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校外教培机构60年：兴起、打压再到合作

日本也是一个校外培训大国，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遍地开花到人人喊打的阶段。

第一章 兴起

日本私塾的历史

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被称为“塾”，也就是私塾的意思。走在日本的街头，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塾。据统计，日本共有超过55000家招收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以补习课程或升学考试培训为目的的校外培训机构，被统称为学习塾。而培养兴趣爱好、英语会话的私塾更是多如牛毛。

日本是一个私塾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最早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平安时代。那个时代的私塾只是教贵族创作和歌等文艺作品。平安时代过后，日本进入了武士时代，战乱连连，教育自然被忽视，塾也凋敝了。

但是到了约400年前的江户时代，塾又重新兴盛起来。在江户时代，吉田松阴、杉田玄白、大盐平八郎及福泽谕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设了自己的私塾，也有更多的杰出学者和感动时代的人物都是出身私塾。当时也有不少有名的私塾，像松下村塾、兰学塾、顺天堂等，其中一些私塾后来改制为大学，一些被大学合并，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助推器。

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的寺庙就承担了私塾的责任。私塾主要是为富裕阶层提供教育，而寺庙则负责平民子弟的教育。其中6~7岁的小孩是住在寺庙里学习、生活的，所以这些小孩被称为“寺子”，即寺庙的孩子（寺の子）的意思。到了江户时代，为了推广平民识字教育，这种平民教育机构搬到了住宅区的街道上，不再设置在寺庙里，但“寺子”的叫法却沿用了下来，这些机构就被称为“寺子屋”。

但不论私塾还是寺子屋仍旧属于传统的识字教育和儒家道德教化功能的私塾，到了明治维新之后，这些私塾转型成为了学习现代知识为主的机构，注重能力培养。随着明治政府引入了现代的考试制度后，开始出现了与现代私塾相同的教育机构。

现代私塾的兴起

随着现代考试系统的引入，具有提高学习能力和弥补学校课程理解不足的学习塾受到了青睐。

战后第一批婴儿潮一代在1960年代前后参加初中和高中考试时，考生人数一路增加。这是因为许多人不再愿意依靠农业和渔业生活，而是想要去公司当上班族。进入公司就需要较高的学历，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教育背景会影响就业地点和工资收入，父母自然希望他们的孩子取得高学历。

在这段时期，日本学习塾的数量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被称为第一次私塾热潮，在当时的报纸、电视上，这种景象也被称为“乱塾时代”。此时此刻，面对学历社会里激烈的考试竞争，许多学生不得不依赖各种学习塾补课。

到了1970年代，出现了与我国现今状况相似的局面，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受到过度关注。当时还诞生了一个名词“落ちこぼれ”，字面意思是“跌倒”，实际指的是那些无法跟上学校课业、完全丧失学习意愿的学生，并且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强化入学考试技巧的“学习塾”此时却成长了起来，不仅有私人运营的，还出现了由企业运营的学习塾，迎来了所谓的第二次私塾热潮。私塾可容纳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造成日本战后私塾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处于中华儒家文化圈内的文化影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日本与中国、韩国一样，非常重视读书学习，所以上私塾补习功课受到广泛的认同。在2014年的《学习基本调查·国际6都市调查》中显示，北京·汉城的小学生上校外培训机构的人数都超过了七成：北京为76.6%、汉城为73%，东京也有51.6%的小学生上私塾学习。但在学习内容上，东京上私塾的小学生超过一半开展的是体育运动，而北京与汉城主要是学习外语。欧美国家则与之相反，在赫尔辛基、伦敦、华盛顿特区，课后去私塾的小学生都不超过3成，华盛顿更是低到只有7.2%。而上私塾的小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学习体育、音乐等。

二是教育投资回报的吸引。在日本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是一段高速经济发展期，进入公司就职就意味着高收入，并且因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公司工作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生活。但直到90年代之前，日本每年能够进入大学的人只有四十多万人，要知道那时候正值战后第一批婴儿潮的孩子成长起来，每年都有150万人左右完成高中学业。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十分热衷于将孩子送进各类补习班。

