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主席读过后回复6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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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形势特殊，当时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关于歌颂秦始皇和丑化荆轲的文章，这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而此时，有一个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否定秦王、歌颂荆轲的长篇古风诗。

他说“欲怜荆轲狂，敢扶燕弱抑嬴强”，这首诗立意鲜明，对荆轲刺秦王的壮举进行褒赞，也对嬴政所施行的暴政进行否定。

就是这种与社会风气公然唱反调的一首诗，逐级呈报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看了这首诗，说“此人若走正道不得了，走邪道也不得了”，接着又向身边的人问写这首诗的人是谁？

助手回答，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到底是个孩子”。

那么，抗日英雄的后代为什么要公然与时代唱反调？又为什么要写下一首借古讽今的长诗？

英雄的儿子

有关于抗日英雄赵一曼的故事，每个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而关于赵一曼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就是她与儿子的合影。

在这张泛黄的旧照片中，赵一曼抱着一个小男孩坐在藤椅上，赵一曼的表情和蔼亲切，注视着镜头，小男孩浓眉大眼，与赵一曼的面容有几分相似，微微张着嘴，目视前方。

照片上的小男孩名字叫陈掖贤，是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儿子，赵一曼牺牲后，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陈掖贤是在养父陈岳云和养母周菊芳的抚养教育下长大的。

养父养母给予了陈掖贤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文化教育，在青少年时期，就曾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既可进入当时的学堂读书，也可阅读养父母家大量的藏书。他尤爱古典文学，也擅长诗词歌赋。

十几岁的陈掖贤就已经颇具才华了，加上记忆力好，很多典故信手拈来，填词作诗更是不在话下。

关于自己的身份，陈掖贤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养父养母的亲生儿子，陈岳云的家族庞大，同龄的孩子也特别多，而陈掖贤才华横溢，是陈家这一辈孩子中的佼佼者。

但他是收养来的这个事实，陈家的家人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尽管养父母对他倾注了很多爱，将他视为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年幼的他仍然感到些许孤独。

小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女英雄赵一曼的后代，直到12岁那年，他的亲生父亲陈达邦从国外回来，来到陈岳云家，陈岳云才将事实告诉了陈掖贤。

陈岳云对他说，“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八叔才是”。

才12岁的陈掖贤面对这个事实，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但跟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陈达邦，再看看陪伴自己长大喊了十几年父亲的陈岳云，他感到迷茫和压抑。

陈岳云将陈掖贤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了他，特别是母亲李一超的事迹。

陈掖贤慢慢长大，特殊的经历也造就了他敏感、孤傲、正直的个性，他的四姐陈志贤曾经告诉他母亲的故事。

“你的母亲很可能是在东北牺牲的赵一曼，他们都知道李一超曾经化名姓赵，做过很多革命工作，两人的事迹也多有相似之处，但是具体如何？还没有经过认定，这些都是揣测”。

后来，到青年时期，李一超就是赵一曼，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证实，而陈掖贤就是赵一曼的儿子，这个事实也让陈掖贤百感交集。

因为当时，《赵一曼》这部电影已经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影院中，播放过无数次，而英雄的故事也深入人心。

陈掖贤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看过这部电影，他也被赵一曼为国捐躯的事迹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所感动，但他从未敢将赵一曼与自己的妈妈联系在一起。

后来认定事实后，他将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自己的左臂上，希望能够永远铭记自己的母亲，也希望时刻勉励自己，传承母亲交给他的历史责任。

传承英雄的意志

在赵一曼慷慨就义时，曾留下一篇饱含了对儿子期望的遗书，短短百字的遗书，饱含了对于儿子的愧疚和期许。

她因为没有对儿子尽到教育责任和无法陪伴儿子长大而感到遗憾，但又希望儿子快快长大，报效国家，也希望不要忘记自己所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事业。

这样壮烈的话语，这样激切的期盼，都令陈掖贤对母亲感到无限的崇敬和思念。他将母亲的遗言抄录在笔记本上，时刻警醒自己，一定不能辜负母亲的期盼。

同时，陈掖贤还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和赵一曼的家乡，希望能跟母亲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他还全面了解母亲的事迹，将母亲的言行用来鞭策和教育自己。

在赵一曼的烈士身份得到了确认后，陈掖贤作为烈士的家属，按照规定，民政部门每月会发给陈掖贤一笔家属抚恤金，接到民政部门的通知后，陈掖贤说什么都不敢去领这笔钱。

被问到原因时，他义愤填膺地说：“赵一曼为国捐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作为她的子女，继承的只能是她的精神和意志”。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掖贤将对母亲的思念和崇敬，真正地实践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也体会到了母亲为国捐躯的精神所在，他要将这份奉献社会，报效国家的历史责任传承下去。

除了生活上，陈掖贤在学校里学习也愈发认真，他追随母亲的信仰，扎实的学习马列主义，慢慢的，他就追上了同期同学们的脚步。

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从事政治教育工作。

因为他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扎实，并且还拥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古汉语知识，所以在讲课时常常引经据典，不仅基本观念明确，而且讲课内容也丰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根据北京工业学校陈掖贤教过的同学回忆，当时的陈掖贤个子不是很高，脸色总是苍白，讲话时略微带些南方口音，声音也不是很大。

