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宽：《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序

王亚楠博士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已经颇有成就了。最近他完成了两本书稿，《〈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和《〈长生殿〉资料汇编考释》，打电话给我，提出要求，请我作序，并且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书稿的电子版。我感到非常惶恐，不敢应承。

我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我不闲，为他人的著作写序又要看书稿，又要写成文章，这要花费不少时间；二是我对顾炎武的一段名言的记忆很深刻，不轻易为他人的新著作序。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云：“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他又议论说“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顾炎武的话是从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句变过来的，他的意见，前辈名家多有赞同。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校正》云：“夫书既成，而平生不喜为人作序，故亦不求序于人，聊复自道其区区务实之微意，弁之卷端。”清代汪廷珍也说过“生平不轻为人序文”的话，是附和了顾炎武的看法。

汪廷珍（1757-1827），字玉粲，号瑟庵，江苏淮安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探花及第，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侍从少年时的道光皇帝读书，卒谥文端。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他那时就用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实事求是”一词作为书斋的名称，意思是遵从当代仍然奉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所谓“生平不轻为人序文”这句话就出在这本书中。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在《热风·估<学衡>》一文中又引录了顾炎武“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一句，批评当时流行的风气。

总之，为人写序在当今学界容易引起人们诟病，所以还是以不作为佳。但是，我初步翻阅了这两部书稿之后，最终未能免俗，同意答应编者的请求，为这两部书稿写篇读后感，姑且充作序文也是可以的。

现在说起来，我对编者是比较了解的。王亚楠于2011年郑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成绩优秀，我有幸主持其硕士论文的答辩，印象深刻。后来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段。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郑州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课之余兼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出版了《<桃花扇>接受史》等学术著作，发表了数十篇专业研究方面的论文，成绩斐然。

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亚楠经过十多年的历练，早已是更上层楼、今非昔比了。眼前从他已经完成的这两部书稿来看，他的专业学术研究的能力与水平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为亚楠的进步感到高兴，并向他取得的新成就表示诚挚的祝贺。

《<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长生殿>资料汇编考释》都是资料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当代图书出版现状来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家，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都有学者编辑出版了独立的各种形式的资料汇编类书籍。此类书籍都是专业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体现着实用性很强的学术价值，这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共识。

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被称为“五大名剧”（见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的《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都已经有了“资料汇编”类的学术著作，而《长生殿》与《桃花扇》因为是清代作品，产生的时代较晚，虽然有些《桃花扇》《长生殿》的原刊本及整理本以及研究著作附带有关于两剧作者、版本、本事、考证及评点等研究资料，但都是择要辑录，不成规模，也不够详备。

现在，王亚楠博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长生殿》《桃花扇》两部曲坛巨著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搜集整理，汇编成册，内容宏博，洋洋大观，两部书合起来将近百万字，在这两部戏曲名著的资料汇编方面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古代戏曲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科建设具有奠基的意义。

而且，王亚楠在编纂这两部书时借鉴了徐扶明先生《<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的创意，把书名定为“资料汇编与考释”，这就更突出地指明本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集，而是编纂者对于原始资料做了大量的考论、辨析、补证与阐释的工作，统称为“考释”，而这方面的内容最能表现出编纂者的学术见解，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传世价值。

关于两种名剧的资料汇编，都是各分为“本事编”“版本编”“演唱编”“评点编”“评论编”六个部分。编者搜集的有关这两部名著的资料是极其完备的，除了前代学者已经汇辑的资料之外，还从相关的戏曲总集、选集、曲谱以及个人诗文集、笔记杂著、报刊档案等方面深入发掘，广泛搜集，其内容包括有两部剧作的成书、刊刻、流传、演唱、批评、影响等大量的记述与议论，并进行科学的组织与精心的编排，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艰巨的劳动。

我注意到，在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是从清代《桃花扇》《长生殿》之后的传奇、杂剧及一些弹词、宝卷、俗曲、地方戏唱本等作品中辑录的，而这类作品的现实存在极其分散，查找困难，搜罗不易，能把它们汇集起来更显得难能可贵。

当年，徐扶明先生在《<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中谈到他关于“考释”的做法是：“每个专题资料之后缀有按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介绍作者，或解释资料，或提出问题，或发表鄙见。”

现在，王亚楠博士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对于《长生殿》《桃花扇》两种剧作的资料汇编，其考释的部分，大体上也是采取在每种资料之后加按语的形式。考释文字的内容，“或介绍作者，或解释资料，或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涉及事实者，探究其载录的源流；涉及观点者，追寻其论说的出处”。在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编者受前辈治学方法的影响而有所借鉴，只是由于研究的具体作品不同而有所差异。

如今，王亚楠博士完成的《长生殿》《桃花扇》两部剧作的资料汇编考释，从单本传奇的研究来看，其资料汇编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牡丹亭》研究。而且，我认为，编者对于所汇辑资料的考释也达到一定的学术深度，不逊于前辈。

