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文学“二京地名”移置与南北地理观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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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晋南朝文学移置二京地名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呈现为中原神圣的文化地理空间移置，类似二京的标志性的地理景观移置，直接以前代都城“长安”“洛阳”代指“建康”的地名移置，共三种形式。尧舜以来对“天下之中”的孜孜以求，周公土圭测影定洛阳为“土中”，标志着“天下之中”地理观的形成。东汉定都洛邑，进一步确立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位，蕴含着集华夏族、文化、地理于一体的政权正统性的思想观念。东晋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华夏政权第一次被迫南迁，造成地理与文化、民族之间的错位，给南迁政权合法性自证带来地理“失中”的内在焦虑。东晋南朝文学二京地名的移置，反映了南方政权尚未脱离中原文化中心地理观的形塑。

关键词：东晋南朝；二京地名；移置；南北地理观；建康

文学地理观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侧重研究人的观念对地理空间的型塑，主要指向对一定地理空间因政治、权力、文化地理因素共同形塑的社会空间、权力空间及精神空间的隐喻探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揭示的三代乃至更早的尧舜时代对“天下之中”的孜孜以求，促进了黄河流域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原成为后世政权合法性的神圣地理空间。东晋南朝之前的周秦汉魏西晋时期，虽然朝代更迭，但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集地理正统与文化正统为一体的王朝正统观念，已然成为考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面。东晋是中原华夏族政权第一次南迁建立的王朝，地理与文化的错位，使南朝政权面临着如何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作为南方文学代表的东晋南朝文学，存在着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即大量使用二京地名，以致形成六朝古都“建康”这一名称在这类文学文本中几近缺失的状态。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古今注本大都层层因袭，从语典与事典的角度加以解释，简单地等同于用典，对于东晋南朝文学中大量移置二京地名现象所呈现的思想观念也少有深入论述。本文拟从二京地名移置角度，分析“建康”地名二京化在东晋南朝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并深入探讨东晋南朝政权正统性自证在地理空间上的建构与弥合及其所呈现的南北地理观。

一 东晋南朝文学中“二京地名”运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本文所说的二京地名，其含义是宽泛的，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作为周秦汉魏西晋都城的二京地名，即长安（酆、镐、咸阳）与洛阳；二是指二京范围内的宫殿苑囿名及所有地名；三是为了行文方便，也包括以二京为中心的广义上的北方中原地区的地名。综观东晋南朝文学中对二京地名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实用二京地名。所谓实用，就是直接使用，指文学作品的地名与地名所指称的疆土地域之间是一致的。如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北伐诏书中言：

门下：周文薄伐，实宁边患；汉武命师，允恢王略。蕞尔犬羊，陵纵日久，宋氏云衰，乘衅逞暴。海岱彭邹，翦焉沦覆。虽每存拯定，雄图弗举。齐末纠纷，复肆奸毒，宛叶淮肥，仍离内侮。伪首恶稔，天诛自降。凶渠嗣虐，险慝弥流，残亲党，咀噬黔庶。繁役系兴，毒赋云起。司冀余华，中州旧族，缀足宛头，载离涂炭，延首南云，思沾王泽。（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二《梁武帝又北伐诏一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2页）

诏书的开头就用周汉故事表示北伐的合理性，接着叙述自刘宋、萧齐以来北方的实际情形，中间述及一些地名，如海岱、彭、邹，还有一些州郡地名如“司冀余华，中州旧族”中“司州”与“冀州”，以及指向一定区域范围的名称如“中州”，体现了梁武帝对中原沦丧的现实的认识及收复中原、实现“总一车书，混同禹迹”的强烈愿望。这种符合当时实情的地名运用，本文称之为地名的直接使用。也就是说直接使用中原地名，地名指向的地域是真实的地理空间，对东晋南朝来说，是已经失去的故国家园。

二是移置二京地名。由于东晋南朝是南北分裂的时代，南北疆域大体以淮河为界，因而，在历史中形成的重要地名，比如建康（金陵）、长安、洛阳，因疆土分裂而分属于南北政权。但在东晋南朝文学中却出现了一种地名移置现象，即在文本中对已经失去的北方中原故地的地名以实际拥有的形式加以使用，并形成一种占有北方中原地名所代指地域的虚构或假象，本文称为地名移置。

在东晋南朝文学中北方地名移置现象较为普遍，但常常被人们当作文学作品中的用典。典故中的地名，只是构成典故的要素之一，并不是构成典故的关键性要素。比如江淹《别赋》，为了渲染、抒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情感，用了一些典故，如“帐饮东都，送客金谷”，这里的“东都”是指西汉长安都城的东都门，金谷是指西晋都城洛阳郊外的金谷园，“东都”与“金谷”也与二京长安、洛阳相关，但是它们在文中只是起到了构成典故事件中发生地点的作用，如果换成其他具有离情别绪的典故也并不妨碍主题的表达。这样的地名与典故的运用，并不影响对作品的理解。也就是说，典故中的地名已经和典故中的事件、人物一起，构成完整的内容，而地名在运用典故的文本中并不起到构建地理空间的作用。

