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新良：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

萨尔浒之战是明清之际一场重要的战争，对于当时的辽东形势以致后来长时期的明金(清)对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不少史家皆对之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其中的朝鲜参战却未予充分注意，致使有关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一

十四世纪末李氏朝鲜政权建立之后，即和明朝政权保持着宗主、藩属关系。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使节频繁往来，络绎不绝。尤其是朝鲜壬辰倭乱期间，明朝政权出兵援朝抗倭，使得两国关系十分密切。李氏朝鲜政权一有机会就向明朝政府表示自己的“事大之诚”,而明朝政府也将朝鲜视为藩属中的模范。然而，就在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之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并于统一女真各部之后与明朝政府公开决裂，于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李朝光海君八年)建立后金，两年之后，又向明朝边关重镇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处发动突然袭击。为了维护明朝政权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明朝政府任命杨镐为兵部左侍郎，经略蓟辽军务，先后抽调数万名将士出关，在此同时，还向与后金只有一江之隔的藩属朝鲜征兵，计划对后金大张挞伐。而在此时，为了避免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后金政权也于抚顺之役前后分别派遣使者对朝鲜进行威胁恫吓，“语意极其狂悖”,声称：“朝鲜则与我朝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支兵马，发送攻击。朝鲜与我将无嫌怨，谨守封疆， 勿使动兵”。这样，如何对待中国境内明金两个政权以及是否应征出兵、越境作战等问题便摆到了李氏朝鲜政权的面前。

基于长期以来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对壬辰倭乱期间明朝出兵援朝抗倭有着深深的感恩思想，李氏朝鲜统治集团的感情和立场都站在明朝一边。但是，面对居于卧榻之侧的强大的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如果应征出兵会不会引火烧身，危及本政权的存在，李朝君臣也不能不严肃地加以考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对待明朝征兵问题上，李朝政权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抚顺之役刚过半个来月，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即咨告朝鲜：“奴酋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贵国申严提备，整练兵马，俟剿奴之日，合兵征剿。”而后，明朝总督蓟辽经略汪可受亦咨知朝鲜国王，要求朝鲜出兵四万，独当一面，与各路明军进攻后金。对于明朝辽东官员的这些要求，朝鲜国王光海君当即表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必能一举剿灭，此回咨中恐不可轻议征剿，更加商量，务出万全。”并要求回咨中“善措添入以送。”这样，按照光海君的指示精神，李朝政权分别就是否出兵越境作战、出兵数目、是否独当一面等问题与明朝辽东军政官员进行了反复的交涉。最初，李朝备边司建议，对辽东地方官员的征兵要求婉词加以拒绝。该建议称：“小邦积弱之余，南倭北虏之备，常患不赡，此外调出数千之卒，事极不易。况此虏巢穴密迩我国，天兵征剿之日，其势必当乘虚奔迸于小邦。顾此形势，必也严兵关守，可免隳突之患。今若分兵远赴，则不教之卒无益于应援，而小邦自守之兵尤极削弱，恐贻天朝东顾之忧。既蒙咨会，候敕谕到日，敢不赴援。”光海君当即表示同意并命使明官员前赴辽东申诉：“我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愿老爷深思小邦情事，许令固守藩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光海君还专门拨出“人情”银两，向辽东官员行贿。 同时，又以成化年间调兵合剿李满住曾有皇帝敕书为据，对辽东官员征兵加以推托。然而，继当年闰四月辽东抚院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先后下达征兵檄文之后，是年五月，新任经略杨镐再次檄调朝鲜兵马出境作战，而且还向出使辽东的朝鲜使臣出示了载有“联络北关(叶赫), 鼓舞朝鲜”的万历皇帝的敕书，并对李朝政权的消极态度严加指责。李朝政权再无回旋余地， 方在原则上同意了调兵出境作战的要求。

