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儒莲 汉学界最高奖项“以他之名”

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年），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一生，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有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译著成果颇丰。儒莲是赫赫有名的汉学家，为法国汉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另一位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称他为“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1872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设立了被后人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旨在奖励汉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是什么样的求学背景塑造了儒莲的学术品格？又是怎样的学术贡献让他享誉国际汉学界？

▲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图片来自网络）

儒莲出生于18世纪末，当时的法国民众对中国这个古老且神秘的国度初燃热情。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展了汉学系列讲座，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走向专业化的道路。此时的儒莲非常年轻，决定追逐时代的洪流，跟随已获得汉学教授职位的雷慕莎学习汉文和满文。在此之前，他已经学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梵文，有着卓越的语言学天赋。

雷慕莎去世后，儒莲继任主持汉学讲座。1840年，儒莲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副馆员；1854年，他成为法兰西公学院的理事，兼任数职。儒莲一生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包括文学、哲学、宗教、农工、科技等多方面的典籍。他在汉语研究和教学方面颇有心得，归纳出了有助于阅读和翻译古文汉语的词位规律。他个性强势，经常以不留情面的尖锐语言攻击与他观点不同的学者，这一性格虽为人诟病，但他在翻译与汉学研究方面的高度有目共睹。

通俗文学类典籍

通俗文学能反映出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也体现出渗透其中的世俗人情。儒莲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对中国通俗文学的注目。儒莲视小说和戏剧为了解真实中国的媒介，一生中翻译了10余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作品。他于1824年翻译了《复仇豹》，1827年翻译了《孝顺的英雄主义》，1830年翻译了《家庭的画像》（选自《三言二拍》），1832年翻译了戏剧《灰阑记》，1834年翻译了戏剧《赵氏孤儿》和小说《白蛇精记》，1835年翻译了《功过格》，1860年完成了《平山冷燕》，1863年重译了其师雷慕莎翻译过的《玉娇梨》，1873年翻译了经典戏剧《西厢记》。

在翻译过程中，儒莲尽可能地还原故事与文字的全貌，试图使作品承担起文本传播者和语言文化教授者双重角色，对于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典故以及沉甸甸的高深词语，他尽量在注释中解释清楚，帮助西方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此外，他还对小说中的历史错误进行勘误，如在《平山冷燕》的翻译中，原文“昔唐婉儿梦神人赐一秤，以称天下之才”，儒莲指出梦到神人赐秤的是当时正怀着上官婉儿的母亲，并非婉儿，这一史事见于《旧唐书?上官昭容传》，可见儒莲涉猎史书之广之准确。

通俗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法国，受众非常广泛。《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上半叶已由马若瑟译成法文，伏尔泰还将其改编为新的戏剧《中国孤儿》。儒莲翻译的作品《赵氏孤儿》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翻译了《灰阑记》，该作品带给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以灵感，后者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有趣的是，《高加索灰阑记》广泛传播，又在20世纪末被搬回中国舞台，起到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作用。

哲学类典籍

儒莲对儒、释、道三教的作品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1824年，刚随雷慕莎学习没多久，儒莲就尝试将《孟子》译成拉丁文，这也是他汉学翻译的首作。

儒莲对《道德经》的翻译始于1826年，雷慕莎此前已经发表过有关老子及其学说的论文，这也激发了儒莲继续研究的好奇心。《道德经》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堪称晦涩难懂，儒莲在翻译途中无数次遭遇困难，终于在不懈努力下，于1841年由巴黎皇家印刷局出版法文版《道德经》。在他之前的汉学家们，尤其是传教士们在翻译《道德经》时，往往受到西方宗教以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就连雷慕莎也试图从《道德经》中寻找中西方思想交流的痕迹，希望证明老子的思想受到了西方哲人的影响。但儒莲认为这些假设并不合理，学者应该致力于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中探寻著书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主旨，而不是在书中找到一些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事实上，他以行动践行了他的观点。在对《道德经》的翻译中，他尽量不改变原文中的词句，如果中文评注的考证需要修改的话，他会给出恰当的解释。如果一句话有多个不同的注疏，儒莲则分别列出供读者参考。儒莲翻译的《道德经》忠实于原文，相对客观地呈现了《道德经》的本意。在法国也是再版次数最多的版本，可谓影响深远。