从颜序中使用的二京地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二京地名在一文中的使用，其所指向的地理空间往往具有多层含义。以洛阳论，文中说“将徙县洛邑”，洛阳既是尚未收复的故都，同时又移置洛阳于建康，将洛阳居中与建康失中的地理乖隔悄然作了弥合。因此，序文中的洛阳既具有实际的地理空间指向，同时又是一种权力隐喻的神圣空间。其二，就洛阳、长安与建康之间的关系来看，颜序将东西二京共置于建康之中，呈现出以其所需而移置二京的情形。因汉时乐游苑在长安而此次上巳游宴又在建康乐游苑，故颜序将长安的地名移置于建康城中，并以“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表现了据长安以收复洛阳的意向。洛阳、长安与建康在一篇序文中虚实参半，建康地理信息虽未出现，而实际上却是此次上巳活动的主地，即游宴的实际地理空间。其三，由以上分析可见，移置地名也可以和典故参杂并用，但与单纯的用典不同在于，用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情感与思想内容，典故中的地名不占主要地位；而移置则与此相反，由于南北疆域分属于南北政权，尤其是东晋南朝文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因二京具有神圣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故移置二京地名往往造成与实际地理的不符，因而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甚至错乱。

二 东晋南朝文学“二京地名”移置与建康的二京化

东晋南朝文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是当时极为普遍的一种文学现象。东晋南朝文学中因二京地名移置而呈现出的看似混乱的地理空间认知与思维，在东晋南朝却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人人皆晓的话语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达成，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二京尤其是天下之中的洛阳，在东晋南北朝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政治话语中是政权正统性自证的神圣地理空间（详后）；二是，建康都城大量移置了二京宫殿苑囿名，同时在四周的山川地理形势上，东晋南朝人也将建康与洛阳进行比附。建康类同于二京的氛围，往往规约着人们创作时的地理空间感受和文学表达，使东晋南朝文学中的建康呈现出二京化的特色，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学创作中：

第一，在移置二京地名的文学文本中，往往以二京尤其是“天下之中”的洛阳来替代东晋南朝地理失中的建康，以构建文本中政权正统性的地理空间，即通过二京地名的运用以及叙事策略，达成“二京文化地理空间”的移置。这些文学文本往往与朝廷重大礼仪政治活动及礼制建设相关，诸如与南郊祀天、都城礼制建筑、朝贡、北伐等相关的赋、铭及奏疏之类的政治文书。如司马叡于大兴元年（318）正月在江左称帝，三月辛卯在南郊举行祭天大礼。郭璞《南郊赋》对司马叡南郊祭天的场景作了夸张性的渲染：“郊寰之内，区域之外。雕题卉服，被发左带。骏奔在坛，不期而会。峨峨群辟，蚩蚩黎庶，翘怀圣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简，服尚其素。化无不融，万物自鼓。振西北之绝维，隆东南之桡柱。廓清紫衢，电扫神宇。风马桂林，抗旌林圃。五岳不足以题其勋，九韶不足以赞其舞。”其中东晋僻处江左的现实被“廓清紫衢，电扫神宇”即收复中原所替代，由此出现了四方来会、八方咸服的政治图景，而这些是以洛阳居中的王者迹象来建构的。郭璞的书写显然是为了突出南郊祭天的政治内涵，明显与事实不符，但是这种夸饰的手法开启了东晋南朝文学移置二京地名以构建建康政权正统性的地理空间的文学表现。虽然建康都城经历了东晋、宋齐及梁陈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南方统治者以建康为中心的意图渐趋明显，但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构建，在东晋南朝文学中却总是呈现出以洛阳为中心、四方归化的王者之境。如梁武帝天监七年（508）立神龙、仁虎双阙于宫城门外，这是象征皇权的礼制建筑。陆倕应诏作了《石阙铭》，《文选》卷五六有录。正如程章灿先生所指出的，《石阙铭》歌颂了萧衍试图建立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权正统性，我们尚可从地名移置上来看这一正统性自证的空间建构。文中言“类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群望，摄袂而朝诸夏”（《文选》卷五六，第773页），写的是萧衍建梁后举行郊祀天帝、望祀名山大川的国家祭祀，并受到“诸夏”朝拜。《礼记·礼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王制》又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可见，这是陆倕所本。接着《石阙铭》又言“南服缓耳，西羁反舌。剑骑穹庐之国，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颡”（《文选》卷五六，第773页），这是对天下荒远异俗之国莫不宾服归化的书写，与前此帝王祭天、朝觐诸侯相结合，显然有着五方地理空间及中国—诸夏—四夷的大一统地理构想。《王制》言“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王制思想，是《石阙铭》构建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模式地理空间的知识来源。又如封禅作为东晋南朝政权正统性自证的手段，将洛阳移置于建康，并以此构建叙事空间，仍然是文学文本构建建康中心的重要手段。刘宋谢庄的《舞马赋》以及萧梁张率的《舞马赋》皆是作者在吐谷浑（河南国）以舞马朝贡宋、梁时的应诏之作。《梁书·张率传》载：“（天监）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张率《舞马赋》中云：

