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国,使馆建筑是派遣国国家政治与文化的象征。尽管使馆建筑规模小,数量有限,但是作为国家建筑文化的代表,使馆建筑在建筑文化交流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当今世界的反恐形势也给使馆建筑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使馆建筑安全性的重视使得建筑安全技术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使馆建筑也日益成为建筑安全设计的前沿之一。
如何平稳文化性与安全性已经成为当今使馆建筑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有建筑艺术与安全技术的完美融合才能成就使馆建筑佳作。
关注使馆建筑的进展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体验建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脉搏,将从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未来建筑安全科技进展的趋向。
美国作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其驻外使馆建筑在其外交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美国海外外交活动的空间载体,是美国在海外的国家象征。
美国驻外使馆标志
二战后美国使馆建筑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建筑大师的佳作,具有很高的建筑文化价值:当今,美国政府对海外使馆安全性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世得美国在使馆安全建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当前,我国的使馆建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新时期的进展机遇与挑战,亟需开展深入的、连续的研究。
对美国使馆建筑进展历程的回忆以及对美国使馆建筑在文化性、安全性等方面成果的归纳、 总结或许能给我国使馆建筑今后的研究和进展带来一些启发。
本文以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和依据,按其提供的脉络和线索。
经过笔者的概括归纳,向读者客观地展现整个美国驻外使馆建筑的进展历程(从美国建国至今),尤其是近期的进展新动向。
本文重在轮廓性、常识性地介绍,使读者对美国驻外使馆建筑史有概略性的了解,为今后中国驻外使馆建设提供些许资料和经验。
中国驻外使馆
起源
美国独立之后,第一批外交使节就出使欧洲以争取欧洲盟友对新生国家的支持。这些在巴黎、伦敦、马德里、里斯本的使节最初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租赁或购买住所。
当然也有例外 这就是美国驻丹吉尔公使馆,该公使馆是1821年由摩洛哥苏丹(国王)赠送给美国的,它是第一座美国官方的外交财产。
起初美国国会一直认为没有必要由官方为美国驻海外的使节代表提供住房及办公空间。在美国海外商人的连续呼吁下,更主要的是美国海外设施与其他国家相形见拙的窘境使得美国国会于1911年通过了同意美国政府在海外购置地产的“罗登法案”(Lowden Act)。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斯肯博(Schoenborn ) 宫殿以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施宫殿”(The Palacio Bosch )均是该立法通过后最先购买的几宗地产项目。这些建筑作为当地宝贵的地标性建筑, 在海外为美国树立了优良的国家形象。
布拉格地标性建筑
二战结束前
早期的美国驻外使馆主要是由官邸构成,但到I920年代,官邸已经不能满足美国驻外官员活动的需要,除了住宅还需要办公场所。
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交建筑法案(The Foreign Service Buildings Act),并于1926年开始了“外交建筑计划”(The Foreign Building Program)。
最先开始的几个项目分别位于东京(1931年)、巴黎(1932年)、渥太华(1932年),这些项目都是单独的使馆办公建筑,即今天所谓的使馆办公楼(Chancery)。
这些早期项目的共同特点是: 幽雅的设计与显著的选址完美结合。这一时期新建的美国使馆一般采纳乡村住宅式建筑风格,例如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官邸。
总体说来,在二战前美国只在海外白建了少量的使馆,其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使得美国驻外使馆的建设和购置计划大多数停滞。
这一时期美国使馆的建设由美国国务院通过其下属的外交建筑运营司(FBO)监管,使馆也主要FBO内的官方建筑师负责设计。
美国国务院
二战后早期的扩张
二战后美国需要在全世界范畴内建立强有力的战略存在,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德国,美国国务院发起了一项建设一系列领事馆及信息中心的庞大计划,这些项目都由美国SOM设计公司的戈登·庞夏夫特(Gordon Bunshaft)主持设计。