尽管90年之后，大学升学率上升，每年入学人数突破50万，但又碰上70年代初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儿的高考时期，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高考适龄人口，所以1993年也达到了通塾率的顶峰。在日本文部省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影响下，加之日本人口出生率开始不断下降竞争力减小，使得93年之后通塾率有所下降。但由于2002年日本全面实行中小学双休制，引发了日本家长对孩子学习竞争力下降的不安，通塾率又重新上升。

其实日本家长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并不比中国家长看得开，在50年代-70年代，日本中小学生同样面临着我们当下的”校外培训过热“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日本的高等教育还在恢复，教育资源不足，招生名额相对稀缺，升学率只有37%上下。在日本这样一个学历社会里，为了能进入好的公司，日本家长只有让孩子参加私塾学习以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

到了70年代中后期，学习塾过热引发的问题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了全面的批判。

第二章 对学习塾的全面批判

从1975年开始，中小学生热衷于上私塾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国会议员们也经常针对此事进行议论，使得文部省认识到自己对学习塾的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掌握，并且承认，由于包括学习塾在内的各类私塾运营不在教育行政管辖范围内，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1976年，为了掌握社会上私塾及学生通塾的具体情况，日本首次实施了关于学习塾现状的全国性调查---《儿童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情况调查》（简称76年调查）。该结果的初步版本于1977年3月11日发布。第二天（1977年3月12日），日本三大主要的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同时刊登，引起了很多社会关注。

一周后（同年3月18日），文部省中小学教育局局长通报了《针对儿童的校外学习活动的调整》（简称为“调整通知”） 。在《调整通知》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学习塾的问题，更多地认为是学校教育层面出现了问题。

教育部门承认：“关于当前学校教育中的内容和学习指导，有许多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随后，日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课程指南的修订（1977年），禁止学校教师在私塾兼职（1977年）、实现40人的班级（1980年）（今年开始小学一年级实现35人班级）以及后来的“关于公立中学招生”的通知（1984年），都被视为围绕《调整通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除了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改革外，日本的教育政策中一直对学习塾开展批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

在《76年调查》过后十年的1985年，日本文部省又展开了第二次相同的调查，被称为《85年调查》。同时文部省还设立了一个叫研究合作者会议的机构，根据《85年调查》公开审查学习塾的运作方式及相关对策。

1987年该机构公布了研究成果《研究合作者关于儿童课外学习活动的实地调查的会议报告》（以下简称会议报告）。在《会议报告》中，日本的教育相关部门首次公开、直接地针对私塾补习问题进行批判，认为儿童在私塾学习不仅影响到了儿童的健全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

在该报告中还列举了私塾的九大“罪状”：

一、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

二、孩子娱乐与生活的体验不足；

三、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四、孩子的自主学习意识不强、逻辑思考能力不足；

五、不利于在校期间老师对孩子的学习指导；

六、孩子不参加学校的教育活动；

七、造成孩子生活习惯的混乱；

八、造成家长的经济负担；

九、由于私塾的夸大宣传和不合理合同造成的纠纷。

尽管在85年调查中明确提到了私塾的不良影响，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日本教育部门无权管理市面上的各类学习塾，碍于宪法和司法实践层面的限制，更是不可能对学习塾进行整顿或关停。文部省只能向家长和学习塾呼吁，请大家配合学校教育，在私塾教育过程中，不要贬损学校教育。

日本政府无法直接整顿或取缔私塾，只能以完善学校教育和入学考试制度为着手点，减少学生上私塾的需求。例如学校和教育部门还推出《补充指导》，推动学校在放学后对中小学生进行补习，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教育部门还大力推行各种校外活动。在《会议报告》中针对影响孩子娱乐与生活体验这一问题特别强调：为加强社会教育，各社区应当为儿童的体验活动创造机会。

文部省从1988年开始又实施《国、私立初高中学校入学考试问题的调查分析》，并由此开展入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日本为了解决私塾过热问题，企图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来消灭学习塾的生存环境。在这过程中促进了“宽松教育”的实施，也为日后的“宽松世代”争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宽松教育政策