既而机事多暇，青春未移。时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镐饮之故实，陈洛宴之旧仪。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国良于民俊，列树茂于皇枝。纷高冠以连衽，锵鸣玉而肩随。清辇道于上林，肃华台之金座。（《梁书》［修订本］卷三三《张率传》，第２册，第529页）

如果说“遵镐饮之故实，陈洛宴之旧仪”，是借用镐饮洛宴来指建康华林园中的上巳游宴的话，那么，与“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清辇道于上林，肃华台之金座”几句相联系，其中有“伊川”“上林”，则“镐饮”成为故实，而“洛宴”在“旧仪”的基础上仍富有当下的地理空间感。不仅如此，赋还借居中的洛阳来描写建康处中的地位，如赋中言“洎我大梁，光有区夏，广运自中，员照无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贽，风被之域，越险效珍，服乌号之骏，豢龙之名”，“今四卫外封，五岳内郡，宜弘下禅之规，增上封之训······饰中岳之绝轨，营奉高之旧墟”。这些都是在以洛阳居中的地理条件下才可能拥有的地理空间及象征意义，在这里均被无条件地移置到了建康。所以张率的《舞马赋》借吐谷浑献舞马，将洛阳移置到建康，描绘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宾服朝贡的天下图景。

第二，作为游宴应制文学创作的具体场所，建康对两汉魏晋二京皇家园林及宫殿名的沿袭、移置，从而造成建康类同二京的景观地理空间，规约了作家的地理空间感及空间叙事，使得游宴应制诗大都表现出移置二京标志性地理景观的特色。建康宫殿布局沿用魏晋洛阳的旧制，华林园与乐游苑的命名及功用，均与汉魏西晋二京“故事”有关，这两大园林的建设及其中亭台楼阁的命名大都来自于对汉魏西晋二京的移置。东晋南朝的华林园，原是东吴的旧宫苑，东晋南渡后，直到东晋孝武帝才更立宫馆，此后宋、齐、梁、陈又不断修建。华林园中建造的池台楼阁，其中一些成为了华林园的著名地标建筑，如天渊池、景阳山、华光殿等。洛阳的华林园始建于何时，有不同的看法。不管华林园起自何时，均可看出建康华林园在名称上沿袭了洛阳旧名。建康华林园的功能有二：一是作为君臣游宴的场所，二是听讼的地方。梁陆云公在《御讲般若经序》中言：“华林园者，盖江左以来，后庭游宴之所也。自晋迄齐，年将二百，世属威夷，主多奢替（僭），舞堂钟肆，等阿房之旧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由此可见，华林园作为“江左以来，后庭游宴之所”的奢靡程度。顾祖禹言建康之华林园“中有天渊池，盖彷洛阳旧制。自晋以后，每临华林园听讼，为六朝故事”。华林园中重要的地标性景观，也来自于对洛阳华林园的移置，如天渊（天渊池）、景阳山、华光殿等。与华林园一样，乐游苑的名称也是沿袭西汉。《三辅黄图》：“乐游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春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乐游苑，在覆舟山南。晋之芍药园也。义熙中即其地筑垒以拒卢循，因名药园垒。宋元嘉中辟为北苑，更造楼观于山后，改名乐游苑，往往禊饮于此。”除了华林园及乐游苑涉及的宫殿观阁等名称外，还有上林苑以及上林苑中的地标景观昆明池及储胥观，此外还有建章宫及朝阳殿等。《景定建康志》载杨虞部诗曰：“秦甸荒凉汉苑深，当时白虎毙千金。江南地窄分茅少，也学中原有上林。”“也学中原有上林”，可以看作对建康宫苑及其中景观名移置二京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