当时他刚完成了纽约一栋办公楼(Lever House)的设计,他将随后接手的每一个驻德国的建筑都设计成类似于那幢办公楼的“简洁的玻璃盒子”的样式。
他的理念是:力图以此唤醒发源于德国包豪斯的设计革新运动。因为在极权主义政体曾经统治的土地上播撇民主的种子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透明的建筑则可看作是美国政治体系开放性的象征。
当时,FB0主管拉金(Fritz Larkin)和FB0总建筑师利兰·金(Leland King)提出理性治理使馆建设的思路,即利用二战后的外交贷款(Foreign Credit)以及战争债权资助战后美国海外外交建筑庞大的建设计划。
美国海外外交建筑
1946年国会拨给FBO约1.25亿美元的外交建筑建设经费。从此,拉金便开始了全球范畴内的疯狂采购,在全球多个城市为新的使馆项目购买用地。
他同时也购买当地建筑作为使馆办公楼或官邸,包括罗马的马赫利塔宫殿 (Margherlta,1946年)、巴黎的罗特希尔德官邸 (Rothschild,1948年)。
尽管拉金购买地产的做法在当时遭到了批判家们的批判,但是时间证明这些地产对于美国外交建筑进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美国外交建筑
全盛时期(1954年~I 964年)
在冷战开始的早期几年,FBO的总建筑师利兰·金热衷于现代主义建筑所体现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与当时苏联建筑呆板的古典主义形象形成了鲜亮的对比。
在这一时期兴建的美国使领馆建筑所具有的现代建筑崭新的外观和高技(High-Tech)的外表令人钦佩,例如美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由于脱离了传统的风格,这些新使馆遭到了当时美国国内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但FB0并未被这些批判所吓倒,一方面,他们坚持保持现代主义风格,另一方面,他们起草了专门的设计政策,要求建筑师的设计要与场所相结合,并且要求设计尊重当地的传统。
1954年~1964年间的10年是美国外交建筑进展的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美国驻外使馆建筑极好地诠释了“美国特质”,这些使馆建都是由美国本土顶尖的建筑师设计,这些建筑大师:包括小沙里宁(Eero Saarinen,涉及美国驻伦敦使馆和驻奥斯陆使馆,1959年)布鲁尔(Marce l Breuer,涉及美国驻海牙使馆,1959年)内特尔和亚历山大(Richard Neutra &Robert Alexander,设计美国驻卡拉奇使馆,1959年)贝聿明(I.M.Pei,设计美国驻蒙得维的亚使馆,1969年)。
美国驻伦敦使馆
这些建筑师在设计中既表达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也塑造了美国使馆善意亲切的形象。
这时期的一些杰出作品,例如由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的美国驻印度新德里的使馆办公楼(1959年),由威斯(Harry Weese)设计的驻阿克拉使馆办公楼(l959年),由爱德洛特(Alfred L Aydelott)设计的驻马尼拉使馆办公楼(1959年)以及由瑟特(Josep Lluls Sert) 设计的驻巴格达使馆办公楼(1959),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外观特点:
即建筑为玻璃幕墙所包裹,幕墙外部设置了各式各样的遮光格栅、屏风、鳍状构架等,用以遮挡当地强烈的太阳直射光。
此外,上述新使馆建筑的共同特点还在于:
1)通过使用底层细柱将建筑架空,强调幕墙包裹的建筑实体外观上的轻快感;
美国驻印度新德里使馆
2)多数使馆位于临近当地重要政府建筑的位置显著的场地上;
3)多数有开敞的庭院(Coufyard),例如由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的驻雅典使馆(1959年)由西南建筑师事务所(Southwest Architects)设计的驻墨西哥城使馆(1961年)。
因此,那个时代的美国驻外使馆建筑作为美国价值观奇特表达的通道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几乎每一个与外交建筑计划相关的人都认为应当通过使馆建筑的设计将视觉上的开放性与民主理想明显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驻墨西哥城使馆
1960年前后的变迁
到了1960年代早期,两个原因导致了美国的外文建筑建设计划必须有所改变。
他还否决了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设新使馆的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新国家并非美国可靠的盟友。
美国驻非洲大使馆
其二,1960年代中期美国驻外使馆建筑的安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1965年发生的越 攻击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并导致3人死亡的事件促使美国国务院将可防卫性加入其使馆设计策略中。
FBO第一次关注使馆场地的“周界”安全。逐步地增加围墙、花架,护柱以操纵步行交通并且防止汽车接近使馆。新的使馆设计反映了强调功能性胜于艺术性的设计政策。
