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71年5月底，毛泽东通过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首次向外界透露了自己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他说：
“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这“四个伟大”，即林彪为毛泽东所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题词。毛泽东显然已经对林彪的“效忠”给予不满和轻蔑了。
此时，距离“九大”上，林彪被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写进“总纲”，仅仅过去了两年时间。当年，毛泽东78岁，林彪64岁。
两年里，被定为党章中规定接班人的林彪可谓“权倾天下”。权力总能容易让人迷失，站在权力顶峰的林彪胆子越来越大，他得势后，一面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一面抓紧时间将一批在党内和全军均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帅和一些老同志疏散到了外地。
其中，聂荣臻到了河北邯郸；陈毅到了河北石家庄；徐向前到了河南开封；刘伯承到了湖北汉口；叶剑英到了湖南长沙；朱德、李富春到了广州……
在这次带强制性的“疏散”中，刘少奇和陶铸均因病体不堪折磨而被害死。已患有直肠癌的陈毅也被耽误了诊断治疗。
而在更早以前的1967年，林彪还曾调动三军，制造武汉保驾假象，策划“七二零事件”，以打击异己。那次行动中，林彪也曾不小心留下了让毛泽东怀疑的点。
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的一年，即1970年3月间，野心日益膨胀的林彪希望通过四届人大当上国家主席。而此时，毛泽东却对召开四届人大及修改宪法有关问题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林彪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否定。
当年8月23日，不死心的林彪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谈“天才论”，还与陈伯达、叶群等在小组会上大搞突然袭击式发言等反常活动，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并一针见血地批评林彪说：
“你就是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此后，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还责令与林彪一起搞突然袭击式发言的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军委办事组会上作检讨。毛泽东的这一举动，让林彪等摸不着头脑。
林彪清楚：毛泽东已经开始不信任自己了，他甚至很可能会更换接班人。
林彪天性敏感且容易多想，他的这个性格注定他会在毛泽东对自己表现出不信任时，采取种种行动。庐山会议后，林彪加紧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而以林彪儿子林立果为头的“调研小组”组成的“联合舰队”，正是林彪谋害毛泽东、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包括周宇驰、李伟信等，他们都无一例外是林彪的亲信。他们的计划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行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他们甚至还计划阴谋“借苏武装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周宇驰还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训练，林立果等人则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当年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
“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这些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大计划：阴谋杀害毛泽东。
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等就开始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的相关了。他们看准了一个机会：毛泽东将在8、9月间进行南巡活动。
这次计划太过大胆，几乎等于把身家性命全部押上。因为事关重大，林立果和李伟信等人曾于7月下旬到广东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并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以防“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年仅26岁的林立果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需。
大计划之前的几个月里，林立果忙碌不已，林彪一伙更是活动频繁。紧张的气氛拉到了极致，本就有睡眠障碍的林彪更加睡不着觉了，他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在战场时的状态。有时，他甚至会半夜披着衣服，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离开北京时，他就做好了准备：预备在南方许多省市作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没有和任何人提及，林彪一伙自然也并不知情。
“联合舰队”的最关键一环是谋杀毛泽东，这个计划的点设在上海。他们的具体计划是：等毛泽东的火车抵达上海，就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他的火车；用炸药炸苏州河附近的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场附近的油库，趁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或者由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动手。
这一谋杀计划的关键，是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林彪一伙生疑了，他又如何会轻易让他们知道他的动向呢。
可此时的林彪必定已权倾天下，加上毛泽东南巡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到9月5日时，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就已经织成了。
如此一来，因为被排斥，而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等，心终于定了一些，而毛泽东的动向，也变得更好把控了。
就在情报网织成的当晚，“联合舰队”核心人物周宇驰就用电话，通过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得到了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
之后，顾同舟更是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林彪、叶群从各处得到的情报认定：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毛泽东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了路线高度，他的点名批评追到了林彪头上。而情报里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是叶群……