但他讲起课来，却铿锵有力，一方面，内容充实，是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汉语基础的结合；另一方面，陈老师的板书也相当的漂亮，写字龙飞凤舞。

很多同学都将陈掖贤作为自己的榜样，但是陈老师的性格却略微有些内向，不善言辞，又有些忧郁。而且他也不擅长修饰外表，教职工宿舍的房间也显得有些凌乱。

再后来，北京工业学校的学生们才知道，原来这位略显忧郁的陈掖贤陈老师，竟然就是女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宁儿”。

不仅对于学生，陈掖贤对几个弟妹也十分有亲和力，几个弟妹也十分崇拜他。

陈掖贤十分喜欢读书，基本上每个月发了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书，尽管日常生活中的他不修边幅，甚至可以算是有些邋遢，但对于书本却是十分爱惜的，摆放得也十分整齐。

再加上他的记忆力惊人，所以但凡是书中曾经读过的内容，或者精彩的章节，陈掖贤都能够精准地复述出来，在与弟妹们相处中，他总是能绘声绘色地将一些名著和经典作品中的故事讲述出来。

他的这种习惯也影响了家人，对于弟妹们的崇拜，他还常常跟弟妹们说，“我获得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中来的，人一定要多读书”。

特殊年代坚持正义

养育陈掖贤的陈家，家族庞大，底蕴也丰厚，在特殊年代时，陈家被划成地主，陈掖贤的养父陈岳云也常常受到批斗。

任必时的夫人陈琮英，陈掖贤的生父陈达邦，养父陈岳云是一爷公孙，陈掖贤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长大后仍旧常常回家看望养父母，在养父被划成地主遭受批斗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嫌弃过这个家。

养父去世后，在老家湖南玉林堂的山包上，陈掖贤还为养父陈岳云立碑，碑文上写“儿掖贤女百希”，可见，父子情深。

到了1957年，党中央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

在整风运动中，北京工业学校的教工食堂曾经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讥讽文字，陈一贤认为，这不符合整风运动的精神，也十分的不合时宜。

于是，陈掖贤就联系当时有相同意见的同事一起写了一篇规劝性质的文章，不承想这篇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了很多职工的不满，双方就此事进行口诛笔伐，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意见之争。

没想到，几个月后，陈掖贤和同事们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共20多名教职工一起被下放到了房山县，进行劳动改造。

在房山县，陈掖贤和这20多名同事们一起，参加修建水电站引水渠道工作，这些常年握着粉笔，戴着眼镜讲课的教职工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翻过山，越过河，走到工地，跟当地的农民工们一起往工地上运送石料。

这些石料是经过老乡们精挑细选的，庞大又沉重，每一块重达200斤，这些常年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教师们，一下子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又不能说累说苦，因为一旦说累说苦，就会被扣上不愿意思想改造的帽子。

他们在这里每天劳作将近14个小时，每天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经过跟老乡们一起的努力和奋斗，终于将水电站修完了。

没想到修完水电站以后，又遇上了抗旱，他们又开始每天从河里走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仍旧是每天劳作14个小时。

在劳动改造结束后，陈掖贤回到了北京工业学校，仍旧在原来的岗位教书。但是，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陈掖贤还面临着自己婚姻生活的变故。

回到北京后，陈掖贤的妻子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由于婚后聚少离多，在女儿诞生后，两人常常争吵，又因为他们不会安排经济生活，尽管每个月两人的收入加起来超过了100元，但因为不会计划到月底时总是十分拮据，在两个人心力交瘁中，走向了离婚。

离婚后，张友莲受不了打击，又患上了精神疾病，常常入院治疗。

这件事情对陈掖贤的打击十分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对于他后半生影响更大的事情。

是因为陈掖贤的生父陈达邦看到儿子的生活困难，不忍心见他如此困苦，就领着他到北京的政协礼堂餐厅，用餐券吃了一份“红烧狮子头”，这张餐券价值七毛钱，而当时凭票购买的猪肉是每斤八毛一。

吃完饭后，他看到在路上面黄肌瘦而奔波着的劳苦人民，顿时感觉羞愧难当，他觉得自己想说的特权，觉得自己站在了“平等”的对立面，是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波动。

所以，当社会上开始泛起一股歌颂秦始皇和丑化荆轲的风气时，陈掖贤坐不住了，他提笔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

而他也正因为他的正直，受到了不少迫害，身体和精神都遭受到了折磨，最终在壮年时就身患疾病去世了。

结语

陈掖贤的思想敏锐，正直勇敢，无私无畏，作为英雄的后代，他继承和传承着母亲赵一曼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征。更加可贵的是，他不仅认识到了真理，也敢于对抗时代，将自己心中所想说出来。

他的傲骨和正气，他的金子般滚烫的心，他对于党和国家的责任感，始终是不变的。

不仅仅作为英雄的后代，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始终都在做理性思考，他也将这份浓烈的社会责任感放在心头，始终不变。

在特殊的年代中，陈掖贤或许是特立独行的，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品格和习惯，但以个人对抗群体，无疑是尴尬的，也是无奈的。

或许关于陈掖贤当时思想中的苦闷和挣扎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在他留下的手稿的字里行间，却饱含了对于时代的思索，和对于失望事实的无奈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