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作家沈从文为何自杀并放弃写作？汪曾祺：郭沫若害的

1948年12月，南京方面的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奉命北上抢运学者教授，沈从文全家也在名单之中。但沈从文断然拒绝南下的机会，选择留在大陆。但之后发生的一切，令沈从文精神近乎崩溃，一度自杀，最后选择了放弃写作。

沈从文当时受到了什么打击，竟然使他自杀并放弃写作？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认为是郭沫若害的，他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中写道：《斥反动文艺》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当时的郭沫若，早已成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四川的保路运动，发表新诗加入新文化运动，大革命时期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左翼文艺界感到缺少能够跟右翼抗衡的精神标杆，于是郭沫若成为了被左翼阵营竖立起来的标杆。郭沫若获得了极高的评价——鲁迅自称是革命军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领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郭沫若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之后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以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写了一篇《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局势极为明朗之时，郭沫若在《抗战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并对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几位自由主义作家做出激烈的点名批判。

郭沫若这篇激烈的批判文章，给这几位作家的命运带来严重影响。尤其是沈从文，在被郭沫若斥为“桃红色作家”后，创作和生活陷入了困境与劫难之中。

郭沫若为何将沈从文认定为“桃红色作家”？郭沫若认为，沈从文的《摘星录》《看虹录》在内容上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创作动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还指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如在抗战后期反对作家从政，明显是心存不轨。

因为当时郭沫若的地位很高，那篇文章中又满是宣判式的话语，沈从文如遭当头棒喝，随即堕入惶恐忧惧之中。沈从文自然愤愤不平，寻思郭沫若批判自己的缘由，不由想起自己与郭沫若的历史宿怨。

沈从文认为，郭沫若给他戴上的“桃红小生”的帽子，就是为了伺机复仇和泄私愤。早在1930年，沈从文便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写道：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小说创作是失败了。郭沫若不能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郭沫若没有这本事。

当时的沈从文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发文贬斥郭沫若的文艺才能。对此，郭沫若给出的回答是：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不难看出，郭沫若其实根本不承认自己没有写小说的才能。只是当时郭沫若只要的论敌是鲁迅，就没怎么搭理沈从文。

之后，沈从文又陆续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般或特殊》《一种态度》《对作家和文坛的一点感想》等文章，挑战郭沫若的权威。正因为两人有不少过节，所以沈从文认为自己被郭沫若严厉批判，是因为自己当年开罪了他。沈从文的亲友和一些学者也认为，正是因为当年的文字恩怨，使沈从文成了批判的靶子。

1949 年 1 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在教学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当时，沈从文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突如其来的批判对沈从文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致使他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他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甚至总感觉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用剃刀抹脖子、割手腕，之后还喝了大量煤油。幸好被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大难不死。建国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创作，并且离开了北京大学，改行从事文物研究。

沈从文命运突变，究竟是谁导致的呢？不少人认为，主要原因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文坛领袖的郭沫若将沈从文斥为反动作家，进而激起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评浪潮，引发了北大学生“打倒沈从文”的行动，给沈从文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和心理阴影。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说：

那时候我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郭沫若的政治结论太厉害了。不管沈从文留不留下来，都是自觉的反动派，所以父亲压力很大。他没话说了，他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后来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和许多做法，都是按照郭沫若划线的方法来定的。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也曾说：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沈从文的弟子、著名作家汪曾祺也同样持这种态度，他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中写道：《斥反动文艺》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作家骂成了文物研究者。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沈从文之所以自杀并放弃写作，主要是自身的原因。比如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

小新认为，不能否认郭沫若的文章给沈从文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反动作家”这顶帽子在那个环境中对沈从文来说是难以抵抗的重击。当然，沈从文本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确实也是不合时宜的，郭沫若的文章既是导火索也是催命符，将问题上升到了太高的高度。

沈从文对自身思想的合理性认同被外部压力摧毁，但他同时也无法理解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只能在精神的拉扯下陷入崩溃的境地。沈从文选择自杀，是为了保存自我的尊严。而之后选择放弃写作，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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