王亚楠对于这两部剧作长期刻苦钻研，穷搜大量资料，并且在整理与使用这些资料时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不迷信名家，多有新颖观点与创新之见。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及作品的学术研究，从古至今学者们的努力，是一个动态的链条，后世学者总是要立足于前代研究的基础，利用已有的成果，不断进行探索而有所发现，并显出后来居上的优势。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关于这两部巨著的资料辑录与研究，前代学者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受历史文献的局限和个人眼界的局限，仍然做得还不够完备，对于原著文本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研判存在着一些疏漏与失误。我们看待某种新出著作，不仅看它研究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同前人的成果相比增加了什么新内容，解决了什么新问题，提出了什么新观点，而这些创新或纠谬之处最能够体现新成果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阅读这两部书稿的过程中，常常为编者表现出来的新观点新见解而赞叹，对于我这个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工作的同行来说深感受益良多。

关于看待《桃花扇》的版本，本书编者就有个人的审视标准。版本问题是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问题。《桃花扇》的版本有多种，刊刻年份较早的是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的介安堂原刊本，这是最接近孔尚任原作原貌的刊本。

20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五集》，采用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这个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校勘过程中虽然采用了后来的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校注本互校，但是最终还是采用了康熙介安堂刊本进行复校。这都帮助介安堂原刊本应该是最可依据的刊本。

然而当代有些学者却轻视《桃花扇》的介安堂原刊本，而推重光绪年间才出现的兰雪堂刊本。如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影印出版了《桃花扇》的兰雪堂刊本，并且在《前言》中对它作了不适当的评价。

王亚楠博士列举出凤凰出版社影印本《桃花扇》的多处错误，指出它高估了兰雪堂刊本的价值，而否定介安堂刊本的价值，会严重误导读者。这一事例帮助，王亚楠博士新出的这部《<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独具慧眼，坚持客观的评判标准，对当代学界研究《桃花扇》确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于《桃花扇》研究中某些事实的认定，本书编者也不盲从前人。如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桃花扇》清代刊本中的大量批语是孔尚任自己写的（见《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辛集下》），这一判断影响很大，后世及当代研究《桃花扇》的学者如梁启超、王季思、吴新雷、叶长海、徐振贵等先生都信从这一说法；当代学者李保民点校的《云亭山人批点<桃花扇>》和“国学典藏”本《桃花扇》，都直接标示为“云亭山人批点”。但这都是不正确的，显然是受到李慈铭误判的影响。

如今王亚楠博士通过认真的查证与研究，曾发表《<桃花扇>清刻本批语作者考论》（《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澄清了这一问题，现在又在《<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这部新著中更明确指出，“《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语并非出自孔尚任之手”，又作了补充阐述。他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对于《桃花扇》研究的重要贡献。

关于《桃花扇》的每种资料的考释，编者多有深入论析并表现出创新之见。我注意到“本事编”中辑录的陆圻《冥报录》（卷下）的一段资料之后的按语。

这段资料记述的是奸党阮大铖随同清军进攻仙霞岭、僵仆石上而死的事实，编者的考释文字涉及《桃花扇》的许多方面，如《入道》一出中道士张薇于中元节在栖霞山白云庵设坛修斋追荐崇祯皇帝及死难诸臣，张薇其人事迹及其在剧中的身份与作用，以神道设教方式彰显善恶有报的大众世俗心态，参与醮仪活动的各种人物的切身感受以及对家国情怀的认同，醮仪活动的宗教内涵以及对于剧中主角侯方域、李香君思想与命运的影响等。

这段考释文字长达八九千字，包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议论颇有深度，若进一步加以论述可成为一篇大论文，充分展现了编者的学术功力。

又如“评点编”中辑录介安堂刊本《桃花扇·余韵》一出中的评点文字，之后的按语对于“渔樵闲话”作了详尽的考释。这里引述前代诗文及戏曲作品中出现的渔翁与樵夫两种人物形象，分析其隐逸于山水之间的生存状态及淡泊宁远的人生情趣，并由此指出孔尚任袭用这一惯常手法，以这两种人物形象评论古今，议论世情，讽刺现实，表达理想。

这里的考释包容了文学、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紧密切合《桃花扇》剧中的人物与情节，对于认识《桃花扇》的思想、人物、主题以及孔尚任的创作心态，能够引发读者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以上所述，是我仅据阅读书稿得到的初步印象，略谈一些自己的感想与体会。《<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值得称道的优点、亮点、创新之见比比皆是，难以尽述。《<长生殿>资料汇编考释》与《<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的创意相同，编纂的体例相同，两书所表现的编辑特色及其“考释”部分的语言风格也大体相似，所达到的学术品位在伯仲之间，不必再加轩轾。

《<长生殿>资料汇编考释》中的考释部分，我能够突出感觉到的新观点新见解也有很多，这里也不再一一提出来进行品评。这两部《资料汇编与考释》的正式出版，将为进一步研究《桃花扇》《长生殿》提供一套更完整更实用的参考资料，也为高等院校文科的文学史、戏曲史教学，为广大读者更深入地认识这两部戏曲名著，更深入了解孔尚任与洪升其人，提供重要的参考书。

同时，也可为编纂其他文学名著的资料汇编提供借鉴。关于中外文学名著的研究，前人曾提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名著的研究，又见有学者提出“说不尽的汤显祖”“说不尽的《金瓶梅》”“说不尽的《红楼梦》”等，现在，这两部戏曲名著的《资料汇编与考释》的问世，又会在学界引起“说不尽的《桃花扇》”“说不尽的《长生殿》”等议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必然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