1957年，斯普特尼克危机爆发，迫使西方国家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到理工科教育当中，日本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填鸭式教育”。这种教育不要求学生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只需要背诵记忆，高密度的课程设置如同新干线的时刻表一样，被称为“新干线课程”。这种模式很快引起了批评，其中被诟病最多的是学生在考完试之后就将教育知识点忘光，事实上教育并没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力，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剥落学力”。

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师工会（日教组）提出了“宽松教育”，对“填鸭教育”展开了大规模的批评。有了解决校外私塾过热问题的现实需求，“宽松教育”政策得到了推行。1980年日本修订了学习指导纲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精选、减少上课时长---小学减少了210个小时、初中减少了385个小时---减少的课时改为课外活动。学习塾过热问题本身就是“填鸭教育”的伴生产物之一，不在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方式和升学选拔制度上做出改革，对学习塾的追捧就不会消失。在推行“宽松教育”之后，各类补习班、升学辅导班积极利用广告和大众媒体开展营销活动，以应对开始下降的通塾率。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传媒向学生家长宣传“宽松教育”会带来的危害、散播焦虑情绪（这些家长接受的是“填鸭教育”对“宽松教育”有不信任感）。

2000年开始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中，日本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似乎印证了“宽松教育导致日本学生学习能力下降”这一观点。针对这一论调，也有不少大学教授持相反态度，认为“学习能力下降”是一种错觉，造成PISA排名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参加测试的国家数增多了。广岛大学的森敏昭在调查了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的调查结果后也认为，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总体上还是保持了良好的水准。

日本社会对“宽松教育”后果的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直观上来看，推行该政策后，学习塾的热度有所下降，日本的中小学生有了更多的体育锻炼和自由思考的时间。

当学生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后，学校教育又无法满足新的教育目标的全部要求，于是日本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开始寻求和解与合作。

第三章：合作

批评但接纳

到了1980年代后期，社会上对学习塾的批判观点也是越来越多，各方也提出了花样众多的取缔方案。也是在此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在批评私塾的同时应当允许私塾与学校教育同时存在。这一观点的产生其实在全面批判时期就开始萌芽了。1984年，在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即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简称临教审）”。临教审的成立旨在改革教育，以减少公共开支，创造新市场和扩大内需。成立后，临教审就开始在教育政策方面对补习班进行积极的讨论，并重点讨论了“教育的自由化”，将“强调和发展个性”作为口号，将“教育个性化” 。

最初，教育自由化的理论旨在通过放宽建立学校的标准和增加参加者的数量来使学校教育多样化，此时的私塾被认为是义务教育自由化的模式而受到关注。因为私塾不受政府约束，家长儿童基于市场原则选择私塾，提升了私塾之间、讲师之间的竞争力，是教育自由化理论下的理想教育制度。

不过，随着教育自由化的内涵从“义务教育自由化”演变为“个性主义”之后，关于私塾模式的讨论就中止了。

尽管日本开始重视“个性主义”了，但由于学校教育制度的局限性，难以满足儿童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并且终身学习的趋势不断增长，提供的教育机会越来越多，“学校与私立学校等私立教育产业之间的关系”被要求重新考虑。针对这一问题，临教审提议对以“过渡到终身学习系统”为中心的教育体系进行全面重组，以摆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基本方向是组建“新的灵活的教育网络”，学习塾也作为这个网络的组成部分纳入。但是学习塾仅被列为“信息、教育、文化产业等中的教育活动”之一。

临教审成立后，私立教育企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1988年，内阁颁布了《部分修订文部省组织令的规定》，并在文部省内设立了一个新的终身学习局，负责私人教育企业的协调部署工作。随后，文部省和学习塾团体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双方的交流开始得到促进。1991年日本还颁布了《终身学习促进法》，以终身学习审议会为中心，开始讨论私立教育事业的应用的议题。199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以“宽松”和“生存力”为教育政策理念讨论了教育的未来，并发布了《关于日本面向21世纪的理想教育方式（第一次答复）》（即96年答复）。可以说“生存力”教育的提出，是日本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明确了日本的教育目的，也就是应当教育怎样的新一代日本年轻人。