据笔者统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录华林园游宴应制的作家十六人，诗二十三首、赋三篇、颂一篇、序一篇；涉及乐游苑的作家十人，诗十五首、序一篇。游宴应制场所，是作家创作所涉及的具体而微的地理空间。这些移置了二京名称的苑囿宫殿，规定制约了这些游宴应制诗文移置二京地名。如谢朓的《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九章，是华林园天渊池游宴诗，其七云：“初莺命晓，朝霞开夜。饰陛道源，回伊流灞。极望天渊，曲阻亭榭。闲馆岩敞，长廊水架。”诗中写到伊水、灞水及华林园中的天渊，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建康华林园及其附近是否移置了伊水与灞水，但是伊、灞在诗中同时出现，与华林园及天渊池名一起，给阅读者带来了二京地理空间的感受，则是非常明显的。再如涉及华林园中景阳山、景阳楼的游宴诗中有柳恽的《从武帝登景阳楼诗》，逯钦立引《南史》曰：“武帝与宴，必诏恽赋诗。尝和帝《登景阳楼篇》，深见赏美，当时咸共称传。”其诗曰：“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这应是在建康城内东北华林园中的景阳楼上南北远眺写下的诗作。太液在北邸建章宫，长杨宫则属南第。因诗中用了“太液”及“长杨宫”这类二京著名的池苑宫殿名，使诗作似写长安，而非建康。与“乐游苑”南北相望的是上林苑，丘迟《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上林弘敞，离宫非一。”沈约《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上林叶下，沧池水寒。”虽然两首诗中均有“九日侍宴”，加上作者信息，为读者预设了建康的阅读地理空间，但二诗中均出现了“上林”，又与“乐游苑”一起使人仿佛置身长安上林苑中。又如萧绎《春别应令四首》其一：“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昆明池作为上林苑中的地标，使得该诗似也在写上林苑景。

此外，建康都城两大游宴应制场所还规约了游宴应制诗的空间叙事。所谓空间叙事，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地名不是偶尔出现的，而是一种系列运用，即作者在作品中通过地名的运用，构成一定的地理空间，而且地理空间受到文学叙事具体场景与政治伦理的规约。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文选》卷四六，第645页）此次“禊饮于乐游苑”，这一游宴应制场所决定了颜延之以长安乐游苑及相关地名移置到建康乐游苑的空间叙事策略。再如沈约《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文选》卷二〇有录。天监四年，萧衍大举北伐，五年夏五月，大军北伐不利，萧衍派吕僧珍率羽林劲勇出兵助攻梁城。吕僧珍是梁朝的开国功臣，出兵前梁武帝在乐游苑为之饯行，并命沈约作诗以赠，可以想见梁武帝对吕僧珍的倚重。弄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再来看看这首《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丹浦非乐战，负重切君临。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尧心。愍兹区宇内，鱼鸟失飞沉。推毂二崤岨，扬旆九河阴。超乘尽三属，选士皆百金。戎车出细柳，饯席樽上林。命师诛后服，授律缓前禽。函方解带，峣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浔。将陪告成礼，待此未抽簪。（《文选》卷二〇，第291—292页）

此诗出现了较多的北方地名，诗中“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浔”二句，何焯评点曰：“地理不必可寻，齐梁诗皆然，妄生穿凿则谬矣。”一方面指出这两句诗地理解释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又说地理不必深究。对于这种现象到底该如何看待？此诗的注解，李善注只是解释了篇中一些语词与地名，有些地方与典故有关，如前四句；有些只是指出了语词的来源，并不是用典，以至读完后，沈约在建康乐游苑送吕僧珍北伐的信息丝毫不见。对于诗中一系列的地名李善注并不明确，因为这一系列的地名，只涉及语词的来源，构建不了一个完整的富有象征性的地理空间让我们明白沈约这首饯行诗的叙事逻辑。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推置于饯别的场所——乐游苑，这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建康的乐游苑被长安的乐游苑移置替代，并以长安和洛阳为起讫地点，以其间的地名组成地理空间，如以皇帝二崤推毂表示对派遣吕僧珍出征的极度信任和倚重，以“扬旆九河”代指此次北伐的最后取胜，以长安上林苑中的细柳喻吕僧珍军的出发地，以函谷关、轩辕关、峣关与武关代指经过的重重关隘，最后以芒山和伊水代指吕僧珍军所到的目的地。可以说，沈约在此诗中建构了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叙事空间。

