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百姓爱狗如命，从不杀狗，皇太极却为何专门颁布“禁犬令”？

满族百姓爱狗如命，从不杀狗，皇太极却为何专门颁布“禁犬令”？

众所周知，满族同胞喜欢养狗，也非常爱狗。从习俗上来说，满族人不吃狗肉，也不戴狗皮帽子，随意杀狗便更不允许了。根据民间传说，努尔哈赤在其早年，曾在辽东大帅李成梁那里当过小厮，其后出于很多原因，遭遇了李成梁的追杀。在危难之间，努尔哈赤豢养的大青狗以自己的性命拯救了主人。因此努尔哈赤在发迹之后颁布法令，禁止满洲百姓随意杀狗、吃狗或使用狗皮制品。

当然，传说只是传说。但满族人崇狗的习俗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本是渔猎民族，对于打猎来说，猎犬是必不可少的帮手，因此当时的女真人几乎每家都养狗。就如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女真篇》所云：乞列迷“不识五谷，惟狗至多”。而《朝鲜李朝实录》也记载：兀狄哈“土地沃饶，犬豕鸡鸭亦多畜矣”。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赴建州的朝鲜李朝南部主簿申忠一看到，在建州女真的佛阿拉城。内，“（女真人）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

努尔哈赤和大青狗

此外，在女真的辖境内，不仅女真人养狗，其他民族也是如此。例如在天命三年四月，在安顿从抚顺城前来投降的近千户汉人时，努尔哈赤令“每户分给大母猪二只，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以供饲养”。

可以说，无论是建州女真还是野人女真，无论是住在城市的女真还是住在乡村、森林的女真，饲养猎犬均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到了后金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却颁布了一条与满洲（女真）习俗相悖的法令——禁狗令。

关于这条法令及相关内容，史书记载并不多，仅见于《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正月初九日“高士俊谨陈末议奏”和该月二十九日“胡贡明陈言图报奏”。两份上书摘录如下：

天聪六年正月初九日，高士俊在其奏疏中称：“一曰谏新政。昨奉旨传谕，养狗者拿去城外。然一家少有两三条，多有五六条，是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臣恐盗贼生心，因见皮肉满街。恳乞敕赐每家止存一条，姑俟升平，或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即不用亦可。”

此外，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汉人生员“胡贡明陈言图报奏”称：

“书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虽是富庶的景象，然今人家养狗忒多，吠形吠声，彻夜喧天，听实不堪，遽行查逐，亦非不当，想皇上亦自有个主意。但养狗以防贼，每家限留一二只，亦不为多。今尽逐之，恐人间门户无所司管，为盗者必将乘机窃发，偷奸必将恣欲乱行，向之得以高枕，今必不能帖席也。况奸、盗二事，我国最重，若尽去其狗，是欲教人揖盗容奸也，是欲纵人犯盗犯奸也，甚于民间不便。伏乞圣裁。”

由以上两个上书，我们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首先，“禁犬令”的范围止限于城市之内；其次，在后金的京城内，市民养狗太多，少则2条，多则6条。一只狗吠叫，其他也跟着吼叫不止，噪音非常大；其三，如果贯彻皇太极的“禁犬令”，容易让城内盗贼丛生，应当留有余地，每家限养一条狗就好。

对于皇太极是否采纳两个汉人的意见，如今已无可稽考。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皇太极确实颁布了禁犬令，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将所有的狗都驱逐出了城市。而在旁人看来，这种操之过急的法令，很容易导致社会治安问题。

满洲（女真）人爱狗如命，为何满洲皇帝皇太极却要“驱犬出城”？这让很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皇太极“禁犬”是因为满洲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

自努尔哈赤、皇太极率领八旗劲旅攻入辽东，占领富庶的辽沈后，满洲人逐渐由渔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打猎不再是为了生存生产，而纯粹变为一种娱乐以及保持尚武精神的活动，狗已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此外，辽阳、沈阳被满洲人攻破后，许多满洲贵族皆住进了城市，习惯于城市文明。“唯知游逛市井，耽于戏乐”，“每闻出兵行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中有事为辞者多矣。不思行兵出猎，勇往奋发，而耽恋妻室”。甚至连打猎也懒得去，这样一来，狗便更不是必需品了。

在城市生活中，如果狗的数量太多，很容易造成数量问题。毕竟狗是一种动物，即使看起来再温驯的狗，也有可能突然“豹变”，乃至于咬伤人畜。即使在现代，城市养狗仍是一大隐患，每年都有很多人被家养狗咬死咬伤。除此以外，狗还会传播无药可救的狂犬病。足以造成更大的祸乱。

因为家犬伤人的事件太多，皇太极还针对一些频发的民事案件颁布了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如犬咬牲畜至死者，以肉归畜犬之主，令其赔偿。”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因狗引发的民事、刑事案件太多，才导致皇太极违背满洲自古以来的习俗，将狗和养狗人驱逐于城外。

参考文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真》；《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35，四年（１４７３年）十月初十日；朱永杰、韩光辉：《明代建州女真发展前期农业区域特征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