。
鲁迅看到陈西滢的公开信后反应激烈,立即写一篇题为《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回击,并于2月1日发表在《语丝》杂志上。
在这篇回应中,鲁迅首先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随后又强调,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共二十八篇,只有其中两篇是参考了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且只是大意相同,而“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则都是独立完成的。但对于为什么参考了却不在书中声明,鲁迅并未正面回答。
鲁迅的两次抄袭风波,曾在民国文化圈引起过轩然大波,并让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特别是对于陈西滢的人身攻击,鲁迅直到去世前仍耿耿于怀,以至于距离二人骂战整整十年之后的1935年年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还大骂陈西滢是“谎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年底,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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