第三，直接以长安、洛阳二京地名来指称都城建康的地名的移置。东晋南朝人们将建康与洛阳作了山川地理形势上的比附，构建了相似的山川地理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建康景似洛阳的地理感受，使得以建康为中心的离别、送别或归来的诗，以及在建康附近其他游宴场所创作的唱和应制诗，也经常出现移置二京地名的现象。《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新亭对泣”的故事，周云“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这是最早将洛阳与建康比附的文学表达。萧齐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言：“出建阳门，望钟山之与覆州，似上东门首阳之与北邙也。”而梁萧绎的《丹阳尹传序》言之更详，萧绎从东晋南渡、二京失守说起，言五马南渡至江南立都，是上应天文、下应地理。从地理角度看，建康可以说是洛阳的翻版：“东以赤山为成皋，南以长淮为伊洛，北以钟山为华阜，西以大江为黄河。”建康东面的赤山就像洛阳东面的成皋，南面的秦淮河就如洛阳南面的伊水与洛河，西面的长江就像洛阳西面的黄河，北面的钟山就如洛阳北面的邙山。经过地理论证之后，序中言“既变淮海为神州，亦即丹阳为京尹”，《禹贡》云“淮海惟扬州”，“既变淮海为神州”，即把扬州看作中原地区，那么丹阳尹也就成为了“京尹”。所以，下文又说“忝莅京河”，所谓京河，也是指河南洛阳的所在地。在此，萧绎直接把建康当洛阳了。因而，除了华林园与乐游苑两大游宴场所的应制诗外，在其他一些游宴场所如钟山等创作的以建康为中心的离别、送别诗以及即将还建康的诗作中，在表现回望建康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应用了二京地名来替代，在这些诗中建康就是洛阳或长安，如［表１］：

上列二十一首诗作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洛阳地名单出的有十一例，长安、洛阳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的有七例，长安单出的有三例，显然以洛阳为主，长安为辅。二是在这些诗句中，作为地名出现的二京，具有地理指向，但是像谢朓“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这样具有典故背景的诗句并不多。三是将长安、洛阳同时移置到建康的诗有七首，诗中将二京同时移置到建康，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看似混乱的移置方式，只能看作是建康城内移置了二京标志性景观所致，如乐游苑和华林园就是突出代表。四是有六例出现指向二京的标志性景观名如储胥观、昆明池，或山川名如伊水、灞水。以上二十一首，从标题上看，均是与建康有关的诗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中的长安与洛阳就是建康，南朝诗歌中将长安与洛阳移置到建康已成为一种惯例，为时人所认可并成为人人皆晓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谢朓那首著名的诗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开头两句“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历来解释这两句都是简单地将其视作用典，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联系表中诗作，可以说谢朓在用典的同时也运用了时人惯用的话语模式，即移置二京地名。同时标题有“还望京邑”，很明显是用“京邑”这种共名泛称代指京城建康。“京邑”是东晋南朝用来代指建康的常用名，在东晋之前，就是二京的专指，而此诗用来代指建康，与此诗开头两句相较，其所达到的移置二京地名的功效是一样的。

借二京地名来代指建康的还有梁陈文人自创乐府《长安道》与《洛阳道》。据《乐府诗集·汉横吹曲》载《乐府解题》，李延年所造的汉横吹曲二十八曲，魏晋以来，只传十曲，后又有《长安道》《洛阳道》等八曲，合十八曲。从《乐府诗集》著录的“《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等八曲歌辞的作者来看，应是由南朝人始创的。《乐府诗集》共著录南朝十二位诗人所作的《洛阳道》十八首，南朝十位诗人所作的《长安道》十首，共二十八首诗作。梁陈建康城内有无“长安道”与“洛阳道”，我们已无法考证，但综合以下四点来看，此长安道与洛阳道上的风景与世情应是梁陈建康城内可以具有的：其一，从意象上看，《洛阳道》中较多的意象是大道、青槐绿柳、佳丽、金门、桐井、徼道、铜钩绿柳、驰道、陵霄阙、铜驼、濯龙殿、河桥、莫愁、苍龙阙、凤皇台、双阙、横桥、紫陌等；《长安道》意象较多的是长乐宫、复道、宜春殿、绿柳、槐路、长楸道、小平津等。这些意象与地名都是西汉长安城与东汉魏晋洛阳城中常有的景色，大部分也是可考的建康代表性的都城建置与景观。从诗中出现的苍龙阙、双阙意象看，应是在梁武帝天监七年于建康城内起神龙与仁虎双阙之后，所以，《长安道》与《洛阳道》二十八首诗，全部为梁陈人所作，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二，我们可以将《长安道》《洛阳道》与谢朓的《入朝曲》进行比较，来看标题上以二京代指建康的地名移置现象。《入朝曲》是谢朓《隋王鼓吹曲十首》中的一首，《文选》题为《鼓吹曲一首》，李善注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文选》卷二八，第405页）《入朝曲》就是三首颂藩德诗作之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渌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文选》卷二八，第405页）

