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大潮中的六届中央委员都有谁？他们是怎么产生的？

中共第六届中央，从1928年7月“六大”选举产生，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为止，历时达17年，是中共历届中央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届。其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们立场坚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在敌人的皮鞭下威武不屈，在敌人的刑场上视死如归，在革命的岗位上鞠躬尽瘁。但是也有的经不起革命考验而脱党、自首，极少数人甚至叛变走向了反面。漫长而残酷的革命斗争，使中共第六届中央的委员们上上下下，变动复杂，形成了一幅壮烈的历史画卷。
(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制造白色恐怖，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独立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党在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央组织，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关向应、毛泽东、任弼时、罗登贤、杨殷、彭湃、杨福涛、顾顺章、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李源、余茂怀、王藻文等中央委员23人，邓中夏、罗章龙、徐兰芝、王凤飞、黄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甘卓棠、王仲一等中央候补委员13人。
其中，杨福涛早在1928年3月遭反动民团伏击而牺牲。但党组织当时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1928年5月中央仍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在“六大”又选他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源，在1928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中央委员李涤生，早在“六大”召开之前就已叛变革命，党组织在“六大”后不久知道了这个情况，于1930年8月将其抓获处决。中央委员王藻文在1928年7月中共顺直省委改选时落选，到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他在顺直省委工作期间的表现，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其后不久叛变)。
苏兆征，1922年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为省港工人大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后曾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六大”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因病逝世。彭湃，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第一、第五届广州农运讲习所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六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农运委员会书记。杨殷，先后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六大”后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在1929年8月，彭、杨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甘卓棠在1929年2月被捕牺牲。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坚予在1930年5月被捕就义。中央候补委员夏文法也于1929年3月牺牲。

(二)
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增补温裕成、李维汉、邓发、陈郁、徐炳根、贺昌、陆文治7人为中央委员，增补朱德、陈云、陈潭秋、林育英、袁炳辉、王克全、黄平、恽代英8人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次会议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使中央、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是，形势的好转很快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干扰。在1931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改选了中央领导。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和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主义”旗号的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不久又成为常委、中央实际最高领导者，从而操纵了中央领导权，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这次全会增选王明、博古、刘少奇、陈云、王克全、韩连会、沈先定、徐畏三、黄苏9人为中央委员，增补沈泽民、夏曦、曾炳春、王荩仁4名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把反对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南省委常委王克全(1932年叛变)，中央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王凤飞(后牺牲)，中央委员、河北临时省委书记徐兰芝(后叛变)，中央委员、原中央妇女部部长张金保，中央委员、满洲省委常委唐宏经，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韩连会(不久叛变)，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史文彬(后病逝)开除中央。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罗章龙，因打着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

(三)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不遵守党的纪律，竟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新世界”游艺场表演魔术赚钱，并沉湎于醇酒美人之中。在一次看电影散场后，被叛徒指认而被捕叛变。他不仅供出监禁在南京的恽代英，而且邀功心切，向国民党特务说出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特征――讲湖北话、右手食指缺一节。后因在国民党特务集团内拉山头，被国民党当局处决。
向忠发作为中央总书记，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他在上海扮成一个古董商，住洋房，还将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女人作“太太”。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曾及时安排向忠发脱离险境。可是向忠发在离沪前，私自溜出去会见“太太”，正好落入国民党特务伏击网。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向忠发即叛变，泄露了许多党的秘密。蒋介石得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电复“就地枪决”。当蒋介石得知他自首叛变欲缓刑时，已来不及了。
顾、向二人的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在幼年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央南方局书记的蔡和森，就是被叛徒顾顺章出卖的。蔡和森，早在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即与毛泽东、陈独秀通信讨论中共建党原则，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21年回国后，连续当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宣传工作。1927年6月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主张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乱，却被陈独秀借故撤销了政治局常委职务。1928年11月又因“顺直省委”问题被解除政治局职务。尽管如此，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1931年6月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阻，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他刚进会场，即遭到叛徒顾顺章的指认而被捕，不久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四)
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中央不得不转移到安全地带。王明于1931年9月去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是敌人悬赏通缉的重点目标，更难以留在上海工作，故于同年底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建议，在1931年9月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陈云、康生、刘少奇、李竹声、黄平、王云程九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
在残酷的形势下，中央委员、闽粤赣边临时省委书记陆文治，于1931年11月在赴沪给中央送款途中逃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曾任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的黄平，在1933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更有甚者，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的徐锡根，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徐炳根，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徐畏三，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余茂怀，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袁炳辉，中央委员、上海工联委员长沈先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曾任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的卢福坦，先后叛变投敌。这时候，全国的共产党员总数，一下子从1930年的12万多锐减到了1万多。
但是，在革命的营垒中从来不乏铮铮铁骨。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他在狱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中央候补委员、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邓中夏，在1933年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宁死不屈，而遭杀害。
(五)
1934年1月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递补朱德为中央委员，补选王稼祥、凯丰、顾作霖、方志敏4人为中央委员，补选李维汉、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孔原、陈昌浩6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并改选了中央领导。这次会议不顾当时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和面临的严重困难，错误地判断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使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反“围剿”的失败，引起众多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对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怀疑和不满。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因身体不好、王稼祥因伤都坐着担架走在一起。谈话中，王稼祥问张闻天：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哪儿？张闻天忧心忡忡地说：没目标。咳，看来这样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祥听了，当天晚上就告诉了毛泽东，还打电话告诉彭德怀。消息一传，几位将领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在当时，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兼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最先起来反对错误路线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过去苏区不少同志因提不同意见而挨整，所以张闻天如果不说话，很难促成遵义会议。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1931年底离沪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周恩来开始怀疑并抵制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公开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在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首先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片面强调敌强我弱是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张闻天则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对博古的报告据理予以批驳。随之，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发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观点，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这次会议批评了博古的错误领导，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中央委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1935年1月不幸被俘。其后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壮丽篇章。同年8月慷慨就义。中央委员瞿秋白在红军长征时被留在苏区，1935年2月被捕，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6月英勇就义。

