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身”——从考古角度探究十二生肖文化

十二生肖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文化意象，“鼠牛虎兔……”默背如流。聊起生日的话题，有些人或许还不晓得自己的星座，但一定知道自己属什么。属相文化，是中国人最特别的精神文化符号，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所接触。

但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动物那么多，为什么古人偏偏挑了这12种作为生肖纪念？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或许很多人就不清楚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生肖文化作为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文化符号，植根于动物对华夏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它是古时候动物高度参与华夏先人具体生产与生活的反映。

考古学者袁靖的科普考古作品《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就试图从考古人的角度去探究十二生肖，重述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袁靖是国内知名的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拥有30多年考古经验的他，现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是动物考古领域的权威学者，著有多部相关的教材专著，如《中国动物考古学》《中国科技考古导论》等。

《动物寻古》浓缩了袁靖30多年考古工作的精华，大体介绍了四部分内容：首先是十二种生肖动物的前世今生，它们的起源、演变，它们如何融入华夏人的生活，如何被记录乃至神话化；其次是实操式地给展示了考古学家是如何考古的，尤其是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去还原几千年前古人的真实生活；第三是关于古人图腾与信仰的由来、演变的轨迹，梳理出清晰的脉络；最后是对一些出土的文物进行专业性解读，其中不乏诸如马王堆辛追墓T形图、殷墟亚长青铜牛牺尊等国宝。书中配有200余幅精美图片，使用了轻松、亲近的语言，希望能够图文并茂地科普性介绍动物在华夏文明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填补十二生肖动物的相关知识，此书还向读者展示了考古学者探索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专业学者是如何从文物去解读历史的。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基于长期奔走在第一线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本书中，袁靖以“生肖”为主题，将相关的动物遗存、带动物意象的各种文物所提供的信息，再结合流传下来的文字、图像资料，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

在写作意图上，袁靖从实际的考古过程中，看到了动物的起源与来历，看到了动物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也看到了古人的利用行为对动物演化的影响。他认为这背后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

袁靖认为，所谓动物考古，就是研究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从动物的角度，去研究古人的历史，去研究古人怎么利用动物，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动物离开人类，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是寸步难行。”

在书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华夏文明是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为了更加便利地生活和生产，许多动物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例如六畜。我们的新春对联中常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种字眼，这是农业时代人们的美好期望。其中的六畜，指的便是鸡、猪、狗、牛、马、羊，这些都是家养动物，跟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构成了十二生肖中的六种。而另外的六种——鼠、蛇、龙、猴、虎、兔则可以视为野生动物（龙比较特殊），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则更侧重体现在文化方面。

在旁人看来，考古可能是一项很枯燥的工作，整天趴在泥土堆里摸索，弄得灰头土脸，但对袁靖而言，这却是他在与古人直接对话。通过骨头、遗物这些第一手资料，考古人员可以跨越几千年，无视时空的间隔，一点点地拼凑古人生活的侧面。这是一种或许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浪漫。

袁靖首先科普了考古工作的迷人之处，他将之提炼为“识骨寻踪”，即通过骨头去发现动物、古人过往的痕迹。他表示，在做动物考古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搜集和检测骨头。骨头是动物遗留下来最多的身体组织，它能够告诉人们很多信息。

例如骨头的表面状态，考古人可以观察它是否有诸如被刀砍砸过、被牙啃过或形态变异等痕迹，断裂处的痕迹是否为新碴，以推断骨头主人生前的部分经历，例如是被狩猎说杀还是被豢养屠宰，是否被人役使，进而判断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形态。接着还可以将松散的骨头拼一下，看是否能拼出完整形状。

以猪为例，可以做一个说明。有一次，袁靖在安徽的尉迟寺遗址（距今约4800—4000年）的一个墓葬里发现了一些随葬的骨头，拼完后可看出骨头是属于猪的下巴、猪蹄、股骨。为什么只有猪头、猪蹄和猪腿呢？其他部位为何就没呢？他揣摩了一下古人的心态：祭祀对古人来说是大事，但肉食资源毕竟珍贵。反复权衡后，古人献祭了猪的部分位置，其他位置则保留下来，既表达了心意，又不至于让整头猪放在墓里烂掉，两全其美。他还发现，商周之际的祭祀用猪，多半只使用前肢，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后肢靠近排泄处，古人觉得不洁净。根据骨头的痕迹，揣摩古人的想法和行为，接近古人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这就是考古的有趣之处。而完整的历史，就是基于这许许多多的侧面组成的。

