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陈毅返乡探母，发现母亲正在藏什么东西，看清后，泪如雨下

1962年3月的一天，陈毅回四川探望父母，他推开家门，看到母亲和护士神色慌张，好像在藏着什么东西。

陈毅心中纳闷，就不解地问母亲：“娘，你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

母亲脸色显得很不自然，支支吾吾地说：“没藏什么，对自己的儿子还有什么可藏的？”

听了母亲的话，陈毅没有释然，心中反而更加疑惑。

然而，当谜底最终揭开的时候，陈毅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在眼眶打转，最终止不住流了下来。

母亲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让陈毅如此动情？

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01年出生在复兴场张安井村。从五岁起，他就开始在家乡的私塾里识字读书。后来，陈毅跟着自己的父亲进城，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个私塾老师。

再后来，陈毅一步步来到成都的高等小学和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书。

陈毅自己回忆说：“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先是成都工业讲习所，后是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正是在那所学校里学习了自然科学，“对国际形势有了初步了解”。

仅仅从这一点看，陈毅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在那个年代，儿童十之八九是读不起中学的。

其实陈家并不富裕，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原本是地道的农民，但好在陈毅的外祖父家境优越。他的外祖父黄福钦是个成功的商人，可以说腰缠万贯。

过去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双方差距如此大，陈毅的父母如何走到一起的？

虽然陈毅的母亲黄培善出生于大户人家，但是陈昌礼人长得不错，相貌堂堂。黄培善17岁的时候，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财主家的儿子，而财主家的少爷偏偏跟陈昌礼是发小。

相亲的时候，陈昌礼也一道去了，一眼被黄培善看中。就这样，陈毅的父母走到了一起。

结婚之后，黄培善为陈家生育了5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养活这么多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黄培善来自大户人家，懂得知识的重要，儿女们吃穿上可以凑合，上学不能耽搁。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真理。于是，黄培善就整天在娘家父亲面前央求，希望能给自己的丈夫找个事做，改变一穷二白的局面。

看着闺女日子过不去，老人家心里也不好受，就一咬牙，用200两银子给女婿——陈毅的父亲买了个小官。正因为这样，陈毅才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既然如此，陈毅为何还到法国勤工俭学？干脆像鲁迅那样，直接到日本留学不是更好？

那是因为到了后来，家庭条件变了，不允许了。官场险恶，陈毅父亲的官职无端被免去，不得不屈尊到重庆盐务局当了一名抄写员，月薪少得可怜，只有6元钱。

这和主席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月薪相等，想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点艰难。即使是母亲整天给人做手工童鞋，也还是财政紧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不得已之下，陈毅的学业中断了。

陈毅回忆说：“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因为家道中落，不能在继续读下去了，便报考了熊克武开办的四川讲武学堂。”

然而，在“数学考试时，我同座的张某不肯真心相助，弄了一个错误的草稿给我抄，以致不及格而落榜”（见1942年3月，陈毅致1942年3月在根据地对国际友人罗生特的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陈毅当时语文、历史甚至英文都不错，就是数学不行，严重的偏科。所以在考试时“作弊”，可是旁人的草稿却是错误的，导致他最终落了榜，和讲武学堂失之交臂。

落榜后，陈毅曾想去当兵，但是母亲不同意。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儿啊，你不能当兵。”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正好，吴玉章办的留法预备学校招考，陈毅跟大哥陈孟熙一商量都参加了考试，还都考取了。

这时候，父亲又出来阻拦，说到洋人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

母亲说：“孩子既然考上，就让他们去试试吧。”由于母亲娘家有钱，母亲在家里占主导地位，说话是很管用的。因此，陈毅法国求学得以成行。

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落榜，还不一定跟周恩来等人在法国相聚。

正是在法国，陈毅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在此之前，陈毅认为资本主义不错，非常欣赏法国文学；到了法国之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马列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尽管如此，陈毅还是在了解马列主义的同时，同时对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法律、军事进行研究。

