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劳动力不足的窘况与出路

文：明生

香港人口减少，劳动人口同步降低，以致各行各业都难以聘人，由医护到建造、运输皆然。输入劳工，不论高端人才，抑或基层打工仔，因而成为当务之急，问题是难免损及本地人的权益。如何是好？必先厘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必须解决，毕竟这严重威胁到香港的复常进度，甚而长远竞争力；于此基础上，有关方面需要想方设法，尽量趋利避害，减低负面影响。

“有人无工做”疫后逆转 “有工无人做”涟漪扩散

香港劳动人力减少有多严重？统计处数据显示，首季劳动人口为376.92万人，较疫前最高的399.34万人，少了22.42万人或5.6%。失业率持续改善，最新低创3.1%，即几乎全民就业，远远优于疫情最高峰时的6.7%。综合来看，无怪乎，在劳动力供应锐减、劳动力需求回升的双重作用下，市场上从“有人无工做”转至“有工无人做”。

劳动力从根本上减少，还衍生劳动力转移问题。某劳动力吃紧的行业，不得不从别的行业抢人，包括愿意付出更丰厚的薪酬待遇，所以吸引力愈低的工种，愈难挽留向上流动的人员。建造、运输等即首当其冲，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在涟漪效应下，不排除有更多行业和工种，受累挖角潮与加薪潮而现大量人手流失。

三年疫情下，旅游业本已出现离职潮；恢复通关后，重新招聘进度落后于出游需求反弹，加上原来从业人员已在新环境安顿好，新岗位的薪酬待遇可能还更胜从前，在包括空运、陆运等因人手短缺而无法满足服务需要的前提下，无可避免会损及整体经济社会的复常，并长远影响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龙头航空公司便指，预料今年底的客运运力只能够恢复到疫前七成，这不单意味许多原打算来港的商务客或一般旅客无法来港，连带机票票价也恐因供不应求而大幅上涨——现时个别热门航点的票价纵已回落，惟一些冷门的要么乘客须捱贵机票、要么根本无机可飞。

原因：人口减、出生减 青年迟毕业 婚后女不干

香港劳动力为何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减少自然是一大主因，这跟此前香港出生人数减少、疫下外来人员减少来港或索性离港、以至香港人迁往其他地方定居等有关。另外，不少人疫下退出劳动市场，也是个中重要推手。

以年龄划分，可简单看出端倪。期内劳动人口减幅最大的，乃15至24岁的群体，共减10.78万人，其次是25至29岁的6.7万，然后是30至34岁的5.4万，以及35至39岁的近4万人；不难发现，年纪愈轻，劳动人口减幅愈多。人口老化又会否累及劳动人口？出乎意料，与一般想法相反，60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大增逾10万人。

青年劳动人口减少，乃此前出生人口减少所致，即病源并非今日之事，实为过去长期积累所致，只是恶果现在滞后浮现。香港去年出生人数跌至3.25万，创有纪录以来的最低，联合国更指属世界之冠；然而，香港出生率低迷且每况愈下，最远可追溯至60年代末。1965年之前，香港每年有超过10万人出生，到70年代已降至8万水平，80年代跌至7万至8万之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SARS疫情之后，更一度降到5万以下，加上后来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直到2012年至2016年才短暂重上至6万附近（撇除“双非婴儿”即父母均非港人），可惜三年疫情又令数字重拾跌轨。

可以看到，上文提到近年劳动人口显著减少的年龄层，15至24岁的正好与千禧年后出生率锐跌的年份重迭，即在1998年至2007年出生的一代。至于25至39岁的一代，则跟80年代后期的出生下跌相关。人口与出生是联动的，劳动人口亦然，大家实在不难理解，即使不愿理解也须理解；移民潮肯定也会左右人口发展，但却不能够毫不理会出生数据。

除了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也带来巨大影响。查疫情之前，香港劳动参与率都超过60%，惟最新则跌到57.9%。何以故？再以年龄划分，原因亦一目了然。细察25至54岁的壮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近年均无大变，都高企于约80%至90%之间；降幅最为显著的，同样是较年轻一群。15至24的劳动参与率最新仅30.8%，较疫情前大降10个百分点，若然拉长时间来看，且较90年代大跌20个百分点之多。相关年龄层介乎初中毕业与大学毕业之间，在今日大学生满街、普及程度远胜三十年前的背景下，不难明白为何相关劳动参与率持续下跌。而当经济不景，不少学生为免避免“毕业即失业”，也更倾向继续进修增值自己，例如报读新的课程而非投入劳动市场，无疑都会遏抑劳动参与率。香港劳动参与率之所以被拉低，上述正是主要因素。

至于54岁以上组别，人口老化则反而令劳动参与率不跌反升。其中，60岁以上的从千禧时逼近10%，升至最新达24%；连带50至54岁的，更从50%升至70%左右。毕竟，随着人均寿命延长，打工仔退休前都想多挣几年钱，以迎接更美好及更悠长的晚年生活。若无这群“旧力军”留在职场，香港整体劳动参与率及劳动人口必然跌幅更巨。