这种新的功利主义设计的代表之一就是1971年由A.Epstein & Sons事务所设计的美国驻内 罗毕使馆办公楼。
美国驻内罗毕使馆办公楼
1980年代起越发重视安全、反恐
I980年代,世界外交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国家的反美活动使得安全、反恐问题成为美国驻外使馆设计的一大热点问题。恐惧主义威胁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驻外使馆建筑的基本指导思想 。
直到1970年代,美国驻外使馆建筑还一直被认为应该是一座显眼的、能供美国公民及东道国民众参观、使用、访问的易于接近的公共建筑。
但美好设想在恐惧突击的威胁下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美国驻外使馆建筑在设计上也越来越不显眼、越来越不开放,平面布局上更加具有防范性,同时,在选址上也越来越不易被接近。
原先象征开放性的“破璃盒子”的式样也不再被作为使馆设范例加以仿效,而整个设计过程关于使馆安全性的审查也越发重要。
为了防止建筑师不切实际的设想,1980年代起美国驻外使馆设计审查的时间也延长了。
安全、反恐措施被贯彻到使馆建筑的立面设计上,例如贝瑟第(Frederick Bassettl)设计的美国驻里斯本使馆(1983年)哈特曼(George Hartman)设计的美国驻马来西亚吉隆坡使馆 (1983年),均在立面设计上强化了安全措施。
美国驻里斯本使馆
那时,美国驻外使馆的设计中就不再采纳底层支柱架空、玻璃幕墙、遮阳格栅等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建筑元素。安全因素开始逐步成为美国驻外使馆设计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1983年发生恐惧分子炸毁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以及当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的事件之后,FBO暂停了新项目的建设,等待专家完成对这次事件破坏程度的评估工作。
海军上将伯比·雷·英曼(Bobby Ray lnman)在关于贝鲁特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1985年)中呼吁建设一些新使馆取代现有的易受突击的使馆,报告针对美国驻外使馆的安全性措施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即所谓的“英曼标准”):
贝鲁特爆炸事件
1)使领馆的选址应远离市中心;
2)将官邸和使馆办公楼合建一处;
3)使馆的“周界”应当围绕至2.7m高的钢筋混凝土围墙;
4)使馆建筑体与机动车交通之间保持至少30m的安全退让距离;
5)使馆建筑立面窗墙比不超过15%;
6)更多地采纳电子锁、监控系统,使馆建筑内部阻隔栅栏等安全防范技术措施;
7)设定用于防范入侵者的“硬性操纵线”(Hard-Line)。
新的标准对当时新建的美国驻外使馆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个根据英曼标准建筑的项 目是美国驻也门首都萨那大使馆(1990),由舍林建筑师事务所(CRS Sirrine)设计,该使馆位于城市郊区,周界由围墙包围。
美国驻也门首都萨那大使馆
此外,根据英曼标准设计的使馆还有,驻安曼使馆(1992年),驻智利使馆办公楼(1994年),驻秘鲁使馆办公楼(1996年)、驻泰国使馆办公楼(1996年)、驻新加坡使馆办公楼(1997年)。但那FBO并不想让苛刻的安全强化措施过多地干预整个使馆设计品质。
到了1990年代中期,贝鲁特的惨痛记忆逐步被忘却,更重要的是由于认识到无法在全世界范畴内都100%运用同样的安全标准,因此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美国国务院同意放弃英曼标准的某些规定,例如在渥太华项目中。
1983年,一个方案因为其选址位于临近国会山的市中心的显著位置,无法满足足够的安全退让距离而遭到否决。
经过对郊区其他预选地的研究之后,国务院仍旧决定采纳最初的选址,目的是维持美国使馆在加拿大首都的重要形象以强调美国对于其北部邻国的信任。
1994年,美国SOM设计公司的大卫·查尔斯 (David Childs)设计了新的美国驻渥太华使馆办公楼。
美国驻渥太华使馆办公楼
但1996 年美国俄克拉荷马洲联邦办公大楼被炸,查尔斯被迫强化原方案的安全措施,该建筑直到1999年才投入使用。
在1998年恐惧分子炸弹突击美国驻内罗毕使馆和驻达累斯萨拉姆使馆之前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如何平稳开放性和安全性一直是美国驻外使馆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两次突击事件的结果就是导致此后的美国使馆设计更加偏于安全性,而文化性日益被忽视,例如美国驻乌干达使馆。
美国驻乌干达使馆
1990年代东欧项目的激增
1990年代东欧巨变使得美国驻东欧的使馆项目激增,短时间内大量的项目需求使得美国国务院在这些国家的使馆建设途径发生了变化。
第一,在新成立的动荡的东欧国家租用地建筑作为美国使馆是首选,这样做的优点是见效快,回避了美国国内相关法规的审查,符合当地的法律,可操作性强。
其次,除了租用之外,标准化预制构件建馆的使馆建设模式也是一种高效快速的挑选。
这样做可以回避建筑顾问委员会(AAB)的建筑设计审查,加快设计向建设转化的速度,在一些当地租用建筑条件较差却又亟需建立使馆的地区,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急迫需求的方式。例如,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