正当陈毅在法国刻苦学习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了法国，一番考察之后，他得出了错误结论：“勤工俭学生既无勤工之志，又乏俭学之能，宣布‘华法教育会’停止对这些学生的经济支持”。

蔡元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都是因为听了“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对留法学生的一面之词，而这个机构是个反动组织，这对生活已经陷入困境的全体勤工俭学生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学生忍无可忍，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请愿示威。

中国驻法国全权公使命陈箓勃然大怒，下令把参与的学生驱逐回国，陈毅也在被驱逐之列。

1922年，陈毅带着无尽的惆怅回到家乡，家里的变故让他吃惊。在留学的这两年中，二伯冻饿而死，还不到四十岁。父亲和母亲也已经变卖了家产，回到了乐至农村的家中。家里的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他们只好住在祠堂里，重新以耕地为生。

家道中落和留学中止，让陈毅郁闷不已，情绪低落，街坊邻居还落井下石，说三道四。陈毅的母亲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对孩子依旧笑脸相迎，对街坊说，陈毅是陈家的骄傲，她引以为荣。

母亲的态度，给了陈毅莫大的动力，他决定继续出来闯荡，决不能沉沦。带着母亲的期望，陈毅再次上路了。

回国之后的陈毅坚定了革命信念，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9年革命成功。

1950年春，陈毅母亲患病，卧床不起，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身体每况愈下。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得不给在上海当市长的儿子发去了电报。

接到电报之后，陈毅归心似箭，自从参加革命后，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家了。他立即启程，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20多个春秋过去，当年的伢子已经变成了沉稳的中年男人，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当年身强力壮的父母也已经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看着满头皱纹，累弯了腰的父母，陈毅不由得鼻子发酸，眼眶湿润。

陈毅最担心的是母亲的身体，忙问她老人家的病情。其实老人家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肠胃有点炎症；说实在的，主要还是心病，太想儿子了。

看到陈毅回来，老人家的病好了一大半，又经过医生的调理，陈母很快恢复了健康。陈毅见状，也放心了，就辞别父母，回到上海。

他很想多陪陪父母，可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临走的时候，陈毅对父母说：“到了春节就回家看望二老。”

可是，真到了1951年春节，陈毅食言了。

大家都知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陈毅虽然没有领兵挂帅，但是他肩上的担子并不轻，上海的经济发展，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陈毅都要操心。一句话，他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想在父母身边尽孝，实在是无法脱身，忠孝难两全。

见儿子没有回来，二老就着急了，以为儿子又有啥问题呢。老两口商量说：“等不到儿子，我们自己去。”

得知老人要来上海，陈毅自然兴奋异常。但是由于公务在身，也只是在周末陪父母逛了逛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后来很少回家，大多数时间在办公室度过。

到了大上海，陈毅的父亲没有一个熟人，也听不懂上海话，在家的话憋得慌，身体肯定会出毛病。

出来的话，又怕迷路。老人家无奈，只好让上海工作的侄子陈仁农带着自己出去游玩。侄子是上班的，只有周日才有时间，但依旧全力以赴。

陈仁农为了叫叔父放松心情，决定带他到郊区去玩。这一来，就要动用陈毅的专车。他怕陈毅发现，就告诉秘书，这事要小心，就像干地下工作那样，悄悄来，悄悄走，不然就坏事了。

谁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这事还是被陈毅发现了。

这天下午，陈毅拨通了侄子的电话，口气一反常态地严厉，说是要他到自己家吃晚饭。陈仁农听了心里一紧，坏了，可能是“东窗事发”了。果然，在餐桌上，大家还没有动筷子，陈毅就开始发言，直奔主题。

“汽车不是我自己的，是党和政府为我工作配备的，我们没有资格动，知道吗？”

陈仁农什么道理都懂，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低着头一声不吭，不时用眼神向伯父求助。