年龄以外，两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值得关注——不过有一点必须厘清，政策重点不在推动女性投入职场，而在推动已婚女性投入职场。因为，从未结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单不低，且还稍稍高于男性，2021年两者数字分别为70.2%和69.1%；惟曾经结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急降至不足50%，男性则微跌至65%左右——换言之，“男主外，女主内”仍是香港婚后家庭主流模式。纵然两性差距已见收窄，婚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较90年代升约10个百分点，但这仅相当于同期男性劳动参与率的跌幅，在此消彼长的两性家庭岗位互换下，宏观来说对劳动市场实无多大影响可言，除非演变至“男女同时主外”。其中，女性推迟婚姻，对推高劳动参与率或有正面作用，但考虑到这会衍生低出生率问题，长远始终是不利劳动力的补给。

综上可见，劳动人口的减少，与青年人口及就业意欲的变化关系最大，人口老化某程度是在“帮忙”而非“帮倒忙”，而婚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足，则是传统文化遗留问题，虽肯定存在推高空间，却非今日窘态元凶。

本地资源供不应求 从外输入理所当然

厘清问题之后，香港要想补充劳动力，好应对症下药，不能药石乱投。例如，加强培训虽有利于长远提高竞争力，但在青年减少投入职场的前提下，进一步抽走人力诚难解决当务之急。而且，随着通关复常，当香港经济持续好转，毕业生拒绝毕业的情况势有改善。另外，鼓励长者延迟退休，无疑也是一条出路，惟香港于此方面实已进展不错。而刺激婚后女性重投职场，包括一方面增加幼儿托管服务，另方面亦增加长者照顾服务等，肯定有助释放女性劳动力，不过这属需时发酵的长远政策，相关服务也不能如魔术棒般马上变出来，尤其是增加服务本身也须额外人手！刺激生育的情况相若，同样远水难救近火，即使是未来政策必然方向，对解决当下劳动紧张却无补于事。

所以，输入外劳，到底是条不可抹杀、甚至好应积极争取之路。事实上，小小的香港，一直依靠输入资源来解决本地需要，由最基本的粮食，到各式商品服务皆然；人力资源，当然并不例外，当本地供应不够满足需求，自然也可从外输入。

供不应求，乃香港多年通病，也制约了诸多经济民生发展；无法从外输入，受苦受害的到底是市民本身。好像土地房屋，就受累于无法从外输入，令港人居住环境每下愈况，楼价租金无奈居高不下；其实，土地房屋并非百分百无法求诸境外，单是输入预制组件，便大大节省兴建时间及成本，多少纾缓了市民的燃眉之急。又如医疗服务，香港岂无从外输入？所指是各式各样的医疗仪器，甚至疫情期间不可或缺的口罩之类；试想仅仅依赖本地生产，病人权益如何有效保障？港人平均寿命又怎能够名列世界前茅？

限定存缺口的行业工种 薪酬待遇不应低于本地

或曰：输入外劳会影响本地劳工权益，输入商品服务又岂一样？的确，输入榴莲、菠萝之类本地没有供应的类种，影响绝对微乎其微；不过，疫下香港不得不资助本地口罩生产，输入其他地方的口罩亦会加大行业竞争，但在刚性需求、甚至没口罩就死得人多的大前提下，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输入。同一道理，也适用于输入外劳，必须针对本地供应短缺甚至是“零供应”的劳动力。输入外佣便为其一，相信今日香港许多家庭都难适应没有外佣的日子；当然，这同样会影响到本地家佣，但在刚性需求，即没有外佣更难释放婚后女性劳动力的大前提下，社会作出了最有大局观及最具效益的决定。

现在，港府计划输入的外劳，便限于供应紧张的行业与工种，即文首提及的医护、建造、运输等。其中，医护长期供不应求重灾区，一方面人口老化令需求大增，另方面人员培训却未跟上，特别是香港尚须补回缺口，每千人口的医生人数一直远远少于美欧地区，故输入外劳的必要性无疑极高，而港府亦优先邀请在海外读医的港人子女回流。人口老化的影响也体现在建造、运输行业，因年轻一辈不愿投身于此，以致多年来青黄不接，缺乏新血加入的影响愈趋浮现，所以也须输入外劳解决，否则许多工程皆恐延误甚至无法开展。就连餐饮中的洗碗工亦面对新人不足之窘，只是在机械化上有所进展，例如使用电动洗碗碟机等，因此供求矛盾恶化问题稍获押后，但不难预期未来情况仍势愈来愈糟。

除限定行业与工种，薪酬水平亦宜设限，目的是避免外劳抢尽本地饭碗。其中，要求外劳的薪酬不能低于本地劳工，便可确保雇主不会聘用大量廉价外劳，本地劳工的竞争力也得以维持——毕竟，如果外劳索价一万元，本地也是索价一万元，后者先天拥有本地化的优势，若非后天不足则必更优胜。进一步言，倘若要求每家聘请外劳的企业，同一岗位至少须聘一名或若干比例的本地劳工，有此薪酬基准后才准使用同一薪酬聘请外劳，则对本地劳动力的保障就更加大了。

劳动力不足问题，不单会窒碍香港疫后复常的步伐，受累供应断层而无法满足复苏需求，也会殃及长远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外溢需求必将流向其他地方，甚至永远不会重新回港。事实上，疫情期间因供应链干扰，已导致不少需求舍港他投；疫后复常诚不能再受制于供应链问题，必须摆脱包括劳工供应不足等的一切疑难。输入外劳只要趋利避害，特别是把本地劳工的负面作用降至最低，绝对是补充本地劳动人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