除就是否调兵出境作战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交涉之外，李朝政权还在出兵数字以及是否独当一面与明朝辽东官员进行了争执。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总督汪可受咨告朝鲜国王，要求出兵数万。咨文中称：“囊者王国一经倭奴之难，本朝即遣十万之师，竭厥岁月，平荡倭氛。深量国王世笃忠贞，与王之克缵丕基也，虽国多故，乌容已其兴数万之师，夹攻奴酋，必剪必克。是 王之报效本朝，而绵国无疆之祚者矣。是非以王之兵力即灭奴酋也，国家数路进讨，或扼其吭， 或断其肘，王从而踬之，蔑不济矣。”收到这一咨文，光海君即表示：“以我国兵力，其果能自当 一面入攻强虏乎，中朝各衙门必不详我国事势也。今宜具陈，此贼非如建州贼李满住等胡种，以我兵力决难独当一面征讨矣。姑为申饬边将，十分防守，而如不得已，则调送天兵一支，与我国军兵合为声势，共力入讨，则庶有所倚赖皇灵之意。”同时，对于出兵数字，他也表示：“数万之卒，实难调出",欲以数千军队“于义州等处天朝近境之地，以为犄角声援。”为此，光海君致书辽东军政官员， 一方面申述本国“四面受敌，东南防倭，西北防虏，沿边障堡守操不给。自经倭燹之后，兵籍减缩，生聚无几”、“兵力自来脆弱，野战攻城尤非所长，若使独当一面专事挟击，则决非全胜之策。”关于出兵数字，则表示，只能出兵七千。“数万之数固难充备，七千之兵卒 庶可签就。”李朝政权的这些表示当即遭到了明朝辽东地方官员的严厉斥责：“当初边事不急之时，酌定以七千之数。目今奴贼孔炽，方为动天下之兵，大举征剿。尔国当以督府咨会，急拨数万军兵，依期听候，而只以七千，欲为塞责之计。在尔国分义，何敢乃尔!”当年六月，新任经略杨镐到达广宁，接见朝鲜赍咨官、弘文馆校理李珠，决定朝鲜于“七千之外，再调三千。”而后，又致书朝鲜国王：“当今与王约，止预选精兵一万，兼备旬月间粮糗在王之境上，临时拒奴酋东冲，以防逃逸。俟冬月进兵之时，仍以辽镇精锐， 一同前攻，不过二、三百里之遥，数路齐捣， 旬日毕事。”关于具体进兵路线，则要求其于“正月、二月，五路征剿时，自婆猪江进兵。”同时，还令其报送统兵将官姓名。军令如山，朝鲜方面无法再行争执。而且，杨镐所定出兵数字已较前任总督汪可受所定出兵数字大大减少，再行争执，只会引起明朝政府恶感。因而，李朝方面除对经略杨镐未就朝鲜出兵是否独当一面公开表态而再度申述：“若天兵与我国兵协力入讨则可也，若使独当则决难遵”之外，其他要求，概表同意。当年七月，李朝政权将“所有选过兵丁名数，将领偏裨姓名，水陆要冲，图画近酋地理形势等项”逐一开列，报送明朝经略杨镐。 计开：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 金景瑞、中军官虞侯安汝讷、分领偏裨防御史文希圣、左助防将金应河、右助防将李一元等，选出兵丁炮手三千五百名、射手六千五百名，总计一万名。后来，明朝经略杨镐又对五路出师计 划也加以改动，将北关叶赫一路附于左侧北路马林，将朝鲜军队附于右侧南路刘延，完全满足了朝鲜方面不“独当一面”的要求。其间是否有着光海君的“人情”银子发挥作用，因为史无明文，也就无法推知了。

二

在明朝政府的逼迫下，李氏朝鲜政权虽然最后决定出兵协同进剿后金，并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都元帅姜弘立率领下，朝鲜左、中、右三营军队一万三千人渡过鸭绿江，踏上征途。但是，由于是被迫出兵，朝鲜方面不只战前准备严重不足，士气低下，而且出于长期以来对努尔哈赤的畏惧，对于此次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李朝君臣也深表怀疑。因此，为了避免全师覆没，就在出师前后，李朝君臣即背着明朝政府与后金政权进行秘密接触，以求得到后金政权的谅解，从而导致了东路战争的失败。