（六）
长征途中，为了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同意，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李先念、傅钟、何畏（1937年叛变）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军委总负责兼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是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与中央分庭抗礼，拒不执行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并公然于1935年10月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完全暴露了他的夺权野心。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后，在长征途中历尽各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加强中央领导，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林育英）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转移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前，任弼时等已经知道张国焘在搞分裂活动，因此对张国焘的举动十分警觉。当朱德向他们介绍详情后，任弼时坚定地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朱总司令的命令。”第二天，在庆祝会师的大会上，朱德首先讲话并明确指出：西康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讲话也特别强调：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接下来张国焘刚要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可是会后，张国焘提出六军团归他指挥。任弼时对此当仁不让。张国焘又建议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则提出：“报告由哪个作，发生争议谁来作结论？”直顶得张国焘哑口无言。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声中，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使四方面军终随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判，在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投敌叛变。这个昔日的共产党元老之一，曾经主持中共“一大”的召开，在党内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军运会主任、政治局委员、常委、鄂豫皖苏区书记、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等重要职务，竟摇身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从事起反共活动。他1948年去台湾，1969年到加拿大，1979年11月病死多伦多。
（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国抗战。为了正确认识抗战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1938年11月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担任这次会议秘书长的王稼祥，曾经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过贡献，这次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又为大会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无疑澄清了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对中央路线的无理指责，对维护党内正确的指导思想、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指明了航向。会议增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善于理论研究和宣传，自感不太适于领袖地位。早在1935年4月长征途中，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时，张闻天便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红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让职给张国焘，被毛泽东劝止。在这次全会上，张闻天又诚恳地提议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以革命利益为重，主动让贤，逐步将中央的领导职权移交给毛泽东。到1943年3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八）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实行“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扣押了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项英率数人突围后隐蔽在山中，后遭叛徒杀害。
项英在1923年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为中共第三、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1928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工运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党内外重要领导职务。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初期，留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的项英，指挥留守的红军游击队积极掩护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后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领导了南方的游击战争。
1942年9月，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秘捕，次年9月被杀害。中央委员张浩（即林育英），在红军长征期间，曾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为纠正张国焘的错误，立下功劳；后历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中央工运委副书记;1942年3月在延安病逝。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共六届中央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九）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先后共计83人。其中，牺牲19人，殉职2人，病逝7人，撤职1人，脱党3人，开除党籍1人，自首1人，叛变19人。到“七大”召开时，中央委员还有24人；其中，“六大”选举的23名中央委员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李立三、张金保（1945年恢复中央委员职务）6人；其余为以后陆续增补的陈郁、邓发、刘少奇、陈云、王明、博古、张闻天、康生、朱德、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六大”选举的13名中央候补委员，到“七大”召开时一个也没有了。后来陆续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也仅剩下李富春、李维汉、杨尚昆、孔原、李先念、傅钟6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栋梁，领导着我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革命事业出现暂时的曲折，都是难免的。大浪淘沙，一些人的叛变，不仅说明这些人立场不坚定，而且证明革命斗争的残酷无情。他们的叛变，不是给革命事业抹黑，而是使革命队伍更加纯洁。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此，特将这一壮烈的历史画卷附后，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