开篇两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点明诗作的地点即建康。接下来“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四句，写建康皇宫附近的景色，道路逶迤，绿水朱楼，连绵不断。高楼在驰道两旁矗立，垂杨掩荫着皇宫的河道。晋崔豹《古今注·都邑》：“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陷之。故曰羊沟也。”据此认为谢此四句描写的是长安的景色，也并不为错，但是这四句写的却是金陵，诗中的景色也为建康所有，《六朝事迹编类》载：“宋孝武作驰道，自阊阖北出承明抵真（玄）武湖十余里，为调马之所也。”又引《地志》云：“朱雀门孔对吴都城宣阳门，相去六里为御道，夹御沟植柳。自朱雀门南渡出国门。”谢朓没有去过长安，那么只能说谢朓描写的金陵景色确实与文献上记载的长安相似，这是导致金陵与长安景色区分度不明显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谢朓的这首《入朝曲》与梁武帝及陈后主的《洛阳道》。梁武帝《洛阳道》开头两句“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明显地沿袭了谢朓的诗句。陈后主的《洛阳道五首》其五对“洛阳”的描写是：“青槐夹驰道，御水映铜沟。远望陵霄阙，遥看井干楼。”也是青槐驰道，御水铜沟，陵霄殿与井干楼，远望近看，都是二京著名的楼阁景观，与谢朓一样突出的是自然与人文特色。但是谢朓诗接下来的“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两句，是写隋王入朝时行用的乐歌，凝笳与叠鼓都是军乐，与《鼓吹曲》相合。最后两句写朝后上表以诉衷情，表达建立功名的渴望。其中“献纳云台表”之“云台”，用了东汉明帝将中兴功臣二十八人图画于洛阳南宫的云台之上的典故。《入朝曲》和《长安道》《洛阳道》三首突出了京城建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只是谢诗中的人物是隋王及随其入京的将士，而《长安道》与《洛阳道》中的人物则属于概念化的如佳丽、采桑女、游侠儿等，或多用典故如潘安与卫玠。这些概念化的人物足以凸显当时建康的都市气息，再加上建康景观的代入，诗中所表现的建康特点还是宛然可见的。三是，我们再从沈约的拟乐府《长安有狭斜行》来看，在时人惯用的长安地名外却出现了少有的“金陵”：“青槐金陵陌，丹贵游士。方骖万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阳不足称，临淄孰能拟。”这里将“金陵陌”改为“长安道”，似乎才与诗题“长安有狭斜行”一致，但是这种“错用”正可看出长安与金陵的互通。在诗人的笔下，长安即金陵，金陵即长安。虽然南朝拟乐府中的一些诗，因受到汉魏歌辞的制约而不能断其篇中二京地名是否为实指，但一些篇中二京地名的运用及其所表现的景色与情感，实与《洛阳道》《长安道》中描写的风景人情无异。如有的运用二京地名的诗句“仿佛洛阳道，道远难别识”“所思暧何在？洛阳南陌头”“崤函惟帝宅，宛雒壮皇居”等，它们所描写的景色与表达的感情，与《洛阳道》及《长安道》并无二致。因此可以说，二十八首《长安道》与《洛阳道》以及一些拟乐府，标题与诗句中出现的二京地名，从地名移置的角度来看，其实所指就是建康，只不过以“长安”与“洛阳”作为标题罢了。

三 从“二京地名”移置看东晋南朝文学中的南北地理观

东晋南朝文学中移置二京地名的现象，反映了东晋南朝文学的南北地理观尚未走出传统的政治伦理，即以中原为中心的融地理、文化与民族为一体的地理观，以及这一地理观所蕴含的“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政权正统性的地理自证。都邑、都城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文明与形象的重要表征，在人类早期国家形成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尚书》《逸周书》《史记·周本纪》等，都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洛邑的构想，周公、召公在武王去世后积极营建洛邑，以及成王在洛邑告成之后大会诸侯于成周的过程。清华简《保训》把成王营定洛邑看作是对周文王“寻中”思想的实践。而这一思想又来源于商代上甲微“追中”及虞舜时代“求中”的历史记忆，至周公土圭测影定中，则标志着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形成。西汉继秦之后，刘邦以“地险”择都长安，“地险”与“文德”成为后世评价二京的两个重要维度。《汉书》记载了翼奉迁都洛阳的建议，直到光武革命，才定鼎洛阳。经过东汉前期三朝的努力，洛阳已成为集民族、文化和地理于一体的都城，标志着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在东汉的真正确立。东汉定鼎洛阳，是上承周公土圭测影定洛阳为“土中”的政治实践，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正统性的自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包含着丰富的地理、文化与政治内涵，《周礼·地官·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这里有对“地中”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综合认知。首先，从天文上说，尧舜三代不断地寻中、求中、定中，这种对“地中”的追求，居于首位的心理诉求是天文中心，在空间上将天上的“北辰”与地上的“地中”进行天地对接，从而完成“地中”所享有的“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政权神圣空间的建构，用君权神授及对天的信仰来论证人间政权居中的正统性；其次，从人事上看，“地中”的观念达成了如周公所言“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人文与地理的和谐关系。因而，在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北方中原为尧舜三代择居而都之地，是华夏礼乐文明诞生之地。地理、文化与民族三位一体的王朝政权的王者之境，演化为东晋南北朝正统性自证的三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而其中的地理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是华夏族政权正统性自证的关键要素。