林彪更加确定：是时候和毛泽东摊牌了，他已下定决心趁毛泽东南巡时，对他下毒手。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周宇驰驾驶直升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了“联合舰队”核心成员、少将江腾蛟家中，并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道：
“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要完，你首先完。”
随后，他们开始正式部署在上海“动手”的事宜，具体执行动手任务的主要人物，则是江腾蛟，他的代号是“歼七”。
为了鼓舞士气，林立果对江腾蛟说：
“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也补刀似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经研究后，“联合舰队”确定的具体“动手”办法有三种，其中两种方法以江腾蛟为主，另一种则以“联合舰队”另一成员王维国为主：
“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江腾蛟等认为：如果三种方法都用上，动手成功的几率能达到七成以上，胜算大。
与此同时，为以防万一，林立果为林彪准备了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全是对林彪“感情深的”人。
在“联合舰队”研究出三种动手办法的当晚，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林彪亲信胡萍。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赶到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秘密据点，他给等候在此的其他“联合舰队”成员传达了命令，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所有“联合舰队”成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心都齐刷刷地提到了嗓子眼。谁都知道：这次行动，不成功，结果将非常惨。
最紧张的是林彪，他终日双眼泛红，脸上表情极其凝重。而叶群则显得非常忙碌，她不断地和“联合舰队”成员进行保密电话，有时，一个电话竟能打上90分钟。
叶群与“联合舰队”成员吴法宪通完电话后，当即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下了一道关键命令：
“叶主任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可以说，从9月6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起，一直到10日的5天时间里，林彪一伙就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了。
林彪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们的动态是否了解，这种“未知”意味着“不可控”，时间越往前，林彪越紧张，他每日都如坐针毡。向来不露神色的他，在这段时间里，只要听到电话响，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9月8日午夜，毛泽东在杭州刚吃过夜餐，就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他命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是反常的，周围人不解其意，毛泽东也未做说明。
9月10日下午3点，毛泽东再次“突然下令”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走之前，毛泽东还特别嘱咐说“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陈励耘本是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备工作的人员，毛泽东为何特嘱“不要陈送行”呢？原来，陈励耘与林彪一伙有一定的关系，且在杭州期间，毛泽东有一次找他，他却不知去向。很明显：陈励耘的“失踪”，让毛泽东起了疑心。
从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于林彪一伙的动向虽未必清楚，但他已料定：林彪一伙，很可能会利用他南巡时寻找机会对他下手。
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当晚，林立果得到上海打来的电报，内容是“王维国因病住院了”，这句话实际是暗语，意思是：毛泽东已安然抵达上海，动手时机已到。
林彪一伙认定：毛泽东会在上海停留几天。所以他们此时反而并不着急行动了，他们甚至错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毛泽东到上海后并没有下车，这明显也是反常的。而在11日上午，他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不准王维国上车。
更加让他们想不到的：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他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还特别嘱咐他们把王维国拉上。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当毛泽东的专列已经驶向北京时，“联合舰队”的成员尚在密谋执行谋杀计划的细节，他们甚至还谈到了事成之后的种种。
打破他们美梦的，是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内容是：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上海了。”
林立果一伙听了以后如五雷轰顶，他们的谋杀计划还没开始居然就结束了！林彪、叶群等得知消息皆大惊失色，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们头顶。
之后，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抵达北京站，南巡顺利结束了。这也意味着：林彪一伙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彻底失败了。
“行动失败，就只能打游击了”，这是最初林立果认为的“最坏结果”。
林彪一伙预料的“最坏结果”、“游击”，实际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个计划是按照他们制定的《“571工程”纪要》的设想来的：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为了“南逃计划”顺利进行，林彪、叶群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时，就已经着手准备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
早在毛泽东抵达北京站前5天，即9月7日那天，林彪夫妇就以为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则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开始积极策划“南逃”。
毛泽东抵达北京站的那天，林彪计划中的南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行动了。当天上午，林立果和在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同时具体安排着。
在胡萍的运作下，负责运送林彪一伙的256号三叉戟飞往了指定地点。此时的胡萍当然想不到：256号三叉戟，将是他们的死亡航班。
1971年9月12日晚8点，256号三叉戟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一下飞机，林立果就迅速驾车往北戴河飞驶。
而此时，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正借着为女儿举行订婚仪式来掩盖他们的异常情绪，并掩盖他们的南逃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