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张闻天和王稼祥位居高层，后来为何淡出？

作者：相忘于江湖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我军历史极为重要的人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和王稼祥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员之一。

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正是张闻天的坚定支持和王稼祥的关键一票，让离开红军核心层达2年3个月之久的主席重新执掌红军，从而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革命。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后来多次被主席盛赞是一位“明君”；而王稼祥和主席也在会后接替博古和李德，和周公组成新的“军事三人组”。

但在此之后，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淡出决策层。抗战时期，一个在延安主抓宣传，一个因病到苏联休养。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先后到了东北，都在林总麾下工作。

建国后，两人先后从事外交，此后趋于沉寂，这是为什么呢？

【1938年，延安。前排：康生、主席、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陈云、博古、彭德怀、少奇同志、周公、张闻天】

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历史地位，有必然也有偶然。

必然的一面，是“乱事出英雄”的规律。两人生在一个危难的时代，作为热血青年，不甘坐视祖国一步步沦落，奋起抗争寻求革命道路，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出身农民家庭，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

张闻天是江苏南汇（今上海）人，15岁考入水产学校，后考入河海工程专校。

在国家危难之际，青年张闻天不甘心做一个工科生，转向文学，希望通过文字救国，19岁加入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和左翼的田汉、茅盾、丁玲等作家成为好友。

22岁那年，张闻天留学美国，半工半读完成了30万字的创作。两年后，回到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当了英文教员，在萧楚女的引导下很快加入了组织。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小张闻天6岁。1925年10月离开上海外滩，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结识了校长王明以及张闻天、博古等人，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偶然的一面，是两位擅长文学的留学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在王明和莫斯科的支持下，张闻天成为中宣部长和“四常委”之一，王稼祥则任红军总政主任。

张闻天、刘英等在莫斯科

遵义会议之前，“本土派”的主席在宁都会议失势。

作为“留洋派”的博古和“莫斯科代表”的李德，占据了红军最高指挥权，而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因为“留洋派”的特殊身份，在红军中的地位很高。

1934年1月，张闻天和主席成为邻居，听了很多主席战争艺术。

这一段时间的邻居生活，为两人在长征中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失利，让王稼祥从主席的反对者转为主席“游击战”军事思想的坚定支持者。

遵义会议，张闻天“反戈一击”，率先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

在随后的表决中，王稼祥投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票，从而确立了主席的地位。会后，张闻天成为新的“掌门人”，王稼祥也和周公、主席成为红军核心层成员。

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反戈”，对博古和李德是致命的打击。

长征中，主席和王稼祥是担架上的“密友”，私交甚好。而在主席的巧妙安排下，张闻天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刘英喜结良缘。可以说，主席还是张闻天的大媒人。

张闻天与主席在陕北

那么，两位和主席关系莫逆的干部，为何“高开低走”？

原因之一，战争年代崇尚“打仗型干部”。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三类人最容易脱颖而出：

第一类，就是彭总、林总、刘帅以及陈赓、粟裕、韩先楚这样的军事指挥人才。彭总、林总是红军时期的双雄，刘帅在长征时期、陈赓在抗战时期光芒万丈，而粟裕、韩先楚在解放战争异军突起，成为我军屈指可数的后起之秀。

第二、三类，就是罗荣桓、谭政、宋任穷、杨立三、刘瑞龙、洪学智这样的政工、后勤人才。罗荣桓、谭政和宋任穷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就深得主席真传；而杨立三、刘瑞龙、洪学智，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

战争年代，军事人才、政工人才和后勤人才，是我军不可或缺的短缺人才，而张闻天和王稼祥有理论、宣传的优长，但在战争年代不容易绽放光芒。

王稼祥

原因之二，性格和人际关系。

无论是张闻天还是王稼祥，从本质上看是“学院派”，从事群众工作、基层带兵都有短板。

比较而言，张闻天比较开朗，人际关系较好，他心胸豁达，对担任“掌门人”并不计较，曾经三次辞让，第一次是长征中主动要求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组织考虑到实际需要，改派了陈云。

第二次是1935年秋，红一、四会师后，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张闻天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位让给张氏，被主席劝阻。随后，是周公让出了总政委一职。

第三次，1938年秋，莫斯科承认主席的地位以后，张闻天主动提出由主席接任“掌门人”，自己潜心从事最擅长的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和张闻天相比，王稼祥沉默寡言，加之在第五次反“围剿”受伤，抗战爆发后逐渐淡出核心层，七大没有入选委员。

1948年，东北局林总、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原因之三，历史上几次“站队”的影响。

遵义会议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特殊高光、特殊贡献，但在历史上也有过三次“站队”，影响了后来的发展。

第一次是1932年秋的宁都会议，两人站在了“留洋派”，主席受到排挤。

尽管刘帅当时也支持多数派，但后来和主席配合打仗非常默契。

第二次是1945年夏的七大，由于和王明的关系，两人都受到影响。

张闻天和彭总都当选“13委员”之一，但排在最后两位。两人在“44委员”中的排名也较靠后，彭总是由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受到影响，张闻天则是和王明的历史受到影响。

王稼祥没有入选“44委员”，在主席的大力推荐下，成为候补委员。

第三次则是建国以后，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彭总而受影响。王稼祥则在三年后批评“跃进”，建议“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受影响。

尽管后来的命运坎坷，但作为我军历史上两位功勋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历史贡献，特别是遵义会议和建国初期在外交战线上的突出贡献，永远被人们铭记。

1956年，张闻天、陈毅、周公、主席在颐年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