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所见夏鼐的学问人生

夏鼐（1910一1985）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此前出版的《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及《夏鼐文集》(五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成为后学了解夏鼐生平经历、学术业绩和思想特点的重要参考资料。比起“日记”“文集”，“书信”则自具特点，因其书写心境、写作对象、言说范围均与“日记”“文集”有所不同。新近出版的《夏鼐书信集》(王世民、汤超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书信集》)，则为我们进一步多方位地了解夏鼐的学问人生，提供了诸多重要材料。

立志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为己任

夏鼐的求学经历，可谓几经转折。高中阶段，他曾幻想将来做一名工程师，毕业时本拟填报交通大学工科，但因患沙眼病未能报考。1930年9月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年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在清华历史学系，他热衷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因1934年10月考取公费留学考古门，而后转入考古学领域，并于1935年8月从上海乘邮轮远赴英国留学。

按规定，夏鼐出国留学前，须在国内预备实习一年，当时清华大学指定傅斯年和李济担任夏鼐出国留学的指导老师。不过，出国留学初期，究竟是专攻中国考古学，还是先读西洋或近东考古学，究竟在伦敦大学哪个学院注册，甚或就近到其他大学就读，夏鼐并末立刻做出决定。1935年10月8日，他致信傅斯年、李济，咨询留学专业抉择等问题，并提到“我想一方面学习技术及工具的学科，同时对于古代社会又想得一相当的概观”。他还根据抵达伦敦一个多月的参观情况，指出不列颠博物院、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所藏中国器物“审定时代，颇多错误”，并感慨“中国的考古学，真是一片未开垦的沃土，我只希望将来能做园丁之一员，拿起锄头，将荒土整成花园”。虽然此时夏鼐并未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他已初步流露出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贡献的愿望。

经过一番考虑，夏鼐决定先在伦敦大学科陶尔德艺术研究所注册，师从叶慈(Yetts)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日后如何深造再做安排。但没过多久，他即感到在科陶尔德艺术研究所学习，收获甚微。1936年4月11日，他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陈请延长留学年限一年、转学埃及考古学系。夏鼐认为，来英留学的目的是接受考古学的训练及智识，因此他抵英后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以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故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此信长达5000余言，是《书信集》中字数最多的一封，可见此信在夏鼐心中的独特分量。

致梅贻琦（1936年4月11日），夏鼐记录在日记中的信稿

虽身在国外留学，夏鼐仍十分关心国内考古界情形。1936年7月10日，他致信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友人李光宇，询问山东城子崖、安阳殷墟、宝鸡斗鸡台等处的最新发掘情况，并提出“一个以文明古国自命的国家，不能不有考古一科”，“否则人家研究中国考古学，只好读日人的乐浪报告，俄人的蒙古报告，英、德、法人的新疆报告，岂非丢脸”，“如有什么考古界的新消息，请时常示知。现下虽专攻埃及学，返国后还是弄中国考古学的，决不能与中国考古学绝缘”。考虑到当时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发展水平和时局背景，夏鼐此言充满“竞赛”之意。可以说，他心系祖国，已将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视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

英国是近代考古学的摇篮，夏鼐在此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积累了丰富的室内外工作经验。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成竹在胸，准备归国后贡献自己的力量。1942年10月，夏鼐居乡探亲期间，曾致信李济表明，待自己博士论文撰写完毕后，“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所谓科学的考古学，体现在田野发掘、室内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就此后的学术发展而言，中国考古学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均离不开夏鼐的辛勤耕耘和引航掌舵。

田野发掘与室内研究并重

《书信集》上编收录1935一1949年书信，除了夏鼐留学时期的书信外，主要涉及他从事西北考察工作和担任中研院史语所代理所长一年的书信。西北考察时期的书信，可与《夏鼐西北考察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相参照，生动反映了夏鼐西北考察的艰苦经历和重要贡献。代理所务一年的书信（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除了反映夏鼐的办事能力和远见卓识，还体现了他对室内研究工作的重视。这一年，由于夏鼐购存较多数量纸张，又派人到上海坐催，使得是年成为史语所1949年以前出版书刊最多的一年，出版物除了《中国考古学报》第2、3、4册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多本，还包括其他多部研究著作。