此外,美国国会也通过相应的预算建设新使馆,这只是近5年来的事情。例如,21世纪初开始的位于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塔吉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等新建美国使馆项目。
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
新世纪初OBO的改革
自从1998年非洲的两处美国使馆遭到恐惧突击以后,1990年代一度被美国国务院弱化的苛刻的使馆安全标准(英曼标准)重新受到重视。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开始着手一项估计耗资210亿美元的使馆建设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海外雇员提供安全的使馆设施,在多数案倒中表现为新建符合安全标准的外交设施替代原有的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施。
这样的替代设施估计达185处。尽管现阶段正处于该计划的早期阶段,但截至2003年9月30日,该计划第一阶段就已经启动了22个使馆项目,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2001年原主管美国海外使馆建设的外交建筑运营司(FBO)改革为“海外建筑运营司”(OBO)以面对庞大的使馆建设计划带来的挑战。
海外建筑运营司
OBO改革的方向是削减开支,采纳适当的标准化设计、更好地监管流程、缩短使领馆的建设周期。改革后的OBO以高效运营为治理目标。
其组织架构模式犹如一家私有企业、OBO采纳的是 “治理单元(CELL)平行架构”模式,每个“治理单元(CELL)都有一名主要负责的治理主管直接向OBO负责。改革后的0B0拥有30名治理主管(经理),900名雇员。
在项目治理原则上,OBO采纳了以下3条治理准则:最优方法(Best Practices)、基准化(Benchmarking)、智能传输(Performance Delivery)。
改革后,0B0在新建项目发包中大量采纳了“标准化使馆发包”和“设计,建筑捆绑发包”的两种新的模式,力图提高使馆的建设效率、节省经费、缩短建设周期。
这一系列举措将改革前新建一座使馆需要的周期缩短为原先(5年)的一半,在治理效率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美国海外使馆
但是,现今的美国使馆建设在强调安全性、高效率的同时却日益忽视了使馆的文化性。OBO的项目发包制度制约了新建美国驻外使馆文化特点的体现。
针对改革带来的这些弊端,美国建筑师协会(AIA)以及许多美国建筑界的知名建筑师提出了批判。
AIA 认为:在美国使馆的设计中采纳标准模式设计并不能保证使馆处于必要的、高的安全级别,而以具体不同案例为基础的个案设计将在满足优质建筑设计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具体的、独特的安全要求。
美国使馆建筑史的研究专家简·C·勒夫勒 (Jane C Loeffler)女士也大声疾呼:“强化‘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路线并且重新强调文化交流将是改善美国海外形象的途径之一。从历史看来,美国曾经通过在使馆建筑中展现美国建筑及艺术的成就,以此诠释了民主并赞美了美国的个性。现在是为此付出更多的时候,而非裹足不前。”
美国使馆建筑
小结
美国驻外使馆建筑进展史是美国文化向外传播,交流的历史缩影,美国驻外使馆建设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是美国外交事业宝贵的财富。
美国驻外使馆进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后的进展和 当今进展的新趋向值得我们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益于我国今后使馆建筑进展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简要回忆了美国驻外使馆建筑进展的历程。介绍了各阶段的进展特点:早期的建筑风格、二战后的扩张、全盛时期的建筑风格、1960年代权力的转移、1980年代对安全反恐的重视、1990年代东欧项目的建设模式、当今OBO改革的新动向。为今后中国驻外使馆的进展提供些许资料和经验。
参考文献:
Jane C Loeffler . The architecture of diplomacy:building America’s embassies 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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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C. Loeffler . Embassy Architecture as Politics and Symbol . In:Elizabeth Gill Lui . Building Diplomacy .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4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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