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钩岁月，环翊天地

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创建于1952年，如今已走过70年历史。从侯仁之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到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汇聚燕园，70年来，北大地理人始终脚踏实地，学科不断传承创新。

为纪念北大地理学科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北大地理学人，当年的学子纷纷打开珍贵记忆，分享在燕园留下的欢笑、汗水和努力。他们回首人生经历中，画下浓墨重彩的这一笔，难忘而生动；他们感念母校，不仅赋予他们知识、素养和情操，而且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和追求。他们寄语未来，希望这些宝贵的精神源泉，激励年轻的学子继往开来，再铸辉煌。

“5505116”，一生的“地理情结”

◎朱祖希

“5505116”是我入学报到并在地质地理系注册之后的学号。“55”表明是1955年入学的，“05”是地质地理系的代号，“116”是当年本系新生的序号。这个“学号”一直伴随我到毕业。

作为地理系的学生，它伴随我一生的“地理情结”，也慰藉了我的一点“地理乡愁”。

第一课终身受益教学计划庞杂厚实

1955年7月，我以第一志愿的专业和学校被北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录取了。8月25日，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特意给我准备的一包家乡的泥土，用一条竹扁担挑着铺盖卷和日常生活用品，从浙江省中部的一个连高级中学都没有的小县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

开学的第一天，按惯例，系主任要向全体地质地理系的新同学致欢迎词。

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我在大饭厅（今“百周年纪念讲堂”）吃完饭，便早早地来到了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和其他新同学一起，坐在带有小桌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候着了。

不一会儿，一位个头并不高大，身着青灰色中山装，前额宽阔，戴一副黑框眼镜的老师走上讲台。他站定之后便环顾四周说了一声：“欢迎新同学！”顷刻之间，阶梯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喔，他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在简短的欢迎词之后，侯先生就开启了开学之后的第一课——北京。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而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首都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它的未来……”侯仁之先生从北京的起源，讲到它的变迁，说到了它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侯仁之先生那生动、充满激情，又深入浅出的语言，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似乎是我有生以来心仪已久的一堂课，而我也确实是一直在支棱着耳朵，仔细地听着，生怕把哪一句话给落下了！

就这样，“侯仁之”和“北京”，犹如一粒充满生机的种子，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我庆幸自己能考上北大，且还能遇上这么好的老师。就在此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侯仁之先生和陈传康先生又带着我们，做了一次野外的实地考察。我们从西校门出发，经由蔚秀园、挂甲屯、西苑，沿圆明园西墙外到青龙桥、明景泰陵南，到卧佛寺。中午就在樱桃沟水源头吃午饭。然后再翻越到香山，考证清乾隆时期修筑的石槽引水工程……侯先生边走边讲：“咱们学地理的既要听好课、做好笔记，阅读老师在课堂上指定的参考书、做卡片，而且一定要做实地考察。这既是教学密切地结合实际，也是对课堂内容的检验……”

这又一次让我领悟到了：实地考察是地理学的重要手段，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后来，开学后的第一课——“侯仁之先生讲北京”成了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因为，只要一听说是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外系的同学亦要来听。地学楼101号教室容纳不下，先是搬到大饭厅，再后来就干脆成了学校的一项活动了。这亦足见其影响之大。

摔伤腿做了手术也绝不转系

1956年1月3日，我在未名湖滑冰不慎摔断了腿，而且做了手术、休了学。后来，系里提出让我考虑转文科系问题。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医生告诉我，腿复原之后还能跳高哩。”这也足见我读地理专业的决心。

北大地质地理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组成的，即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三校的文理学科全部并入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三校的所有工科全部并入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燕京大学停办，整个校园和校产、教职员工全部归并北京大学。北大原有的地质学系，则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后改称中国地质大学）；原有的医学院也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学院。燕京大学农学院改为北京农业大学（后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部分）。当时，曾拟把清华大学的地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由于陈传康等老师的力争，才留在了北大。而这也才有了北大地理系以后的辉煌，甚至被《中国教育报》称为全国地理学科的“龙头老大”。

我们入学时的地质地理系，由“地质”（下设地质构造、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三个专业）和“地理”（下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两个专业）两大专业构成。

当时的经济地理专业是按莫斯科大学的专业设置新开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资。五年的教学科目达到近四十个，可见，经济地理专业所学

课程门类之多，视野之广。

根据教学计划，为配合课堂教学，一二年级在暑假前要进行为期两周的教学实习，包括测量学、地质学、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三四年级还要进行生产实习等。当时的授课老师大都是地理领域或某专业的名家、大师，即便是非专业的科目，也都是邀请在该领域卓有成就的老师来校授课。这无疑为日后成就学业和开创新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而北大“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风骨、学术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优良传统和北大所拥有的光荣历史所赋予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是莘莘学子终生都受用不尽的。

师生情深意笃一点业绩尚可告慰

侯仁之先生，不仅是地质地理系的主任，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授课老师。作为学生，唯有仰视，接触并不多。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北京的规划部门工作，既是由于自己对北京历史的喜爱，也是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这时与侯先生的关系才日益热络起来。

