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享受数字医疗红利

　　全球卫生健康行业正在进入数字医疗时代。在早期阶段，数字医疗主要涉及数据分析、电子医疗和移动医疗技术。美国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诊所建立了患者个人医疗档案，用于查询诊疗记录。从20世纪40年代起，统计方法开始大量应用于医疗诊断，许多大学建立医学实验室进行临床数据分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AI智能出现于药品生产和医疗服务领域。2000年后AI医学成像技术进入临床，机器人参与手术治疗。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各国远程医疗飞速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线上诊疗服务爆发式增长。

　　根据美国斯坦福数字医疗中心的划分方法，数字医疗技术分为五类：一是AI智能，即机器学习和算法。例如计算机医学成像、医疗档案的自然语言处理，AI在诊疗和开处方药等方面的应用。二是健康管理IT系统，主要是指电子病历，包括客户健康信息的注册和数据流管理，可为医疗机构提供自动化的数据支持，为远程医疗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和云服务。三是远程医疗和网页APP应用，包括平台线上服务、云支撑软件和社交媒体等。四是新的临床治疗模式应用，包括远程手术和病人遥控监测等。五是可穿戴设备，例如智能手环、心电监测和虚拟耳机等新型移动传感设备。

　　此外，数字技术在基因重组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也突飞猛进，数字医疗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新兴行业。据统计，2022年全球数字医疗市场的收入额为2100亿美元，未来预计年增速将高达18%。

　　北美是数字医疗市场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远程医疗和数字设备生产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美国的Teladoc公司是一家大型互联网医疗服务商，其在线平台客户有近1亿人，提供远程诊疗、咨询和药物配送等一体化服务。加拿大正在推广全国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立统一格式的个人电子档案，推动全国数据共享。欧洲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已推行电子病历制度，居民可通过手机APP获得预约门诊、获取医疗建议和健康监测等服务，也可通过手机或电子邮件接收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经历新冠疫情冲击后，欧盟委员会充分认识到推行数字医疗的重要性，2021年提出51亿欧元的投资计划，用于跨国数字医疗协作。亚太地区则是新兴市场，伴随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数字经济崛起，近年来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大幅增加，中国和印度是数字医疗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

　　展望未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将进一步引领医疗健康行业的巨大变化：通过网络视频和AI成像，医患之间的远程互动将改变传统的线下服务模式；具有算法功能的智能手机将成为居民健康数据记录、识别和监测的便携工具；生物标志物技术的应用将使得疾病分组更加精细；植入式数字设备和基因重组技术也将进一步挖掘人体健康潜能等。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互联网+医疗健康”、电子病历和医保管理等领域。也应看到，我国数字医疗还处于起步阶段，数字技术应用还不够深入，在立法监管、政策支持和统一标准规范等方面亟待加强。为推动数字医疗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数字医疗红利，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互联网、光纤宽带、虚拟专线和5G等网络建设，加速推进高速泛在、云网融合、智能敏捷、集约共享、安全可控的全民健康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在“十四五”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体系，实现医疗卫生机构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联通。

　　第二，加强立法和监管保护。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到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再到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我国先后出台并完善有关制度，共同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建议加快健全互联网诊疗、药品销售等监管条例，完善健康大数据开发、使用、共享和交易等制度规则，推动算法治理，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做出规范。

　　第三，鼓励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医疗技术依赖大规模研发投入，国际上许多创业公司和科技巨头纷纷投资于数字医疗科技。我国可在产业扶持、投融资渠道和财税优惠等方面给予企业相应支持，推动医疗领域重大技术突破，完善数字健康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打造创新发展的数字健康产业生态。

　　第四，促进大数据共享和标准统一。北美和欧洲国家建立全民电子医疗档案的实践说明，大数据共享是数字医疗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已初步建成，但各地在数据标准、提供内容和接口等方面尚不一致，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应加强规划引导，出台统一的标准规范，推动全国信息网络一体化建设。

　　第五，创造全社会友好型数字医疗服务环境。医疗技术进步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依托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学校等机构，广泛开展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消除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障碍。同时，提高医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开辟绿色通道，打造“一站式”医疗服务，着力构建友好型数字社会。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房连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