骨头透露的可不止这些表面信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还可以判断出骨骼主人的基本情况，例如属于什么动物，公的还是母的，死时年龄几何，甚至体形、毛色、眼睛颜色等诸多细节，都能一一还原出来，就如同凶杀刑侦案件里根据DNA结果给受害者做测绘一样。

在得出尽可能多的骨头信息后，可以据此总结相关的遗址里主要出土了哪些动物？年龄结果是怎样的？性别比例怎样？是不是被人使用过？——以此揣摩古人是怎么获取肉食的，是渔猎还是饲养，规模如何，是否用于祭祀与陪葬（精神领域），有用来骑乘劳役或者作为宠物吗？这些都是一块小小的骨头透露出来的秘密。

例如马。根据国内遗址的发现，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大量地使用家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古人来说，祭祀和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马也与这两件事捆绑极深。例如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经常会发现马骨，但两者埋马以及使用马的态度却很不一样。

商人埋马基本是一匹一匹整齐摆放，而周人的遗址却时常看到马骨是杂乱分布的。例如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这里是周人的老家，也发现了马骨杂乱摆放的马坑。袁靖表示，这反映了商周两族人的马匹收集模式不一：商人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没有马场，马基本都从西北或北方征集或进贡而来的，因来之不易，所以使用时就很珍惜。周人居住地靠近甘青宁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马场，所以获取马匹容易得多，使用起来就有点“奢侈”。这就是从埋马方式去比对和解读商、周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异同。

同样，商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车马坑，商朝的多半是一车两马，而周朝则是一车四马。这能够判断：商人习惯用两匹马拉一辆车，而周人则习惯以四匹马拉一辆车。最终，在朝歌大战中，周人灭了商人，四匹马拉的车打败两匹马拉的车，单纯就战斗力而言，商人战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秦朝兵马俑陈列了秦始皇的军队，其中“武士+马”或者“武士+马车”是标配。但仔细观察这些马匹，会发现马有已阉割和未阉割之分，驾车的马绝大部分是阉割过的公马，而作为骑兵坐骑的马则有些是已经阉割的，有些是未经阉割的。袁靖表示，在冷兵器时代，人、马、车、武器的力量组合，能让杀伤力极大提升；但马毕竟野性难驯，历史上因为公马在战场上发情而耽误战机的事例并不少见，为了使它们更容易被控制，所以驾车的马多半经过阉割，但战场毕竟是冲锋陷阵的地方，需要血性和冲劲的配合，所以作为坐骑的马有部分是未经阉割的。他进而介绍古人对马的利用，例如阉割（使之驯服）的历史、相马的门道、马鞍与马具（使之便于骑行）的发展等等。

在谈及十二生肖中的野生动物时，袁靖也做了一番解读。在考古上，大量出土与猴相关文物的地方是云南，例如昆明的石寨山古墓群、玉溪的李家山古墓群。这是因为，云南作为雨林地带，森林资源丰富，是动植物的天堂，猴子则常出没其间。古人与猴子长期打交道下来，将对这种动物的观察反映到各种器物中去，如猴边青铜扣饰、猴头铜柄剑。而将云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猴形文物对比，也能发现南、北方人在塑造猴子的形象时的气质完全不同，北方的相对呆滞、刻板，不如云南地区的多变、灵气。这也是因为北方并非猴的天然栖息地。此外，还对美猴王孙悟空形象的来历探索了一番。

《动物寻古》是基于考古所得的材料来阐述十二生肖，这在以往的十二生肖文化著作中比较少见。将精密的科学、可信的知识，与历史流传下来的有趣的传说、典故相结合，做到理性与浪漫的交融，从动物的角度观察华夏文明的缔造和演进，正如学者李零与袁靖在一次对谈中所言，“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