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鲁惟一：“惟一”一个在剑桥研究简牍的人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中国史前史、中国秦汉史和汉代简牍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他把从古文书学的角度研究汉简的方法推向新的境界。鲁惟一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著述主要有：《汉代行政记录》《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汉代的中华帝国初期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等，主编并撰写《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古代史》等。鲁惟一在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汉学界有着非常高的声誉。

与汉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2009年10月30日早9时，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开幕。年龄超过80岁的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在大会上作了学术发言。（图片来自中新社）

鲁惟一出生于1922年，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简牍研究学家，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他先后就读于剑桥珀斯中学、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二战前夕，鲁惟一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西方古典语言。1942—1945年，鲁惟一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接受日语培训，主要任务就是破译日军密码，其间开始学习汉语，1947年与同事莱斯一起被派往北平的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生活期间，鲁惟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开始研究东方文化。鲁惟一回国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语本科学位，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培训汉语口语。学习现代汉语的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古代汉语，为其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语言基础。

1951年，鲁惟一凭借对中国汉代历史研究的杰出贡献获得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本科一等荣誉学位。1956年，鲁惟一留校任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工作。当时的伦敦大学学习汉语的本科生对汉语知之甚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教材也多采用英语、德语和法语版教材。在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中，鲁惟一给学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概论”、个别朝代的专门史等课程，还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专业辅导、学位论文写作指导等常规性工作。1963年，鲁惟一获得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1990年退休。

简牍学研究的开拓者

鲁惟一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居延汉简开始的。即便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居延汉简也是天书般的存在，鲁惟一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他对照古籍史书逐字研究简牍，搜集各类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学术造诣颇丰而被中国国内学术界评价为“汉简研究绕不开的人物”。而鲁惟一本人对此却始终谦虚低调，他曾表示：“对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鲁惟一在某次采访中谈及自己的中文名字：“在剑桥从事简牍研究的我是‘惟一’的一个”。

在简牍学研究中，鲁惟一最重量级的作品是《汉代行政记录》。该作品是鲁惟一在他1963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就的，这本书对居延汉简进行了集成分类研究，推动了汉简研究走向深入。继敦煌汉简之后，居延汉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它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为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居延汉简研究材料极为匮乏，鲁惟一当时可用的研究材料仅有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等少数几种。鲁惟一说：“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恐怕没有谁研究这些简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某些释文和翻译将长期受到怀疑，完全精确的释文和翻译始终难以企及。”因此，在当时缺少清晰版图和准确释文的基础上，鲁惟一仍然取得了相当规模的汉简缀合成果，实属不易。

在《汉代行政记录》一书中，鲁惟一主要采用了文书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大小和形制，简册的编联方式、笔迹，文书的布局及内容，结合汉代行政实践的特点，将零散的简牍及其残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类简中，通过完整的木简标准，找出残简究竟残缺了哪些部分，而残缺部分又相当于完整木简的哪些内容，借以恢复简册文书的本来面目。在研究中，有些简牍支离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借助于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与相关的简牍排列在一起，往往就会凸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汉简缀合研究的不确定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鲁惟一作为一位优秀简牍学研究者谨慎认真的态度和质疑探索的精神。

任教剑桥大学致力秦汉研究

剑桥大学资金雄厚，汉学教学师资配备较为完善，依托这一平台，鲁惟一与崔瑞德合编了《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本书从最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到翻译成中文出版，前后不过6年时间，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惟一在这部书中承担了导言、前汉、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政府的机构与活动等写作内容，超过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资料和新研究的大量积累，鲁惟一对秦汉史的总体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改观，认为有必要对原来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进行一些内容上的补充。于是，鲁惟一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戴梅可合编了《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以此作为其对《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补充与拓展。鲁惟一将对秦汉史的研究置于英国汉学、西方汉学乃至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为其学术著述、学问成就找到合适的历史方位，给予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对当下西方汉学所表现出的一些趋势和特点，作出更加清晰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鲁惟一获取来自中国的研究资料越来越方便，了解和吸纳中国本土学者最新研究观点也越来越及时，为他在既有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惟一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以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抱持此种学术信念的鲁惟一，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都能够专心学术研究、长期耕耘，注意史料的整理、搜集和汇总，以高质量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历史文化视角。（原标题：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剑桥大学秦汉史大家与简牍学开拓者）（完）

作者/ 郎振婳