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孙文创立兴中会及提出“合众”政府概念

国体转型与近代中国

第二卷

中国的共和运动及中华民国

居原氏 著

第 一

第八章

辛亥革命及帝制的倾覆

一、孙文和革命者联盟的形成

1、1894年：孙文创立兴中会及提出“合众政府”概念

1894年：孙文创立兴中会及提出“合众”政府概念

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逻辑

在中国近五千年历史中，可称作革命的事件，实际并不多。

黄帝统一游牧和农耕的炎黄两部落并确立了农耕社会形态，算是一次革命；

尧禅让君位于舜，并由舜（禹）定九州、行九卿体制，建立王制国体，也算一次；

西周的分封制度和礼乐秩序的建立，使王制国体走向完善，可看作是第三次社会革命。

而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革命是由秦始皇完成的，其中皇权继承制度、反封建的郡县制、九卿六部制、刑讼制度、文字制度、度量衡制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约2132年大一统历史的帝制制度基础。

此后的改朝换代、皇权兴衰，尽管充满着悲欢离合、战争和动乱，但旧朝代的覆亡和新朝代的兴起，都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那么，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能不能称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呢？

近代以来的革丨命丨者，都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将自己所信奉和实践的社会变革运动看作是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这两方的认识看起来是没有异议的。

因为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创建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来自于辛亥革命所倡导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变革原则。

但最近的一些学者却对革命者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因为辛丨亥丨革丨命的重要性看起来并没有那样重要，除了推翻满清帝制、以共和名义公布了一个临时约法、任命了一个总统、剪掉辫子、解除缠足外，在截至袁世凯复辟之前的那段“共和”政治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或者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

费正清们对此分析道：

中国社会在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按：维新派）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生活。

如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不难明白费正清所说的维新派、反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确在1900－1913年间共存于一个世界里，且1898年前维新派（洋务运动）和反维新派（恪守祖宗之法）之间的争执，恰恰如同1900 年后维新派（君主立宪）和革命派（共和革命）之间的争执，都是水火不容且没有谁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同样的分歧在1913年后，也依然存在。当改良主义已经退出政治视野后，革命者之间又产生了左丨派和右丨派之间的纷争，且更加水火不容；

当革命左派成功地在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这一魔咒般的纷争并没有停息下来，非但未停下来，甚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将 1915－1919 年间的文化丨革命，换个舞台背景又革丨命了一番。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只要这个逻辑仍然存在，社会就难得安静，革命也意味着还没有完成。

二、孙文创立的兴中会

尽管孙文是第一位职业革命家，但他并不是唯一具有革丨命丨思想的人。孙文的主要才能和作用是将各种革命力量撮合在一起。

而这些革命性力量在孙文还年轻的时候（1894 年以前），就已经分散在中国的各个阶层和这些阶层活动所达的广泛地区：中国本土、东南亚、美洲、日本和欧洲。

到19世纪末时，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至少达到500万人的规模，而被外国代理人和航运公司用欺骗、暴力手段贩卖或以契约输出到北美、南美、东南亚、南非欧洲殖民地的华人劳工超过200万人。

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华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会、学校和秘密会社。

而在美洲的劳工华人则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等地建立了华人的社区（唐人街）。

由于常常受到侨居国的歧视政策之害而又不能得到本国政府的援助，华侨中的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革命者很容易获得华侨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

因此，孙文能轻易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穿梭以寻求华人对革命的支持，而革命早期那些失败的起义所需要的经费也主要由华侨和华侨社团提供。

相较东南亚来说，日本的华侨为数不多，这可能与甲午战争引起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广泛抵触情绪有关。

但也正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突显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得社会变革成功的革命性意义，在变法思潮影响下，特别是1898年康梁逃亡日本，并主要由梁启超发表的大量阐述变丨法与新民思想的文章，吸引了国内优秀青年的注意力，一时之间，日本成了中国留学生的积聚地。

在这些留学生中，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感，点燃了革命的思想火焰,为这一火焰助燃的是1904年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

当日本战胜俄国时，留学生们对日本胜利的赞赏和对清政府的无能、民族的耻辱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便利用各种自办的刊物展开了对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猛烈攻击。