首先是战前准备严重不足。万历四十六年冬，战争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各路明军先后集结沈阳、铁岭等近边地带。而在此时，朝鲜军队则刚刚招募完毕。朝鲜兵农合一，以未加训练之士卒投入战斗，岂非驱羔羊入狼群?与此同时，各种军器也质量甚差，据随军幕僚李民窦所见： “甲胄则不坚不密，重且翻語；弓矢刀枪则歪弱钝弊，不堪射击；炮铳则四、五放，多有毁裂者。 其他诸具，皆非著实可用之物。”再则，军装单薄，饷运不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年十月，据都元帅姜弘立报告：“南西之军，衣裳单薄。南方之卒，不耐寒苦，即今初冬，已有冻皴之患”,“今此西征将士，官给装束之资，亦甚凉薄。而过京犒慰之日，不给一尺绵布，只馈一器单醪，其何以慰悦军情而得其死力乎?”至于粮食，虽然指令户曹调拨一万二千石，但因“舟楫不具，粮运甚难”,除于渡江之日，各发十日行粮之外，而后半月期间，运至军营粮食仅有数十石，以致出征朝军或乞借于明军，或掳掠于附近村落。兼之以出征之时，天降大雪，天气奇寒，出征朝军饥寒交迫，冻死饿毙者相望于途。尽管如此，李朝君臣仍然认为，不论就全局，或是就东路，征剿后金的主力都是明朝军队，朝鲜出兵，不过是充当配角，跑跑龙套而已，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在朝鲜军队渡江之后，都元帅姜弘立去拜会明军东路提督刘纸时才发现，该路明军虽然号称三万，然而实际上连同刘延亲丁在内，“不过万余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略杨镐和刘延不和，在拨派军队时，还故意少往东路派军，以置刘延于死地。得知这一情况，朝鲜国王光海君始觉事态严重。因而，在姜弘立向其报告杨镐下令将朝鲜军队五千炮手调往西路，已经遵令调出四百名时，他即急令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惟以自立于不败之地为务。”在此同时，他还一方面设法与后金政权秘密接触，通过前至会宁贸易的后金商人告知被迫出兵情况，企图得到后金方面的谅解；另一方面，则“密教帅臣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 先击之。”"根据这些指示，姜弘立不只在行军途中有意使朝鲜军队落后于明军，而且还设法与后金进行秘密接触，取得联系。二月二十九日，东路联军深入后金腹里地区，姜弘立一反以前行军时的消极态度，主动向刘綎建议：“前头道路夷险、虏中情形全不闻知，不可轻进。而六镇藩胡慕恋我国者，多在奴酋麾下。西路大军若入，则藩胡辈可诱以内应。”“头脑简单的东路提督刘綎不知是计，竟然“深以为然"。遂差“标下一人借通事河瑞国、金彦春持谕檄，入送虏中， 使之开谕侦探。”檄文略称：“我有七种火器，汝不可当，须速来降。”两方使者刚刚出发不过 十来里路，即遇后金军队，刘綎所差明使当即逃归，河瑞国、金彦春则藉机进入后金军中，告知后金方面：“往被上国催驱，至此常在阵后，不为接战计，顷战败之后，得以款好。”至此，东路战争将会如何收局，已是不问可知了。

由于光海君和姜弘立与后金政权的接触都是秘密进行，为了不致引起明朝政府和东路明军将领的怀疑，渡江之后，姜弘立仍率朝鲜军队缓缓而行。二十四日，姜弘立率军进至莺儿沟 (今宽甸至桓仁之间)。二十五日，行军五十里至亮马甸。二十六日，行军三十里至榛子头，与刘綎会师。二十七日，行军五十里至拜东葛岭(今桓仁县南与宽甸交界处),而刘綎已率军前行至平顶山。因为朝鲜军队行进迟缓，监军明将乔一琦使其部下前赴朝鲜军营斥责姜弘立：“逗留观望，畏缩太甚。”并拔刀威胁。姜弘立不得已，从各营中抽出六百人看守辎重，其余军队于次日以急行军方式追赶明军。二十八日薄暮时分，至牛毛寨(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与明朝军队连营下寨。二十九日，都元帅姜弘立以“士卒饥馁，运粮未到”,请求留驻一日。三月初一日， 后方运粮始到，仅数十石。于是明军先行，朝鲜军队继发。行四十里，至马家寨扎营。三月初二日，继续行军约二十里，午时到达深河(今桓仁西北),与后金小股部队接火，明军、朝鲜军联合进攻，获胜。因为前运粮米已经吃光，是日，“三军营卒，不食屡日。”经提督刘綎批准，再驻一日待饷。姜弘立令各营掠粮于附近村落，“得其埋谷，以石擂碎，糜粥而食。”“就在东路军队没有目的的缓缓行进之时，努尔哈赤已率八旗劲旅连败西路两支明军，回戈东指。而刘綎、姜弘立于此却全然不觉。当日傍晚，听到东北方向三声炮响，本是后金军队南下信号，他们竟以为西路明军已经进抵赫图阿喇附近所发之信号。因而，三月初四日破晓，仍然由明军在前，朝鲜兵在后，继续行军。然而，行进数十里，到达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喇之南六十余里的富察地方时，突闻三声炮响。远远望去，狂风四起，烟尘障天。姜弘立见状，急率中营驰登左边山冈，同时传令左营扎营于阵前山冈，右营扎营于南面山冈。就在传令之时，明将乔一琦等狼狈逃 至，告称前行明军遇伏，提督刘延以下将士全军覆没。顷刻之间，但见后金数万铁骑分作两翼如同潮水一样涌至，并向立脚未定的朝鲜左右两营发起进攻。两营朝兵被迫反击，炮铳刚放一 次，未及再放，后金军队已冲入阵中，将两营朝鲜兵穿插切割，“瞬息间，两营皆覆。”眼见败局已定，姜弘立即令中营朝军：“倒掩旌旗”,准备投降。恰在此时，后金将领遣使来到营前，要 求速派通事(翻译)进行联络。姜弘立得知后即令通事黄连海出营，告称：“两国自前无怨，今此 入来，迫不得已。”“后金将领即令朝军大将前去面议和好。姜弘立遂令副元帅金景瑞前往。 “酋馈酒馔，初更还营。”当夜，为防朝鲜兵溃逃，后金军队将朝鲜军营密密围住，“巡逻之声， 达夜不止。”次日，朝鲜统帅姜弘立又应召前往满洲军营，面议和好条件，随令旗手下令朝鲜 军队放下武器，并在后金军队挟持下前往赫图阿喇。姜弘立、金景瑞以下将官十余人被长期囚 禁，其余被俘军士，则被分予满洲军队为奴。后来，除约二千七百余人陆续逃回本国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杀害。至于派往西路的四百名朝鲜炮手，除其中七十余人历尽千难万险逃回之外，其 余三百余人也全部阵亡。因为这场战役发生在深河附近，在朝鲜史籍中，普遍称为“深河之役”。