《书信集》中编收录1950一1985年的书信，即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长、所长，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名誉所长时期，体现了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卓越贡献。其中，辉县发掘、豫西调查、长沙发掘时期的书信，则彰显出他的田野工作既注重把握全局，又不遗漏细节。1950年10月8日，夏鼐率领考察团前往辉县（当时隶属平原省，后属河南省），进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发掘。10月22日，他致信郑振铎、梁思永，强调此处“非扩大工作，无法获相当之收获”。10月25日，夏鼐开始在辉县固围村发掘战国大墓，用工最多时达400多人，“这恐是远东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工作之一”。12月底，琉璃阁车马坑掘至底部，他采取将石膏液灌入空穴的办法，首次成功剔除出古代木车的全形，这在田野考古技术上尤具划时代意义。1951年4月，夏鼐率领考古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赴开封、郑州参观考察，后赴广武镇，调查青台、点军台、秦王寨遗址，并决定发掘点军台遗址。4月29日，他致信梁思永，提到“此次选择点军台遗址之原因”在于：其一，“离城较近，不必另找工作站”，其二，“遗址表面遗物，且似乎代表不同之时代”；其三，“此为此次新发现之遗址，前人未曾做过”。夏鼐分析，“此虽为一隆起之低岗，颇希望能如后岗，有不同之地层，足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夏鼐选择发掘地点十分慎重，并期望能够通过发掘解决一些关键问题。

致郑振铎、梁思永（1950年11月27日）第2面‍

1955年10月18日，夏鼐在洛阳为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库区考古调查人员，作“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的报告。报告稿后刊载于《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安志敏后来发表《关于考古调查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一文，引用了夏鼐文章中关于调查工作时如何采集陶片标本的观点。1958年3月，夏鼐致信《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指出安志敏的引文“斩去了下半截”，“便好像我的意思只取不同陶质的陶片各一两片便够了”。实则夏鼐的意思是，“不同的器形（表现于口缘、底部、耳部等）和不同纹饰的陶片，都要采取代表。至于那些平素无纹的腹部残片，也应该依陶质的不同而选择一两片为代表”。他始终以为，“如果不限于陶质，而兼及器形和纹饰，每种都取一两片是足够作为代表的。至于各种的数量大致多少（即它们的比例如何），在调查记录中说明一下便可以了”。夏鼐的这封信，是对他有关田野考古论述的重要补充。

《书信集》中编末尾收录夏鼐1974至1985年致张光直的46封书信。夏鼐在信中不仅指出了考古研究的很多前瞻性课题，还提出了一些精辟见解。1978年4月5日，他致信张光直，谈及“许多报告（包括简报）中所共同具有的一些问题”，涉及“分类、分式的标准”“器物分类的标准和目的”和“类型系统”。他强调，“每一类器物下的分式问题，现下报告编写者常常偏于分得过细。一式中应该包括好几种相近似的器形，作者可以多发表一些不同的器形，但不必每个器形都叫做一个式”，“有些特征不是本质的，不能作为恢复古代生活之用，也不能作为与其他遗址其他文化的器物类型相比较之用，但是却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化石”。夏鼐这些关于器物分型分式的观点，是他关于室内研究的重要论断，且与当时有些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

学识渊博 谨严谦逊

夏鼐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考古学的多个分支领域均有深入研究，成果丰富。除了考古学领域的学者，他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有密切联系。《书信集》中编的部分书信，以及下编收录1951一1985年夏鼐致其他方面人士的书信，涉及语言学、科技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等多门学科，集中体现了夏鼐学识渊博、一丝不苟、谨严谦逊的大家风范。