1978年之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向侯仁之先生约稿，希望他能把自己20多年来撰写的有关论文集结出版。

那时候要出一本个人的文集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当时，侯先生正准备去西北做沙漠历史地理考察，这也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后来我得知，有关书稿的整理工作已交由1958级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在《光明日报》工作的金涛同志负责，只是书中的70多幅附图尚没有着落。得知此事，我便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因为，1959年我曾受学校委派，去地图出版社参加过《国家大地图集》第一卷的编绘工作。而当时，我手头又正在进行《北京地图册》的编绘，便向侯师主动提出，书中插图清绘工作由我来承担。

数月之后，侯先生的第一本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出版了，他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最后，我必须说明，在此书着手编辑时，我已经重新走上了沙漠考察的征途。如果不是金涛同志付出大量的业余时间代为编选、修订，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书中的全部插图，都是由董怡国、朱祖希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我赶绘出来的……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帮助了作者本人，更重要的还是有助于促进这门薄弱学科的发展。这不能不使我们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从这以后，我还曾受侯师的委托，代表他去参加“第一届运河文化研讨会”，向大会表示祝贺、宣读论文；也曾受侯师之嘱，代表他给时任市委书记的刘淇写信，建议拆除广外金中都宫苑遗址——青年湖中的烂尾楼，把它修筑成“鱼藻池公园”等。

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先生以102岁仙逝。我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语：燕京耆哲又去一人！历三朝，行万里，书一湖未名星光璀璨，一时间人间无俩。穷毕生，尽白头，现千载华夏古城风采，实乃德才双馨！

怀着对侯仁之先生的崇敬，我于2014年撰写了《侯仁之与北京城》一书，并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侯仁之先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有人称之为“历史地理巨擘”，但是，侯先生也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冷科学，需要后学传承弘扬，众人拾柴方能火焰高。既然是原地质地理系的学子，更是崇敬侯仁之先生的后学，因之也总想在学术上有所追求。时至今日，我自以为尚可以拿出来，可以告慰母校的一点业绩：一个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篇论文：《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后获“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优秀论文奖”）。后又在《北京平原区古河道变迁研究》的基础上，于1996年明确论述提出《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自此之后，“北京的母亲河”的概念日益为人们所认可并引用。第二个是关于古都北京规划建设文化渊源的探索：作为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北京城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其文化渊源又是什么？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2007年中华书局为我出版了《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并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我于2018年在原书的基础上改写成一本文词更优美流畅的通俗读物，名《北京城——中国列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没承想，该书竟深受读者青睐，而且入围“中央电视台2018年度中国好书”。

（作者1955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现任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

一位经济地理专业1956级同学的“北大记忆”

◎郭仪诚

北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1956级同学在校期间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毕业后特别是退休以来，全班同学前后聚会已达十多次，聚会地点多在北京，还有几次分别在上海、徐州、成都、南京、鞍山。在京的聚会每次都要回北大校园参观游览，拜访恩师，怀念在校读书的时光，感受燕园的新变化。回忆当年在校时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至今仍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充满着激情和欢快。

开学第一天专业课大学新生惊讶得不知所措

记得1956年8月下旬，北大在迎接新生入学时，每人发给一本《新生手册》，全面介绍学校的概况，还附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校园全图，上面标出各类建筑物、道路和园林湖泊等，以此图做向导，可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新生手册》的第一页印着一张表格，上面列出学校的机构设置和主要工作人员。当时的校长是马寅初先生，党委书记是江隆基先生，15个系主任的名字也分别列出。

当年学校各系迎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各系教学楼前架设的一些宣传板，展示本系的教师队伍，特别对教授一一报出姓名。例如在哲学楼前的几块黑板上介绍了冯友兰、汤用彤等三十多位著名教授、副教授，在文史楼前介绍了王力、魏建功、翦伯赞等数十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授、副教授，在理科各系楼前分别介绍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黄昆、傅鹰、汤佩松等多位知名教授。在1955年全国首批聘任的233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北大一校就占三十多位，在各高校中遥遥领先，可见当时北大教师队伍阵容之强大。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由城内搬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此后几年，校园内新建了一系列的教学楼、实验楼、阅览室、宿舍和餐厅等，多数是清华建筑系设计的，采取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大屋顶彩色挑檐加青砖外墙，既庄重又华美，与原燕园的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当年建设的大饭厅（现已拆除，在原址建了百年校庆大讲堂），采用简洁的木质叠架式结构，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大跨度，前端还搭建了舞台，开大会或放映电影及文艺演出时，可容纳近5000人（需自带座凳）。1956年我们入学时，由于一些扩建项目尚未完工，教学设施不足，学生分文理科两批次轮流上课和用餐，部分新生曾暂住小阅览室（第四阅览室）等处，数周后才全部搬入1-31斋（后改称楼），其后五年陆续建成32-45斋和新物理楼、化学楼等，校园南扩至海淀镇和中关村，东扩至成府和蓝旗营。