陈天华写于1903年的《警世钟》就代表着这种愤懑的情绪。

他用白话文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陈天华的《警世钟》充满着革命和尚武精神。

这种精神在那一代留日学生中是至为浓烈的。

尽管在早期的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可能没有这种浓烈的火药味，但革命意识应是觉醒了。

这种强烈的反帝情绪，使清政府看到了利用的价值，即可以将国内对满清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

因此，便通过创办武备学堂和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去日本接受军事训练，来缓解青年学生的反满意识。

这种反满意识，在通商口岸特别是沿海城市或地区，往往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情感交织在一起，除非清政府能够强有力地展示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心或行动，否则，在汉人眼中，满清和外国列强都属于外来的敌人，都是发泄不满的对象。

而此时的城市民众，主张国家权利及民族权利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发泄，而是由亡国危机激发出来的保护家国的战斗精神。

或许我们还可以看到，存留在广州人身上的秦汉遗风，此时表现为对列强经济控制、对满清与列强合作的不妥协反对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广东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摇篮。

广东是一个具有反满传统的地区。

清兵入关后曾在广州遭到过顽强的抵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以反满为自己的重要目标。

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孙文，因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叔叔常给他讲太平军的故事，洪秀全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对太平军故事的演义曾使孙文认为，如果没有英国人的反对，洪秀全定能推翻清王朝。

孙文（生于1866年）7岁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3岁时到在檀香山的大哥孙眉那里，接受了3年英语教育。这期间，孙文接受了基督教思想，也对檀香山人争取夏威夷独立运动印象深刻。

孙眉因担心孙文的基督教倾向而送其回国。回乡后，这个16岁少年很快便蛊惑了朋友陆皓东，两人按照基督教对中国俗礼的排斥原则，也可能是师法洪秀全，将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一说先师牌位）砸毁，为本村望族所不容，无奈之下大哥只有安排他到香港读书。

1884年在香港受洗参加公理会，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屋、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于西医书院，欲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而被迫离开澳门。

按孙文自述，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尽管孙文别号孙大炮，是说其言谈有蛊惑力且常爱说得天花乱坠，但他说19岁时立志推翻清廷，是可信的，因求学经历和反满英雄情结，肯定使他与朋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在一起时，“鼓吹革丨命……大放厥辞，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这几个年轻革丨命丨者，曾于1893年冬与郑士良、陆皓东、尤列等8人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策划组建兴中会，因人数少而未成组织。之后，于 1894 年写了一个社会改革的万言建议书，与陆皓东一起投书李鸿章。但李鸿章未予理睬，孙文因此怏怏不快。

三、孙文提出“合众政府”概念

此次投书遇挫⑩，促使孙文决计革命，便往檀香山联络了几位老朋友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结会目标。

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

1895年2月孙文返回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3月，清政府甲午战败求和，民情激愤，兴中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图谋袭取广州作为反满根据地，遂在广州召集会员讨论起义计划，并设“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机关，以三元里团防、城内外防营、水师官兵及北江、西江、汕头、香山、顺德一带的会党（三合会、哥老会）、绿林、游勇等为基础组织起义力量。

后因缺乏经验、涉事不密，起义未战而败。陆皓东为保护会员名册只身犯险往广州城内机关，不幸被捕就义。孙文等逃往日本，孙文并剪辫留须，化名“中山樵”。

此后16年孙文碾转于日本、欧洲、美国、安南及新加坡等地，再未踏上祖国的土地，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再次踏上国土。

而在截至1910年2月（正月）的15年间，以孙文为主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1900年在惠州、1906－1908年间在萍浏醴、潮州黄冈、惠州、钦廉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1910 年在广州横枝冈、1911 年在广州黄花岗等又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均未成功。

但这些起义以及为起义而做的准备，使革命党人蜚声海内外，一批优秀的革命党人成长起来，尤其是郑士良、黄兴、黄明堂、朱执信、陈其美等人，是众多武装起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受其影响的武汉新军及其相关的革命党人蒋翎武、孙武、刘公、熊秉坤、蔡济民、刘复基、张振武等，则直接发动和领导了辛亥武昌起义。

当孙文等人1895年在广州筹谋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康有为正在北京激情昂扬地率领着举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本来尚可平静的晚清社会，就这样被两个广东人奇妙地同时搅和起来，从此陷于社会革丨命与社会改良的躁动不安之中。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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