夏鼐是一位性格执着坚定的学者，他秉持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多次不顾情面地指出师友论著中存在的问题。他曾于1953年11月12日、1962年3月20日、1972年11月28日，三次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分别指出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李德裕在海南岛上》《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当中的疏漏之处，并于1965年多次致信郭沫若，提供有关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考古材料。1979年10月至1984年11月，他又多次致信谭其骧，探讨南海七洲洋问题，并强调“欲求学术繁荣，非百家争鸣不可，更非破除禁区不可”。他当时和谭其骧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已充分享受了嘤鸣之乐”，并对历史真相的探索“至少较前推进了一步”。1983年5月至1984年5月，他还就扶桑国与美洲发现问题，给从未谋面的罗荣渠写信，指出其论著中的不严谨甚至错误之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964年12月13日，致函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指出《辞源》修订本第1册样书在修订方针、体例方面的不当之处，以及内容方面的8处错误，涉及天文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知识，可见他读书心细，且善于发现问题。

致郭沫若（1965年9月30日）第1面，夏鼐自存信稿

1953年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被发掘后，关于“西晋有铝”的问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避免以讹传讹，1972年12月至1983年5月，夏鼐多次致信科普文艺和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强调应客观、科学地分析问题、得出结论。他提到，“晋代如果已知冶炼金属铝，这须要强有力的证据才可肯定。我仍维持原来的看法，这有重大后世混入嫌疑的小块铝片，决不能作为肯定的物证”。后来的科技检测结果，更证实了夏鼐的观点。困扰人们20余年的西晋已有金属铝的问题，至此宣告结束。综观《书信集》，其中多处提到研究和讨论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夏鼐与师友的类似书信，无不告诉大家，科学研究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夸大其词，必须严肃认真，谨慎对待。胡乔木曾赞誉夏鼐是“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绝非虚言。

即便早已闻名于海内外学术界，夏鼐仍时刻秉持谦逊的风格。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相继荣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等六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1984年5月3日，他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外事秘书发来的贺电，获知被推选为该院外籍院士时，还曾收到张光直来信祝贺。5月24日，他复信张光直，谦虚地指出“实则自知学识谫陋，殊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今后当努力钻研，庶几不辜负各方之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晋阳学刊》编辑部曾多次致信夏鼐，约写传略。夏鼐从1980年至1985年至少4次致函该编辑部，婉拒撰写自传，理由是生平“没有什么治学经验或方法”值得介绍。一代学术大师如此谦逊，令后学更加崇敬。

民族复兴，既要靠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也要靠文化学术等软实力。在知识不断更新研究路径与时代语境发生很大变化的当今学术界，夏鼐所坚持和提倡的实事求是、谨严谦逊的为学与为人风格，仍值得后学认真恪守。研读《书信集》，辅之以《夏鼐日记》《夏鼐文集》《夏鼐传稿》(王世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可以深切感悟考古大家夏鼐的学问人生，把握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脉搏。这对当今的学科建设、学风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王兴（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文原载于2023年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A12版

书籍详情

夏鼐书信集

夏鼐 著

王世民 汤超 编

2022年8月出版/168.00元

ISBN 978-7-5228-0170-4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重要书信300余封，时间跨越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包括夏鼐出国留学前向傅斯年、李济请教学习计划和西北考察期间向他们汇报工作的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向郑振铎、梁思永汇报工作情况的信件，以及后来指导全国考古工作的信件，与韩儒林、谭其骧等著名学者商榷学术问题的信件，与张光直等海外学者互通访问安排的信件。书中收录信件多数为首次刊布，集中反映夏鼐先生的个人生活、工作中的人际交往情况，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新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目录

上编56通
致 李济或兼致傅斯年3通（1935年，1939年）

致 梅贻琦（附梅贻琦、傅斯年、李济复信。1936年4月）
致 李光宇（1936年7月）
致 胞姊（1936年9月）
致 傅斯年、 李济22通（含致傅8通，致李3通，兼致傅、李11通，附阎文儒致傅信1通。1942年10月～1945年4月，西北考察时期）
致 傅斯年21通（1945年6月～1948年5月，西北考察结束后）
致 常书鸿（1944年10月）
致 李小缘2通（1947年8月）
致 胡适（1948年1月）
致 王重民（1948年8月）
致 王振铎2通（1949年10月、11月）