三

由于信息传递迟误，直至萨尔浒战后，后金方面才从会宁商胡、朝鲜通事河瑞国、金彦春以及朝鲜被俘将官姜弘立等人那里得知了朝鲜方面有意求和的确切消息。这一消息，对于今后 一个时期进攻重点定于辽东的后金来说，不啻至宝。因此，萨尔浒之战刚刚结束，后金即对朝 鲜展开一场外交攻势。与此同时，面对萨尔浒之战朝鲜军队全军覆没的现实，为了防止后金藉机入犯朝鲜，李朝政权也加强了与后金方面的接触，从而使得两国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最初，为了确保进军辽沈时不致有后顾之忧，对于与朝鲜修好关系，后金方面不但相当主 动，而且条件不高。萨尔浒战后半个月，后金即释放被俘朝鲜官员会同后金使者小弄耳赍带努 尔哈赤书信前赴朝鲜，要求与朝鲜建立友好关系。在该信中， 一方面对朝鲜因报壬辰倭乱期间 明朝出兵相助之恩而应征出兵表示谅解，同时，敦促朝鲜在后金与明两国之间表明立场。因为 该信是以金国汗名义发出，且有天命年号，如由朝鲜国王复书，即等于承认后金政权，朝鲜方面 无法向宗主国明朝交待；而如不复，又可能招致后金入犯。因而，五月间，朝鲜方面以平安道观 察使朴烨名义复书“建州卫马法”,首先申述前此出兵是因为与明朝“义同父子，不得不从”,同 时表示“自今而后，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一个多月后，后金方面又迅速复书，要求两国 互相遣使，共同盟誓。“书盟约之言以焚之，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子子孙孙，永无争斗之事”, 并提出“贵国之使到此，则与大将盟；我国之使上贵京，则与政丞盟，”同时，还要求回书须有 朝鲜国王御印。虽然这些要求条件并不算高。但是就当时形势而言，朝鲜尚不能做到。而且 恰在此时，明朝使臣也到达朝鲜。为避免招惹是非，朝鲜方面迄未答复。即使如此，后金都不 予计较，不但对朝鲜方面所处环境表示谅解，而且还于次年朝鲜遣返后金逃人之时，就势送还 萨尔浒战时所俘朝鲜官员数人并再次致书表示感谢。可见，为了争取朝鲜，后金方面表示了相 当的耐心。