东晋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华夏政权第一次被迫南迁，地理与民族、文化上的错位，给南迁政权带来的阵痛是巨大的。东晋南朝文学中二京地名的移置，恰恰反映了东晋南朝政权对地理与文化错位的弥合，以移置、占有二京地名的方式表现对二京地名所指向的疆域的拥有。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南朝文学中表现出的对北方中原合地理、文化与民族于一体的政权正统性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诚如东晋桓温奏请还都洛阳的疏中所言：“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在南朝，虽然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也受到来自佛教的挑战，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始终没有受到根本动摇，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虽然中古中国来自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但由于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知识背景，最终并没有实现“天崩地裂”的思想史巨变。从南北地理观上说，东晋衣冠南渡后的北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原地理空间的传统认知，他们反而运用这种传统的神圣地理空间，虚幻地实现了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权正统性的地理自证。

南方地理观是与北方中原中心相对而产生的一种地理观。东晋南朝文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中原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对南方地理观的规约。建康，春秋时称金陵，秦始皇改为秣陵，孙吴时名建业，至东晋时改为建康。与北方二京相较，建康在地理上始终处于劣势。建康僻处江南的地理劣势，并没有因东晋南朝北方衣冠南渡而得到扭转。如果左思《魏都赋》中魏国先生所言的“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文选》卷六，第96页），代表了三国时中原曹魏乃至西晋政权对东吴与西蜀的普遍看法；那么，孙权以“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拒绝臣子郊祀的建议，则反映了在政权正统性自证上，处于“地中”的洛阳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并成为南北共识。后来孙皓“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之举，以及出使萧梁的东魏李谐对梁朝的范胥所言“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都可看出从三国迄北朝末期，洛阳“地中”的政权正统性喻指始终没有改变。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思维，如义熙十三年（417）晋安帝在进宋公刘裕爵为王的诏书中称“朕以不德，遭家多难，云雷作《屯》，夷羿窃命，失位京邑，遂播蛮荆”，仍称当时的荆州为“蛮荆”。萧绎在荆州任上所作的《示民吏》言“方令江汉士，变为邹鲁俗”（《萧绎集校注》，上册，第277页），可见在萧绎看来，“江汉”与“邹鲁”有着风俗的差异，荆州是属于需要教化的地方。东晋南朝在郊祀、明堂、封禅等国家祭祀礼仪的建设上，也有类似孙权的看法。《宋书·礼志三》载：“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议明堂之制，吏部郎王忱云：“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后修之。”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刘义恭表奏孝武帝封禅泰山，孝武帝以“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礼祇谒神，朕将试哉”拒之；大明四年（460）有司上《封神仪注》，孝武帝又云“今文轨未一，可停此奏”。以上刁协、杜夷、王忱、宋孝武帝所言，从地理角度看，是建康失中不宜举行郊祀、建明堂、行封禅的含蓄表达，与孙权“郊祀当于土中”的观点大体一致。梁武帝天监初，“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则反映了梁武帝建设以建康为中心的都城来证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意向。许懋以封禅非正经所载，奏议梁武帝不宜封禅国山。许懋的观点应出自西晋袁准，《太平御览》载袁准议封禅事云：

封禅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之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后秦一主，汉二君，修封禅之事，其制为“封土方丈余，崇于太山之上”，皆不见于经，秦汉之事，未可专。管仲云禹禅会稽，告天则同，祭地不得异也。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太平御览》卷五三六《礼仪部一五·封禅》，第３册，第2434页）

袁准认为正经《周官》只有天子祭天大礼的记载，秦汉封禅礼仪，皆不见于正经。对“禹禅会稽”，袁准认为是不可能的。其一，“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其二，“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即出于对洛阳及嵩山处于地中地位的维护。而许懋之言，也是据正经不载封禅之礼为前提，既然封禅泰山非正经所载，封禅国山更是无稽之谈，其中体现的是依据儒家正典以行事的正统观念。在议封禅事上，许懋继承了袁准宜在“地中”洛阳及嵩山进行封禅的观点。