我们经济地理专业1956级同学于1956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由理科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按当年高考招生规定，要加试地理，即多考一门课。该专业是1955年借鉴苏联莫斯科大学的专业设置在北大开设的新专业，当时在我国尚属首次。我们1956级这个班是该专业招收的第二期学生。同学们入学后，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兴趣非常浓厚，当时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后期，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党号召青年人向科学进军，大家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憧憬。

记得我们开学第一天上过一门专业基础课“气象学与气候学”，地点在第一教室楼的合班教室，任课教师是知名教授李宪之先生。这位曾留学德国的博士已年近半百，早年参加过世界著名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国西部地区探险考察，到20世纪50年代，他已是国内气象学界与地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上课的铃声响过后，李先生风度翩翩缓缓走进课堂，手里提着的皮包未曾打开，口中已款款道来，黑板上用粉笔随手画出的图示形象清晰，讲到半节课时，才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纸条，看上一眼，便一直讲到下课。这一节课下来让许多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大学新生惊讶得不知所措，有些同学带着笔记本不知如何记录，甚至没有记上几行字。听过几次后，才能慢慢品出其奥妙，领略其精彩，也才能慢慢记好课堂笔记。

第二课堂丰富多彩年轻教师常到学生宿舍坐一坐

北大学生吸取的知识和营养不仅来自专业学习，更来自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开出的关于“北京城历史变迁”的讲座，听众爆满，连阶梯教室的过道和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教室前后的四扇门均无法关闭，许多同学站在门外听讲，特别是新入学的同学听起来兴趣极浓，因此他这类讲座可以说每年都要开一次。

北大的讲座还经常请来校外的专家、学者、名人。1957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北大请到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和其夫人著名演员新凤霞与北大同学见面，讲解正在京城舞台演出的、由其编写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及评剧艺术，会场气氛相当热烈，不少人都是站着听的。

当时，经济地理教研室的几位年轻教师，包括胡兆量、杨吾扬、郭鸿铭等，经常到我们学生宿舍来坐一坐，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做课外辅导，交谈中还向我们介绍学校和专业的发展情况，鼓励我们学好基础课。

其中，胡兆量先生来的次数最多，他的年龄并不比班里的同学大多少，却备受尊敬。在其后的几年里胡先生给我们班开过好几门专业课，同学们获益匪浅。1961年，胡先生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到农业部进行毕业实习。在两个多月时间里，针对农业生产布局相关问题，每人选一个专题，收集资料，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写出毕业论文。我本人写的《我国高粱作物布局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在胡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多位同学冒着雪送我到车站

在我们初进北大上学那段时光，班里同学虽然来自南北方多个省区，生活习性差异很大，但大家相互尊重，关心他人，相处十分融洽。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1957年1月8日上午，我留在宿舍翻看着书本和笔记，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慌乱得不得了，难受得很，怎么也安静不下来。过了一会儿，突然一位班里的同学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加急电报，大声喊叫我的名字，我接过电报一眼看到“母逝速归”几个字，不禁悲痛万分，大声恸哭起来。我幼年三岁时父亲病故，现在又失去了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的母亲，人生极大不幸。同班同学得知此事后，纷纷前来看望，有十多位同学，包括班里的大部分女生，一直冒着纷飞的雪花送我到校外332路公交车的海淀车站，孙尚志同学还陪我到前门车站，帮我买票，把我送上回家的火车。

我们经济地理1956级同学在校期间多次参加教学实习和专业实践活动。一、二年级主要在京郊的西山寨口、妙峰山、周口店、大兴等地进行基础课教学实习，三、四年级参加过河北省区域规划、辽宁省本溪市小城镇规划，还有部分同学参加过中国科学院首次组织的西北毛乌素沙漠考察。

在实习过程中，同学们得到了实际工作的锻炼，强健了体魄，但也遇到过一些意外和风险。范瑞珍等几位同学1960年夏在本溪县（小市）实习时遇上当地太子河百年少见的洪水，夜间睡眠中被暴雨惊醒，发现洪水涌入室内，已经漫过床铺的一半，惊恐之下他们急忙冲出去，逃离到附近的山上，才得以安全。马翠媛等几位同学1958年冬在承德做区域规划时，驻地发生火灾，他们冒险从房内抢救物品，保住了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与同班同学胡积善等在西北考察沙漠和古遗址时，沿古长城每日步行达35千米，忍受着炎炎的烈日和干渴，吃不到任何蔬菜，也毅然坚持下来。

1961年我们毕业时正值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规定各单位要进行人事定编和下放，对当年的高校毕业生只能暂时作安置处理。我们这个班不少同学被分配到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及东北地区，其后许多人逐步得到工作调整和专业归队，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一些成绩，为国家建设做出一定贡献，无愧于国家和母校的培育。

（作者1956年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鞍山钢铁学院，曾任经济管理系主任、教授）

本版整理/本报记者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