对于与后金来往，相对来说，李朝政权则显得颇为持重。不但在外交礼仪上不予国书，而 仅以地方官员名义复书，而且对于后金方面提出的两国盟誓、互不侵犯的要求也不予正面答 复。所有这些，固然是因为长期臣属于明， 一时之间，立场不能骤转，同时也是害怕明朝政府知 道此事，导致被动。虽然如此，作为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一方，李朝政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后金 入犯。因而，对于与后金外交往来，可以说是极端重视。如对于萨尔浒战后后金方面首次来 书，朝鲜方面刚刚收到，光海君即下令二品以上官员讨论复书内容、形式。为了不致复书过迟， 惹恼对方，招来兵祸，光海君还几次催促复书。后来，对于后金方面的几次来书，也莫不如此。 其次，对于后金方面的一些要求，即使无法满足，也是说明情况，争取谅解，或者采取其他方法 予以弥补。如对后金方面首次来书，虽然仅以地方官员名义复书，但却称对方为“贵国”,并表 示：“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对后金政权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当年七月，后金方面再次来 书，要求两国盟暂、互不侵犯。对此，李朝政权无法做到，但却反复表示：“两国相好，唯在信义， 何必形诸文字。”为了替自己迄未复书作出解释，也实事求是地解释，是因为明朝使臣前来， 不便复书。在此同时，还将逃往朝鲜的后金逃人送回后金，以示友好。再次，是厚待来使，馈送礼物。前此，在李朝君臣心目中，建州夷人等同犬羊禽兽，凡有使者前来，不许过江，而仅令其 于江西结草庐以居。而在萨尔浒战后，只要有后金使者，必然迎请过江，宿于馆舍并享以盛馔， “握手开怀，酌酒赠物，期得其欢心。”以致使者回到后金，盛称朝鲜接待“有倍于前”。在此 同时，还向后金方面致送礼物。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朝鲜方面初次复书后金，即致送“白芋布六 端，白纸十余束，绵布十余端。”次年正月，又以姜弘立家属名义向后金方面致送其所奇缺的 布匹、纸张、食盐等物。对此，后金方面十分清楚，不经李朝政府批准，片纸寸布不得出境。因 而，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友好的表示，从而也大大缓解了后金方面的敌对情绪。最后，值得重视的是，李朝政权不但瞒着明朝政府进行上述活动，而且还公开地坚决拒绝明朝政府再次征兵的 要求。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明朝政府遣使朝鲜，赏赐白银万两并征调朝鲜鸟枪兵数千人从征。 对此，光海君表示，“发兵一事，以今日我国事势，决难从之。”为此，明朝使者几乎磨破嘴皮， 朝鲜方面仍然坚拒不从。本来，后金方面最为担心的是朝鲜再次出兵，利用后金的这一心理， 明朝辽东将帅也制造朝鲜兵分两路进军牛毛岭、万遮岭的传言，干扰后金方面的战略决策。努 尔哈赤也一度信以为真，计划对朝鲜用兵，只是后来得知事实真相，才最终打消了出兵朝鲜的念头。正是由于李朝政权高度重视并慎重处理与后金的关系，同时又在后金最为敏感的出兵 辽东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触犯后金，从而使得萨尔浒战后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个政权的 关系在平稳中良性向前发展。

然而，经过两个政权共同努力所导致的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局面并非一帆风顺。在此期间，由于李朝政权对后金政权始终未予正式承认，后金方面对此十分不满，以武力征服朝鲜的念头不时在后金统治者脑海中闪现。而且，天启元年后金攻占辽东之后，辽东人民成批避乱渡江，并在明将毛文龙等人领导下，不时对后金辖地发动袭击，又使两国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 为了缓和矛盾，李朝政权曾企图将毛文龙礼送出境，但因势微力薄，未能如愿。后来，又派满浦 佥使郑忠信前去通和，但也未能得到后金方面的谅解。即使如此，终光海君在位期间，各守封疆这一原则大致被两个政权所遵守，李朝政权对于后金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和政策，也大致都收到了成效。

四

对于萨尔浒之战前后，李氏朝鲜对于后金政权的政策变化，可以大致评述如下：朝鲜李朝光海君在位时期，中国东北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明朝政权的不断削弱，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于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公开揭起了反明的旗帜。面对明金对峙的局面，为了维护本国安全，朝鲜方面必须正视现实，不只以前剿杀、控制女真的政策已经过时，就是将 其与己一起视为明朝藩属，各守封疆、保境安民也无法再行继续。形势的发展需要李朝政权重 新审视自己与明和后金的关系，调整政策。萨尔浒之战前后，李朝政权对于后金的一些外交活 动即显示了这种政策变化。最初，这种变化不只是暂时的、策略性的，同时也是痛苦的、艰难 的。而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则逐渐发展成为长期的、固定的、自觉的政策。这一变化，历经二 十余年始告完成。因而，萨尔浒之战以及其后李朝政权对后金政策的变化，对于当时和此后长 时期的中朝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争，一个正确的政策推行中间或有曲折和间断，但是因其符合现实需要，最后必将仍然回到这一政策上来。光海君时期，李朝政权主动调整与后金政权关系的政策，虽于本政权、本民族有利，但却为政敌所利用并成为自己被推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此后一个时期朝鲜与后金关系的逆转。直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由于后金入侵， 李朝政权才被迫改变政策，重新回到光海君时期开始的与后金修好的政策上来。

来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