由此，我们反观建康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二京化现象，就不是简单地从王权礼仪制度层面的承继所能解释清楚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建康城中移置的前朝二京建筑景观名，决不只是文中提到的几处。萧绎《玄览赋》云：“详夫皇王爰处，本无定所；尧都平阳，舜在冀方，玄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黄旗紫盖，域中为大。天地之所合，风雨之所会。荫美气之葱葱，浮卿云之霭霭。耸梁山而成阙，萦长淮而似带。昔者甘泉、晖章，平乐、未央，凌霄、飞雨，麒麟、凤凰，九华、仁寿，百福、明光，玉阶紫闱，雕柱锦墙，木兰为栋，文杏为梁。温台冬燠，秋窗夏凉。甲乙之帐，庚辛之方。未有祇园之右，齐之仁寿，用拟舟航，长为称首。日殿月宫，金池珠丛；七重迢递，千柱玲珑。虹桥左跨，雁苑南通。紫绀之堂临水，青莲之台带风。”（《萧绎集校注》，上册，第68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宫殿苑囿的状况，说明梁朝建康城内除了佛寺等景观外，宫殿基本上袭用两汉魏晋的旧名。置身在这些与二京基本相同的景观场所中，不能不使人产生“青山表里，景似洛阳”的感受。近来学界对中国中古都城的研究，都极其关注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规划与建设，并与北魏洛阳相比较，认为“东晋南朝在继承汉魏晋洛阳宫殿名称、形态、位置的同时，依据《周礼》等儒家经典对宫殿区的建筑群大兴修缮，创造出了足以与华北宫殿相媲美的古典的、华丽的都城。这一意图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梁武帝改造建康的指向，即与北魏孝文帝的洛阳城相对抗”，“南北对峙的这两座城，是南北朝政权为了追求唯一存在的正统性，试图营造出超越对方的宫殿而煞费苦心的结果”，将东晋南朝建康城的二京化看作是南北政权对峙而相互争正统的表现。而这背后透露出的正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正统心理，反映了东晋南朝仍未走出建康地理失中的地理观。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更能反映出生活与社会的本质。就本文所归纳的东晋南朝文学中二京地名的两种运用方式，其实均与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来源和历史记忆密切相关。首先，从实用二京地名来看，这类运用方式主要表现在与收复中原的北伐相关的诗文尤其是诏书及章表奏记等政治文书之中，这固然与东晋南朝人思念北方故土的家国情怀有关，但也与所要收复的中原乃正统之所在的地理观念有关。其次，从移置二京地名来看，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长安道》与《洛阳道》应该创作于梁武帝天监七年起神龙与仁虎二阙之后。天监七年前后，正是梁武帝大建建康城之时，也是建康城进入发展繁荣的时期。梁武帝一方面以建康为中心加强都城王权礼制的建设，另一方面梁代又自创以二京直接命名的乐府《长安道》与《洛阳道》。诸诗中流溢出的建康的生活气息与建康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礼制建筑，恰反映了这种书写背后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南朝梁陈人并不忌讳在笔下书写长安、洛阳，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向北人展示以二京为主的北方中原地区原本是南渡汉族政权所有，不会因为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而放弃，甚至用“长安道”“洛阳道”之名自创乐府，就是想借音乐的力量使之流布。胡阿祥在谈到三国东晋南朝正统问题时说：“以三国论，曹魏拥有地理的正统，蜀汉拥有文化的正统，孙吴则依附于蜀汉的正统；由此，蜀汉、孙吴通过大量的遥领、虚封，以求弥补地理正统的缺陷，而曹魏之不乏遥领、虚封，则意在显示统一天下的志向与对蜀汉、孙吴政权的否定。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正统问题与胡汉之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牵扯在了一起，于是显得更为关键。以东晋南朝论，正是出于弥补失去的地理正统的考虑，才广泛设置侨州郡县，而遥领与虚封，同样具有表明规复失地之决心或者自慰正统地位的作用。”胡先生虽然说的是东晋南朝遥领、虚封、侨州郡县背后南北争统的政治内涵，但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建设上移置前代二京苑囿宫殿名的现象。南朝虽然建立起以建康为中心的都城，但实际上仍然通过地名的占有来表现对现实中失去其地的政治权力的拥有。可以说，建立富有二京特色的建康城，反映了南朝统治者通过地名移置进行文化自证，再造集民族、地理、文化于一体的正统政权。隋灭陈后，隋文帝“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隋文帝对建康采取的措施，正是由于建康“城邑宫室”有过多的二京地名色彩。隋文帝此举已不同于“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气，埋金镇之，号曰‘金陵’”，也不同于秦始皇因“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因改名‘秣陵’”，而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这座南方都城的二京记忆。可以说，东晋南朝文学中运用二京地名的两种主要方式都反映了东晋南朝未能忘怀中原失地，其中移置二京地名尤能见出东晋南朝尚未走出以洛阳为“地中”的南北地理观念。

作者：王德华

来源：《文学遗产》2023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黎淑琪

校对：计梦菲

审订：杨 琪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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