现行的生存力新定义共分为三个方面：可靠的学习能力、丰富的人性、健康与力量。具体来说就是：

• 学习能力要求能够习得基础知识和技能，并能活用这些知识技能；能够自主思考、自主判断、自主表达；能够积极应对各种问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 人性要求能够自律、与他人合作、与他人共情。

• 健康力量是希望拥有健康体魄能够顽强生活。

《96年答复》中并未提及学习力

这样多样化的教育目标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完成不了的，于是日本教育部门开始提出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合作教育。

1997年，终身学习委员会就“改善当地社区环境以促进年轻人‘生存力’的措施”进行了协商。当时的终身学习局局长指出，虽然补习班过多造成了有害影响，但它在支持该地区儿童的多样化学习活动方面不容忽视，希望大家能从正面讨论其存在的意义。《96年答复》可被视为文部省对学习塾认知态度的一次转变。此时文部省与学习塾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极大的缓和，但代表正式和解并接纳私立教育企业的标志是1999年的终身学习审议会的一份《生活经验和自然经验培养日本儿童的心（答复）》的文件。在这份被称为《99年答复》的文件中，一方面指出，私塾教育过热，难以培养日本小孩子的生存力。另一方面，在“民办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节中承认，私立教育事业提供了各种学习机会，并且可以在校外学习，满足与学校教育不同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最重要的是，“包括学习塾在内的私人教育企业应当基于学校教育的基础之上，培养孩子的生存力，提供自然体验与社会体验的项目、创造性的体验活动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支持项目，而不要一味地训练针对入学考试的技巧。”

接纳与合作

进入2000年之后，日本行政教育界与私立教育团体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对学习塾的批评也逐渐减少。

一方面，日本学生在连续几次的国际学生学习能力测试中排名下降，引发对学习力下降的担忧。2008年日本政府反思了宽松教育下对学习能力的过度放松问题，正式提出“脱宽松教育”，修改并颁布了新的学习指导纲要。新纲要重新提及了对学习能力的要求，私塾教育的需求又重新被重视。

另一方面，99年答复之后，政府与民间教育合作顺利进行。无论扩展学生的体验活动还是作为提升学力的补充，私塾教育正逐渐融入日本的社会教育体系当中，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日本学界与政界依然在讨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合作课题。日本目前既不是实行“填鸭教育”，也不再实行“宽松教育”，而是在摸索着实行有日本特色的“生存力教育”。在推进“生存力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完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如何协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冲突，切实做好培育合格的下一代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从战后开始，私塾的发展历经爆发、打击、宽容与接纳，最终走向与学校教育的和解与合作，同时也是日本社会对教育理念的探索过程。日本政府没有选择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打压私塾，而是通过不断调整教育理念、方针，推动教育改革，寻找学校教育与民间教育的平衡点，最终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文章来源：教培研究 玄米香茶】

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历经60年之后，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合理定位，为日本社会的全民学习提供教育资源，为日本社会保持活力与创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人生这份试卷，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无需自我设限。

思考越深入，答案就越精彩，出路也就越多。

8月22-23日，中国音乐教育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简称：中国音乐教育产业大会）将在湖南长沙举行，和全国各地音乐艺术教育机构校长，共商行业大趋势及未来前景。主要课题如下：

1、音乐艺术教育机构代表校长高峰论坛主题：

A、少儿音乐艺术的前景趋势

B、成人音乐艺术的前景趋势

C、校外音乐艺术教育政策的解读

2、少儿艺培市场缩减50%，音乐艺术学校如何“玩转成人音乐艺术”，案例解析

3、音乐艺术疗愈市场前景及案例分享

4、中国音乐艺术教育机构6大商业盈利模式解析

5、中国音乐艺术教育机构5.0时代的商业运营架构

6、音乐艺术教育机构薪酬类别与定价关系

7、解密艺培机构“活动”背后的盈利价值

8、琴行如何在培训和销售市场中突破重围

9、音乐艺术教育机构如何通过抖音/美团，进行有效招生

报名方式

扫码进群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