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对俄国有何影响？中央集权制度和教权依附君权

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中，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地理因素，早期的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后来，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努力下，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

没有治国经验的大公们，也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友好关系，学到了治国经验。因此，拜占庭帝国对早期罗斯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集权和宗教依附于君权思想上。

以罗斯公国制度为基础的俄罗斯政治制度也深受拜占庭的影响。一方面，尽管彼得大帝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但在拜占庭帝国影响下建立的集权制度和思想并没有被抛弃，而是深深扎根于历届沙皇的心中。

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影响下建立的政教关系在俄罗斯始终保持静态关系，即教会为政权服务，甚至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可见拜占庭帝国对俄罗斯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受拜占庭帝国影响的中央集权制度

1。罗斯统治下的大公在基辅的权力

基辅罗斯时期，大公的权力与后来的沙皇有很大不同。一是权力范围差距较大，二是权力信念程度差距较大。从大公的有限权力来看，中间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在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并将这套专制思想和制度传给了俄罗斯。可以说，拜占庭是罗斯和未来俄罗斯集权专制思想和制度的温床。

东罗马和西罗马分裂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罗马帝国深受拉丁文化的影响，东罗马帝国深受希腊东正教文化的影响，夹杂着东方专制文化的影响。拜占庭帝国很快建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官员和人民都成为君主的奴隶，

陈志强在《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庭文明》中记载：“（君主）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免官员，没收贵族财产：他是帝国的最高立法者。”在传入拜占庭文化之前，基辅大公的权力非常有限。

大公往往是由贵族选举产生的，因为他有能力带领人民通过小贡巡逻系统获取生活源泉，为人民提供安全保障。索尔贡在巡逻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考虑甚至听从守卫的建议。

罗斯在基辅建立后，为了限制大公的权力，在10至14世纪成立了城镇议会，称为“Vecher”。它是大贵族为了限制王子权力而设立的机构。权力，大公必须与公民签署协议。

可见，弗拉基米尔大公即使实现了“罗斯的洗礼”，也不能独断专行。他只是从早期被亲军势力控制，变成了被贵族和公民控制。

基辅罗斯时期，大公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往往是战争期间。在此期间，大公可以拥有特殊的权力。这种力量的唯一限制是击败敌人的前提。总的来说，罗斯时代基辅大公的权力非常有限。

2。沙皇专制时期的中央集权

沙皇专制时期，俄罗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是合法的，有法律和宗教支撑。在沙皇建立专制制度之前，罗斯的诸侯们就已经深受拜占庭帝国专制色彩的影响，试图将专制制度引入罗斯，但对于以何种形式引入专制制度存在分歧。

有的大公将崇尚统治者最高权力的法律经典引入罗斯，有的直接将拜占庭专制引入罗斯，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只有伊凡雷帝成功了，因为专制主义是以沙皇军队为基础的。

伊凡雷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也是第一个真正将拜占庭专制制度引入俄罗斯的人，因为他在位期间掌握了拜占庭皇帝建立专制制度的核心能力，即就是，军队和君王神授的权利，只有这样沙皇才能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1549年至1560年，伊凡四世为了统一南北诸公国，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依靠人才，我们还建立了常备军，使这支军队成为沙皇的军队。

《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伊凡四世强化了中央集权，也到处宣传沙皇权力的合法性，正如任光轩在《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中记载的那样：“如果没有沙皇，基督徒就没有一个国家”。教会，因为天国和教会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和相互关联，以至于它们彼此不能分开。圣沙皇在教会中地位崇高，他不像那些领主、大公。”

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历代沙皇的统治思想中，并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而逐渐巩固。

教会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作用

1。王权神授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影响

俄罗斯政治制度最显着的特点是中央集权体制。这是俄罗斯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也是欧洲国家拒绝承认俄罗斯西方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权神授和军队共同支撑中央集权制度，教皇赋予沙皇统治合法性，教会在精神上帮助皇帝巩固政权，这与拜占庭帝国非常相似。

不仅如此，教会还会向拜占庭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俄国宗教史》记载：“教会立法者转向拜占庭的原始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制定法律规范。”

王权神授对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首先，君权神授使中央集权制度合法化。在王权神授制度中，沙皇是上帝在世的代表，负责管理社会秩序。凡是服从上天安排的人，也必须服从沙皇的命令。

其次，君主神授的权利奠定了俄罗斯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基础，即教权归于于君权。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属于宗教权力对于君权的依附，因此受其影响的俄罗斯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了政教关系。代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教会依靠君权神授的理念让民众承认沙皇的集权制度，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因为教皇和沙皇处于荣辱关系中，教会可以在精神上“驯服”人民，沙皇可以在肉体上“征服”人民，两者的配合共同构成了专制政体的基础。

2。教会分裂：远离沙皇的尼康宗教改革

乐风的《俄国宗教史》记录了政权的发展，“国家政权不仅要求教会服从和履行其义务，而且试图将教会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这种关系高于教会的权威。同样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

沙皇与教皇关系融洽，但由于沙皇掌握实权，教皇没有必要巩固政权。相反，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任命一个政府性质的沙皇，这种听从沙皇政府命令的倾向在尼康的改革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尼康是罗斯的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但他可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虔诚的东正教徒，因为他对财富和权力的热爱远远高于他作为东正教徒的虔诚。

尼康在礼仪改革中主张崇高的宗教权力于君权，具有浓厚的教权主义色彩。结果，尼康不仅变法失败，还为自己付出了代价，后来被流放到北方的一座修道院里度过余生。

从尼康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沙皇愿意与教皇合作的前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旦教皇威胁到自己的权威，沙皇也会放弃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就像尼康的命运一样。

沙皇的选择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主要是受8世纪拜占庭帝国圣像崇拜运动的影响，教堂和修道院的圣像和圣地被毁，教堂财产被没收。

从这个角度来说，沙皇对尼康的镇压是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因此，国家与宗教的合作并不是固定的。它的存在是基于教会对君主的忠诚。一旦这种忠诚变成威胁，君主就会镇压。这也是拜占庭和俄罗斯君主的共性。

总结

由于俄罗斯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其政治、法律、文化、国教关系等都带有拜占庭色彩，但政治制度的影响最为明显，表现在中央集权制度和依附关系上。宗教权力对君主政体的影响。

从早期的基辅罗斯开始，拜占庭帝国有意无意地通过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培养”罗斯的国家，而罗斯的诸侯们也在积极向拜占庭帝国学习。当坦蒂诺堡陷落时，莫斯科自称为“第三罗马”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毕竟，是拜占庭帝国“培养”了它的继承人。

俄罗斯一直存在东西方之争，如今已演变成俄罗斯罗斯国家洲际身份的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向东看，而蒙古的征服是俄罗斯人第一次第二次向东看，可以说，前者的基础性作用塑造了俄罗斯罗斯文明中的东方属性。其中包括“政治”和“宗教”中的东方色彩。

参考：

《往年纪事》

《俄国宗教史》

《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

《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庭文明》

《俄国史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