中编153通
致 郑振铎、梁思永10通（含单致梁1通，附郭宝钧致郑、梁1通。1950年10月～1951年1月，辉县发掘时期）
致 梁思永25通（1951年4月～7月，豫西调查时期；1951年10月～1952年1月，长沙发掘时期）
致 曾昭燏6通（1951年～1952年2月）
致 商承祚2通（1952年1月、3月）
致 刘节（1952年4月）
致 郭沫若7通（1953年11月～1972年11月）
致 安志敏11通（1955年11月～1956年7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区调查时期）
致 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转科学工作处（1956年11月）
致 陈梦家4通（1958年7月～1959年1月）
致 《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1958年3月）
致 牛兆勋、靳尚谦（1958年10月）
致 王世民2通（1958年10月）
致 刘敦愿（1960年6月）
致 徐森玉（1960年9月）
致 黄文弼3通（1961年8月，1964年7月）
致 李仰松（1964年7月）
致 马得志（1964年8月）
致 方壮猷2通（附陈梦家致方信4通。1966年1月）
致 傅振伦（1973年12月）
致 李作智2通（1975年5月，1977年3月）
致 石兴邦2通（1976年1月，1977年7月）
致 罗宗真4通（1977年1月～1981年6月）
致 杨锡璋2通（1978年1月、3月）
致 曹锦炎（1978年3月）
致 苏秉琦（1978年8月）
致 穆舜英（1979年8月）
致 赵青芳3通（1981年3月～1984年8月）
致 高至喜3通（1981年9月～1982年5月）
致 赵振华、朱亮（1982年1月）
致 宫大中（1982年4月）
致 唐云明3通（1983年10月、11月）
致 赵丰（1984年10月）
致 吴铭生（1984年11月）
致 张光直46通（1974年1月～1985年6月）

下编102通
致 游寿（1951年6月）
致 沙孟海（1955年7月）
致 夏承焘或杭州大学2通（1962年2月，1963年3月）
致 梅冷生4通（1962年12月）
致 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1964年12月）
致 方介堪8通（1965年10月～1978年9月）
致 董朴垞3通（1972年5月～1980年7月）
致 王栻2通（1972年8月，1982年2月）
致 叶永烈9通（含致《科学爱好者》编辑部1通。1972年12月～1983年5月）
致 蒋猷龙（1974年10月）
致 俞天舒2通（1975年5月、6月）
致 柯俊2通（1977年4月，1978年5月）
致 汤象龙（1978年12月）
致 《中国史研究》编辑（1979年8月）
致 韩儒林5通（1979年9月～1980年11月）
致 蔡孔耀8通（1979年9月～1982年11月）
致 谭其骧6通（附谭其骧文2篇及复信2通。1979年10月～1984年11月）
致 胡道静10通（1981年3月～1983年2月）
致 戴家祥6通（1981年10月～1985年3月）
致 《晋阳学刊》编辑部2通（1982年1月，1985年1月）
致 魏忠或校庆筹委会2通（1982年1月、7月）
致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1982年3月）
致 陈宣崇（1982年11月）
致 杨仁恺2通（1982年12月，1983年1月）
致 罗慧生（1983年3月）
致 李德清2通（1983年5月、12月）
致 罗荣渠7通（1983年5月～1984年5月）
致 叶常青（1983年5月）
致 黄兴龙（1983年8月）
致 王尧2通（1983年11月）
致 郑德坤（1984年1月）
致 何丙郁（1984年1月）
致 林寿晋（1984年1月）
致 吴德铎（1984年1月）
致 王利器（1984年7月）
致 张宪文2通（1984年11月，19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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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