科技工艺类典籍

19世纪的法国大兴务实风气，儒莲对中国科技工艺类典籍的译介与这股风气有关。儒莲对于有关科技工艺作品的翻译数量极大，远远超过了他所翻译的文学作品。

1830年，儒莲首先翻译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不过他先翻译了其中的一章——《丹青》，将书中提炼银朱的方法发表于《新亚洲杂志》。自此，他不断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先民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智慧。1833年，他选取《五金》《锤锻》的内容进行翻译，并分两次发表于《化学年鉴》。为了了解中国桑蚕养殖的经验，法国工农业部门委托儒莲翻译中国桑蚕技术的有关典籍。于是，儒莲于18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的翻译工作，将译本命名为《桑蚕辑要》。不得不说，儒莲的翻译立下了开创之功，他的翻译作品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俄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广泛传播于欧、美、非三大洲。在全世界发行版本达16种之多，呈现了汉学翻译史上难得的盛景。

儒莲翻译的科技书籍所带来的成效非常显著，欧洲吸取了中国养蚕技术的经验。在造纸技术方面，《天工开物》带给欧洲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从12世纪开始，欧洲人已经学会了造纸，但原料单一，产量稀少，难以应对18世纪后耗纸量激增的状况。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造纸章译成法文并刊登于《科学院院报》。其中提到以野生树皮纤维、竹类及草类纤维多种原料代替原本欧洲造纸业的主要原料破布，还可用各种原料混合制浆。法、英、德等国以儒莲所介绍的原料成功造成了纸，渡过了原料和产量稀少的危机。

此外，儒莲还受赛夫勒皇家陶瓷厂所托，翻译了《景德镇陶录》。该书记载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历史、工序、种类、运作等多个方面，这对于一位从未去过中国的学者来说难度相当大。儒莲在翻译《景德镇陶录》之前，法国就对中国瓷器制作方法十分好奇，18世纪初，传教士殷弘绪游学景德镇探听制瓷方法，但法国对于中国瓷器的仿制一直不得要领。儒莲结合《陶说》《浮梁县志》等典籍，对《景德镇陶录》进行了深度翻译的尝试，将文本翻译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之中，译介本出版于1856年。《景德镇陶录》的翻译为法国了解中国的陶瓷文化发挥了桥梁作用，使中国制瓷工艺在法国全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语言学成就：《汉文指南》

一直以来，儒莲的译文以精准、严密著称，这与他的语言学修养相关。他在语言学上的天赋毋庸置疑，这样一个天才正是在学习希腊语的途中偶然接触了雷慕莎的汉学讲座，被汉语的魅力深深吸引，从而放弃希腊语的学习并迅速投入到汉语的学习中。此后，他在法国汉语领域属于权威般的存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曾经和雷慕莎另一位得意弟子鲍狄埃展开过长达6年的学术争论，他的论文还被收进汉语教学作品《汉文指南》之中。

儒莲在汉语教学上有着自己的规划，他希望打破汉语难度极大的刻板印象，将汉语打造成一门科学规范的学科。《汉文指南》正是儒莲为了实现系统规律的汉语教学所编写的语法类教科书。在编写《汉文指南》时，儒莲舍弃了儒家等先秦经典，别出心裁地选用了通俗类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作为例文，取材包括富含哲思的《喻林》，也包括他与鲍狄埃争论已久的《大唐西域记》，还包括传播度极为广泛的《赵氏孤儿》。儒莲常常用满语补充注解汉语的词义难解之处，这为西方学生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的多元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汉文指南》论证了儒莲阅读中国文献典籍时总结出来的“词位规律”，帮助学习者厘清了汉语的语法结构。

《汉文指南》不仅从语言学角度，也从思想性方面，带给欧洲人学习汉文的新启发，使他们暂时摘下了对“未开化民族”的有色眼镜，走出西方的语言逻辑，实打实地了解汉字和汉文化。某种意义上，《汉文指南》在帮助欧洲汉学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怪圈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儒莲的译介作品数量巨大，成绩斐然，在西方专业汉学兴起的道路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时代的局限性以及欧洲与中国之间交通的闭塞，儒莲的翻译或有原本收集不全、理解不够深刻等导致的错谬，但瑕不掩瑜，在19世纪能作出如此精密准确的翻译的汉学家并不多，儒莲可谓独占鳌头。后来，儒莲与戴密微、沙畹被誉为法国的“汉学三杰”。

为了纪念儒莲的学术贡献，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决定设立“儒莲奖”，终于在他去世前一年（1872年）设立，至今仍未间断，被称为“汉学界诺贝尔奖”。有多位中外学者获此奖项，包括我国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文史名家饶宗颐、北京大学教授杨保筠、西夏学家李范文等。时光荏苒，儒莲的开拓精神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代的汉学家。儒莲奖作为汉学界的最高奖项，激励着广大汉学研究者为发展和传播汉学而努力。（完）（原标题：法国汉学家儒莲：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

作者/ 蒋爱花 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