陈父看不下去，就对陈毅说：“是我叫他那样的，要错是我错了。”

陈毅自然不忍心让老人心里不舒服，就放缓了语调，和颜悦色地说：“公车不能私用，如果公私不分，那我们跟蒋介石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儿子不是不让你们出去，而是人生地疏，你们出去要惊动很多人，给大家添麻烦。”

见儿子这样说，陈父也表示理解。

看时机成熟，陈毅宣布了自己的“约法三章”：一、不经批准，不能动用公车；二、不可以打着我陈毅的旗号办事；三、尽量少外出。

陈父虽然理解儿子的决定，但是老憋在家里实在是不习惯，在上海又待了两个多月之后，老两口还是不顾儿子、儿媳的阻拦，回到四川老家。

1954年，陈毅任职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工作地到了北京，国家的一切也基本就绪了，他的工作也基本理顺。很自然，陈毅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在这里住了三年。

虽然还是没有时间陪伴老人，毕竟见面的时候多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1958年，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频繁出国，不是南亚，就是亚非拉。这一来，陈毅在家的机会少了。二老一商量，再次回到了四川。

临分别的时候，陈毅依依不舍，反复叮嘱二老注意身体。此外，他还交代送行的同志，把父母送回去之后要低调，勿惊扰当地的领导，不能让政府为老人另外安排住处。

工作人员不敢抗命，在成都的一个小巷为二位老人租了两间面积不大的平房。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惊动当地政府，除了几位至亲，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的是开国元帅陈毅的父母。

1962年5月，陈毅再次收到来自家乡的电报，说母亲病重。直觉告诉他，母亲这次是真的病了。

陈毅归心似箭，回到家中，推门进去，看到母亲和护士神色慌张，好像藏起了什么东西。

“娘，您刚才藏了什么东西？”

“看你说的，对我儿子还有什么可藏的？”老人家说。

看到母亲不承认，陈毅便转身问护士。护士自然不敢隐瞒，就说出实情。原来，陈毅的母亲已经瘫痪在床，藏起来的，是老人尿湿的裤子。

老人之所以要藏起，是怕儿子看到后难过。陈毅听后，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想着母亲抚爱自己的往事，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当着护士的面夺眶而出。

他哽咽着对母亲说道：

“娘，您将儿子含辛茹苦拉扯大，受了那么多的罪；如今卧病在床，儿子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已经够难过了。现在儿子来了，理所应当让我来洗，这样我才会好受些，为啥要藏呢？”

说着，陈毅拿着母亲的裤子到了院里，弯腰洗涤起来。

夫人张茜一见，赶忙上前抢夺，陈毅执意不让：“不行，必须要我来洗。”

陈毅打仗有一套，当外长也很胜任，洗衣服这类家务事也不生疏，不一会就洗得干干净净，晾晒起来。

这时候，陈毅才觉得心里畅快了一些，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吧。

谁知道，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裤子。

因为公务在身，陈毅不能久留，只待了几日便启程回京。

分别的时候，母亲的目光充满留恋，陈毅心里也充满酸楚，他依依不舍地说：“娘，安心康复，儿很快还会来看您的。”迈着沉重的步伐，带着无尽的遗憾，陈毅启程了。

谁知道，这一走，竟然是永别。

1963年春，正在北京的陈毅收到一封电报，电报是大哥孟熙发来的，内容只有一个，母亲不幸去世！看到电报，陈毅如遭晴天霹雳，泪水夺眶而出。他好想回到家乡，在母亲灵前守孝，可是出访行程已经定下，无法更改。

陈毅只好强忍悲痛，跟大哥写信一封，说明情况，让亲人谅解。

母亲离世仅仅八年后，陈毅元帅也猝然离世。

陈老总废寝忘食地工作，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结肠癌晚期。

陈老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几年...把身体搞垮了...没...没法工作了”。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心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